，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千条万条渠道，跟现在，过去，跟远近的人或事物接上关系。他们的声音、形象和意义，因而十倍百倍地放大。有时还像原子核被撞击产生爆炸，能量、光线无限地扩大，出现了耀眼的局面。
  我们回到圣灵街时，落日的余晖反射在家里的窗玻璃上。十字架那边的树林里，一抹紫霞映在远处的池塘中……
  不知是否环境的改变，或一时不曾仔细观察，我在圣灵街既看不到树林，也看不到池塘，只看到密密重重的房子。但这一切都没有必要寻根问底。一个艺术家有权利移山倒海，将自己所选择，所梦想的世界呼到眼前来。普氏一贯主张，生活中的素材只具参考价值，作者只是通过它们来体现本人的思想。因此外界的存在是不真实的，只有通过作者思想过滤所产生的作品，才是真实的。价值观念的量度，唯有艺术家手中的标尺才是最准确的。这点在他的文学论著《驳圣伯夫》（Contre
  Saint–Beuve）中阐述得很清楚。
  每次假期都不太长，很快就过完了。他总是带着种种珍贵的记忆，遗憾地离开他所熟悉所喜爱的环境，等待下次假期的到来。在不断地被中断的假期之间的日子，他以一千种方式来咀嚼过去的生活。伊里耶、莱奥妮婶婶的花园、房子，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实的地方，它变成了一面镜子，任何地方都可以将自己的影子反映进去，也可以跟任何地方混成一片。他把它们任意改动，只要房子的墙壁没有塌下来，他就随意将墙壁向四面推开，把房子扩大增高，使它们变得富丽堂皇，以近乎病态的创造力，为房子制造另一座孪生的房子。过去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像夜间升到天空中的烟花，变化无穷，璀璨无比。
  后来呢，莱奥妮婶婶去世了，照射到这所房子上头的照灯改变了色调，它变得阴暗了。父母亲后来又相继去世，他自己也因病不能到伊里耶…贡布雷去，伊里耶…贡布雷于他是失去了。种种变化使房子与疾病、死亡纠缠在一起，记忆也变得忧郁深沉，就像屋子里落下一层厚厚的天鹅绒落地窗帘，上下霎时一片黝暗。普氏那夜行动物般的思绪，纷纷从地穴中钻出，在幻觉和梦境中，像行吟诗人，漫无止境地游荡着。游荡的目的是找回失去时光。而失去的时光就是乐园，普鲁斯特要寻找的，是失去了的伊甸乐园。
  跑了一趟伊里耶…贡布雷，希望捕捉一点关于《追忆》的来龙去脉，哪怕一点星碎影子。人在现实环境中，这样的白眉赤眼去面对普氏作品的原型，只觉得一切太实在，反而显得不太像。明摆着的一楼一室一几一桌，皆显得孤立沉默，没有灵魂没有故事，因此都是尚未完成的。只有普氏给我们重造的世界，以他的见识，心眼，人格参与过的世界，才显出它的好处，才是一个具有艺术生命的世界。说到头来，普氏的本事令我吃惊，是游园惊梦拍案惊奇的那种惊。唯是惊过以后，面对他的作品，虽说字字句句历然，章章节节皆有名色，依然感到无可测量，无可循例，无可分辨，像面对一片大海，能够做到的，只是站在岸边，让浪花泡湿一下脚跟。
  洛蒂的东方情结
  有些作家名声不小，过的却是躲起来的日子，报章杂志上很少看到他们的消息，你不知道他们眼下的生活，在写什么，写或不写。他们像个隐形人，记者也不容易追踪他们。当年的贝克特、史奥朗，或眼下的图尼耶（M。Tournier）、罗美莉（J。de
  Romilly）就是这样。他们一如画家德加（Degas）所说：“我愿意著名却不为人所知。”
  皮尔·洛蒂（Pierre　Loti
  1850—1923）却是另外一回事。你看他一身的奇装异服，分明是要将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他身上。比之跟他有过法兰西学院席位之争的左拉，比之同样到过中国，以中国为题材写过一些作品的克洛岱尔，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却比他们更为引人注目。他生前像演员，一个台上台下都穿戏服的演员，因而被同时代作家，如龚古尔、布雷东、巴雷斯甚至马尔罗讥笑为：“疯子小丑”，“白痴”，“蛙蛇”，被指为“天真而狡猾，细腻而原始”。现代人一旦提起洛蒂，总是首先从他的奇异装束切入。洛蒂，这头怪物！
  都说文人相轻，捡了人家一根头发丝，也可以分成十二份，放到显微镜底下。作家为什么一定要愁眉苦脸？洛蒂尝试的勇气，不也可以成全他的魅力么？服饰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品味或某种指导思想，洛蒂的怪异服饰包裹着的，难道只是他的肉体么？
  在罗什福尔城的洛蒂故居，跟他的服装一样，也是文坛上一个经常的话题。洛蒂疯了不成，将一个东方世界搬到西方来了！罗什福尔城的楼房式样平淡简朴，富丽的建筑物极少，故居的所在地皮尔·洛蒂街更加如是。但当你跨进第141号门，却恍如去到另一个世界，你不敢相信里面的瑰丽浮华，眼下一切，只能与最奢侈的舞台布景相比。它充满东方色彩，尤其阿拉伯色彩。土耳其厅，以十七世纪的马赛克砌成的阿拉伯睡房，为接待埃及公主，还在屋顶上树立了清真寺塔尖。沙发、椅子、床铺到处堆满织锦、绫罗绸缎；其中一个室还安置了一间回教教堂，这间小教堂是他从达马斯以一万五千金法郎购回来的，这笔金额相当于他数年的军官薪俸，由走私客给他运回罗什福尔城。小教堂的墙壁圆柱，皆以马赛克花瓷砖砌成“一千零一夜”式的图案，地上放着巨型的铜制烛台、东方地毯、跪垫、笼箱。就连“文艺复兴厅”、“歌特厅”，都塞满了从东方携回的物件。整座房子神秘缠人而令人眼花缭乱，一如他多变的灵魂与浪迹生涯。它像一个匣子，里面塞满过去的记忆。“我呀，不知出于怎样的遥远或史前的返祖现象，我总觉得自己的灵魂是半阿拉伯式的。”他说。
  洛蒂的母亲将他金贵成暖花房中的一朵花，从小让他学弹琴，学画画。却不曾想到，这个孩子梦想的是大洋，是风，是浪，是远方世界，是另一片天空。罗什福尔既然是港口，海边的人与海总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他的叔父死在海上，长兄是海军军医，也死在南中国海。这位长兄每到一处地方，就将自己浪迹天涯的故事向小兄弟讲述。十六岁那年，他进入了海军学校。成为军官不久，就一直航行到波利尼西亚去。新的地平线开拓了他的视野，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乘着风帆加蒸汽的军舰，尽管向陌生世界走，走遍了太平洋、大西洋等五个大洋和沿海地带，从土耳其、埃及、波斯、印度，直到印度支那、中国、日本……军舰在海上行进时，他在舱房里接见水手，跟他们一起操作，船只一旦靠岸，就上岸去找女孩子。
  一切就从一个浪漫的镜头开始：有一天，一个芳名阿姬亚黛，戴着“差多”头巾的女孩子，走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海军军官于连·维奥（Julien
  Viaud）的房间里，一段罗曼史就这样开始了。
  皮尔·洛蒂到军舰启碇，这对异国情鸳只好分离。几年后，维奥再到土耳其去找她，惊闻她已经去世。维奥到坟场去，找到她的坟墓，倒地去亲吻泥土，“那里该是她死去的面孔。而今天，现在，这是最后一吻；我让一种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来排解，可能是无限的死亡背景，一种让我的不负责任的目光包围着扩大着的荒凉魅力，那就是我来拜霭这个坟墓的一幕。”然后将她的墓碑起了回来，就放在这座房子的回教堂里。他与妻子、孩子，就跟这个墓碑一起过活。1879年，维奥以洛蒂的笔名，发表了《阿姬亚黛》（Aziyadé）这部自传式的小说，记载这段异国恋情。故事开始时，一个海军军官在土耳其的沙洛尼克城，从一个窗格里看到一张贵妃般美丽的面孔。军官与这位芳名阿姬亚黛的女孩子共坠爱河，这对情人每晚在海面一条小船上，度过神秘而充满芬芳的东方之夜。故事的结局是死亡，女孩子不堪情人的离去痛苦而死，军官则在一场海战中牺牲。这是洛蒂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这部著作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军官变成文学界名人，也开拓了他生活的另一面，从此走进了文学世界，也走进了东方世界。他以丰富的海上生活，以自己的梦想，用小说或随笔形式，重组海上长旅生涯，他从海军军官维奥演变成作家皮尔·洛蒂。
  博物馆里的土耳其睡房，是纪念他与阿姬亚黛的恋情而建。在这间房子里，不但看到阿拉伯色彩，还可以嗅到薄荷茶、茉莉花茶、土耳其软糖的气味，一如从他的著作中嗅到东方气味。如果说这间睡房与《阿姬亚黛》有关，博物馆每一间房，都与他的某一部作品有关。《阿姬亚黛》是他的东方情结的开始，这个情结成为他的作品的重要标志。直到那时候，你才明白洛蒂的异常服饰，原来包裹着的是一个东方之梦，覆盖着一种遁逃“他乡”的欲望，也是他多变抑郁的心灵的实证。洛蒂是一个永远的怀旧者，当他从远方回来，精神仍痴缠于那些不再的世界，要继续留在异国风情里，好重新进入自己的梦乡。他将携带回来的印象，按自己梦想的尺寸来裁剪，重新建立一个从前的世界，哪怕是一种可笑的仿制。重建后的房子命名为“阿得良别墅”（Hadriana）。他打扮成各种人物，将自己也变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被指为“疯子”、“白痴”又如何？所谓荒诞与理性，界限又在什么地方？
  故居原来有一座关于《菊子夫人》的日本式亭台，后来拆毁了；还辟有一个中国厅，专门陈列中国艺术品，后来他的子孙将那些物件出售了，中国厅不复存在。但当年中国厅的建成，曾经有过一番热闹。1903年5月11日，为中国厅的开幕式，洛蒂举行了一个这所房子有史以来最大的节日。他请了两百个客人，大部分从巴黎远道而来，一律清朝打扮。女人拢起云鬓，插花戴银；男人头戴清朝官帽，长衫马褂。真正的中国人也有两个，他们是大使馆人员，也被邀请来做客。整个晚上，他们就穿梭在那些假中国人当中。洛蒂本人一身清朝军官装扮，身穿盔甲，钢盔上还饰有一条黑色的貂尾，手拿一根慈禧太后的权杖。据说是当地的中学生给他特制的。权杖是西方皇帝才使用，慈禧太后有否权杖？未曾听说过。那天晚上，歌特厅里摆起了鸡尾酒，花园里灯光火亮，还烧起了鸦片烟。一个所谓中国式的晚会，就在三层的大楼里闹得昏天黑地。
  次日，大节过后，洛蒂感到无比空虚，在日记中写道：“早上五时，破晓时分，燕子呢喃，我独自在空屋里走了一圈，到处空无一人。一切都敞开着，死一般的静寂。而我在想：有什么必要呢？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还有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么？房子从来不曾显得那么荒寂。”
  这个目前不复存在的中国厅，依然使我这个中国人联想翩翩，我想起里面中国物品的来源。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西方世界的中国东西，都是劫掠而来。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历史悠久，通过海运与丝绸之路到达西方的中国瓷器和艺术品不少，尽管鸦片战争前一段时间闭关自守。但是，这个盛大的中国节日的前三年，也就是从1899年秋天到1900年春天的几个月期间，洛蒂曾经到过中国。那时正好是义和团末期，洛蒂是以法国远征舰“雷都塔不列”号副司令，兼《费加罗报》通讯员的双重身份到中国的。留驻中国期间，他不断为费加罗发出通讯。还未回到法国，费加罗已经将他的报道结集出版，以致他因未能亲自从头看一遍而感到遗憾。这部名为《北京最后的日子》的通讯集，记录了他如何从大沽登陆，经过通州、天津直到北京，以及在北京期间所见所闻所经历。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在义和团和侵略军的双重毁灭底下的世界：尸横遍地，残墙瓦砾，十室九空，到处是烧杀抢劫的痕迹，尸体的腐臭吸引了乌鸦的盘旋。他既写义和团如何残杀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围攻外国使馆，也写侵略军的抢劫，甚至盗坟。他也写自己，如何在慈禧太后的睡房里，几乎将一双玩具鞋误为慈禧的鞋子带走。他以为慈禧也是缠脚娘，谁知她是个天足。
  这部书以洛蒂本人的一张照片做封面。在这张照片里，他打扮成中国皇帝，头戴皇冠，身穿龙袍，坐在龙座上。看背景，可能在紫禁城。那时候，皇帝跟慈禧逃走了，他们的睡房也让他进入过了。紫禁城变成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