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的大西洋，港口上进出的船只，海员和码头工人的活动似在脚下，俯仰间尽收眼底。当他写《海上劳工》的时候，他说：“我要将这部书献给友好的岩石，献给这个古老的诺曼底地方，里面生活着高贵的海洋子民，献给粗犷而温柔的格恩济岛。”
  华宅的装修工程持续三年，后来依然没完没了，耗费了大量金钱。雨果刻意在屋里留下他的思想和艺术印记，亲自参与装修工程，设计每一间房子的布局。从庞大的壁炉式样到墙上的小饰物，无一不是他亲自设计绘图。家具的选择，经过细心琢磨。空闲时候，跟朱丽叶一起到岛上搜罗艺术品和古董。装修后的大宅，其华丽不亚于一座皇宫，像中世纪一个沉重的梦。入门前厅的气氛，使人想起他的《巴黎圣母院》。壁毯室内，挂满名贵的手织壁毡，其余房间，壁毯大多直上天花板。所有厅房都挤着过多的古董家具和历史文物。红色厅和蓝色厅使用了大量中国丝绸，据说是从一个英国军官那里购得，而这个军官则从中国的颐和园得来。其中一张桌子镶嵌着中国的象牙雕刻，陈列品中有不少漆器。
  英属格恩济岛高城街雨果故居这所房子，还得与中国扯上关系。每一间房间，无论细木壁饰或墙布皆以深色为主，格调沉郁黝黯。壁画图案的画面皆影影绰绰，幽暗气氛给人沉重的压迫感，一如他的作品的深沉格调。讲解员为观众讲述时，必须手持电筒，把特别黝黯的地方照亮。
  这个反映雨果的心灵状态和流亡心态的奇特世界，不单以实物来实现，还加上不少文字。从壁毯到家具，都打上雨果的缩写V。H。的记号。每一间房间都刻有他的语录，或者从他的作品中摘出的名句，总有些热烘烘的思想从墙壁上冒出。橡木厅上刻着：
  精神送到企盼处，荣誉落到该落方。
  光荣归于失败者，灾难不属任何人。
  睡房里，有他亲手绘制的壁板画，有雨果夫人为女儿、女婿画的遗像。遗像下，是雨果的题词：
  永远活着，在天上，在我心。
  装修期间，他的夫人不堪骚扰，独自离开小岛到比利时居住。朱丽叶的住宅，只隔了几个房号。这是她跟雨果共有的物业，雨果同样参与了装修设计。只要雨果在顶层的玻璃房出现，她在花园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雨果每天早晨在阳台上挂出一方白色手帕，示意夜来一切尚好。这个为他放弃了演员生涯，心甘情愿做他的“囚徒”达半个世纪的美人儿，每天等待着这方“辉煌的抹布”的出现。
  阅读雨果的作品，你不难发现，将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是他一贯使用的艺术手法。《巴黎圣母院》中，有丑陋的钟楼驼侠和美丽的吉卜赛女郎；《悲惨世界》中，有善良的逃犯冉阿让和冷酷无情的警察沙威；《笑面人》中，有被毁容的关伯伦和美丽却双目失明的蒂，这对畸形的苦难情侣，有着最纯洁最真挚的爱情。关伯伦的脸永远在笑，心永远在哭。美是丑，丑是美，都有存在的因由与价值。格恩济岛的室内设计，同样体现了这种艺术思想，将贵重和平凡的物品混在一起。大理石壁炉上方，镶着一块雕花的床头板，木头线轳用作水晶吊灯的烛台，一条金属皮带嵌在壁炉上方，放烫斗用的铁架子，镶在华丽的椅背上。你走进一间大厅，看到一张很体面的桌子，细看，桌子当中镶着一扇木门。系列生产的瓷器用品，混在价值非凡的古董艺术品当中。珍贵平庸还在其次，那种大胆的糅合总给你兜头重击，使你回不过气来。
  客房里，陈列着名雕刻家柏茨耶（James
  Pradier）的象牙雕刻面具，这个面具半边是满脸髭须的活人，半边是骷髅头，今回是把生与死两个对立面放在一起。不管是生超越了死，或死蝶异了生，只取其哲学价值。
  雨果那时的心态，也绝非他所描写的那么颓丧。他将格恩济岛比为“从法国身上掉到海里，被英国捡起来的碎片”。就在那块“碎片”里，他写下了《悲惨世界》、《天谴集》、《海上劳工》、《世纪传奇》、《威廉·莎士比亚》、《树林与小街之歌》等重要作品。
  也许在这个人生阶段中，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代巨匠。这个曾经宣称“做个夏多勃里昂，或者什么也不做”的人，在壁毯室的壁炉两边，分别刻着两列可以与之并肩而立的历史名人的名字，左边是大文豪：约伯、以塞亚、荷马、埃歇尔、卢克莱修、但丁、莎士比亚、梅里埃；右边是历史名人：摩西、苏格拉底、耶稣、哥伦布、路德、华盛顿。这些历史巨人的名字在他家里出现，后人会发问，雨果在他们当中，位置该怎么个摆法？现在雨果的缩写V。H。是放在耶稣的斜下方。雨果无须踮起脚跟静悄悄地插队，他大可以大摇大摆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还得指望他老人家，不要左一肘右一肘，将别人推倒才好呢。
  与此同时，他也看到自己人格的分裂。“我得了癫狂症，我爱恋而我是个老疯子。”到七十多岁的耄耋之年，还跟朱丽叶的小侍女胡混，以致朱丽叶一怒之下出走比利时。雨果一生中，这类丑闻跟他显赫的名声形影不离。
  从故居出来，听见岛上打响了炮声。每天将近正午，一个穿红色制服的士兵，手持望远镜，望向圣·彼得教堂的钟楼。时针一搭正十二时，即下令鸣炮。这个开始于数百年前的传统，一直维持至今。这些炮声雨果当年听过，我们还在继续听。
  格恩济岛与税务天堂泽西岛邻近，名义上属英国，却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货币印着英女皇头像，却由岛上的银行发行。该岛深受法国影响，1940年之前使用法语，所有档案文件、公证书和出生纸，均使用法语。二次大战期间，为安全起见，将所有学童送回英国读书，战后使用法语的传统因而终止。但居民意识上是独立的，英国不英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雨果。他在那里度过的十五个年头，使这个六十五平方公里，一方手帕般遗落在英伦海峡上的小岛名声显赫。雨果与该岛难解难分，大作家给小岛的旅游业带来旺盛。每一条开到岛上的游船，游客大抵为看雨果故居。我们从布列塔尼的圣马洛城到该岛，目的也为这个。
  岛上响起的炮声，使人想起1885年6月1日雨果的葬礼，葬礼上鸣炮二十一响。葬礼期间，他的巨型灵柩台被放置到披上黑纱的凯旋门底下，让千万人瞻仰。然后按照他的遗嘱，用穷人的马车运载遗骸下葬。他死后直接被送入先贤祠，是唯一的死后直接入先贤祠的作家。巴黎人倾城而出，送葬队伍达百多万人。罗曼·罗兰有这样的记载：“叫喊，尖叫，大笑，插科打诨此起彼伏，所有人都像酩酊大醉。一个约尔丹斯绘画风格的节日庙会。”这个前所未有的场面，也有一位记者写道：“所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再也不会见到；所有不曾见过的人，将永远不会见到。”
  卡夫卡或第四维空间
  我们去参观卡夫卡博物馆的时候，一路上大雨如倾如注。从到达布拉格那天开始，这场雨连续下了两天一夜，一分钟也不曾停过，直教你觉得布拉格的天气有点卡夫卡。尽管打着umbrella，打尽手势才叫人明白的，跑了好几间铺子才买到的umbrella，到穿过老城广场，绕过圣·尼古拉大教堂进入博物馆时，还是衣衫湿透，鞋子装满了水。布拉格老城区禁止车辆行驶，只能步行，不管头上是烈日是大雨或你脚踝酸痛，你也得走路。但一把umbrella又怎能挡得住天漏般的雨水？“一场滂沱大雨。站着面对这场大雨吧！”——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写道。
  进得门来，收起滴水淋漓的雨伞，举目一看，怎么？这就是卡夫卡博物馆？大名鼎鼎的卡夫卡的故居？一间单间房子，面积不大，里头空荡荡，你一眼就可以看完。墙壁上端涂着一些卡夫卡幻觉式的壁画，下面挂着他生平照片，几行说明。实物呢，一尊卡夫卡头像，三两件那个时代的，并非卡氏使用过的旧物，这就是全部展览内容。占最重要位置的，是向顾客出售卡夫卡作品及照片的柜面。这种局面与其说是博物馆，不如说是一间展览室，或者一间最简单的书店。你一身湿淋淋地站着发呆，有点失望。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走进餐馆，刚好遇上打烊时间，只好饿着肚子走出来。因为，就连图片说明也是德语，看不懂。
  这种时刻，你又怎能不想起法国的作家博物馆？这类故居博物馆遍布巴黎和法国，直至偏远地带，那些古典派、浪漫派、现代派、未来派的弄潮儿，或生于斯长于斯，或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或留下一些风流韵事或人生的悲喜剧。屋子里头保持着当年生活的环境，厅是厅，房是房，家具是家具，还有他们使用过的大小物件。巴尔扎克的拐杖啦，咖啡壶啦，裁稿纸机啦，鲸鱼油灯啦；小仲马写给马格丽特的信啦；大仲马的菜单啦；雨果的绘画啦，亲自设计的壁炉啦，写过哪几部著作的书桌啦；乔治桑亲自设计的楼梯啦，睡过的床啦，穿过的裙子啦。尤其是，都陈列着他们的手稿。花园呢？有他们亲手种下的树啦，有自己设计的小桥啦。这一切，不仅打下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印记，还可以从中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作风，甚至看到他们作品的格调。而眼下卡夫卡的博物馆？……
  这座1883年卡氏出生的楼宇，虽然1889年曾经大火，到1902年才重建，但一位距离我们不到一百年的作家，名气这么大，遗物又怎可能完全遗失？他有生之年居住过好几处地方，又怎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辟出一个像样一点的博物馆来？布拉格人又怎可能以这样一间简陋的展览室，来搪塞我们这些前来“朝圣”的人？而在法国，就连中世纪的作家故居，也组织得非常体面，非常有看头。你不妨去看看拉伯雷和龙萨的故居，看法国人是怎样将那些作家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一个艺术国度的与众不同，就这样出来了。而且，还远远不止这个。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戏剧家梅尔西埃（L。S。Mercier）曾经说：“呼吸一下巴黎的空气，可以使随便一个天才变得尽善尽美。那些不曾造访过首都的人，很少在艺术上出类拔萃的。”
  以笔者看来，事实还要更进一步。任凭你是怎样一个艺术天才，无论文学家、画家、歌唱家、舞蹈家，如果得不到巴黎人的赏识，则什么东西也不是；没有经过巴黎人的圈点，都难以冒出头来。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米罗，希腊女高音歌唱家格拉斯，俄罗斯芭蕾舞蹈家雷里耶夫，只有当他们来到巴黎，艺术大放光彩，得到巴黎的欣赏，才将他们捧红。这张名单可以列得很长。被誉为现代派文学始祖的卡夫卡，生前鲜为人知，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1924年去世前吩咐他相交二十二年的好友，著名作家马斯·布罗德将他大部分作品的手稿焚毁。
  然而，他逝世后一年，有一位法国人无意中“进入”到他的《城堡》，目睹了光怪陆离的逻辑，不可言喻的变形异象，超出现实经验的感觉，文学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描写，使他恍如进入一个幻觉世界。他揉揉双眼，奇怪呀，怎么回事？那时候，这位名叫维亚拉特（A。Vialatte）的法国人正旅居捷克，在马扬斯任职Revue
  rhénane杂志的编辑。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一位满身附着邮件，像煞一棵圣诞树的邮差推门进来，将一个邮包放到桌子上。他打开一看，是卡夫卡的《城堡》。从此，他进入了《城堡》，再通过《城堡》进入卡夫卡的世界，成为第一个发现和赏识卡夫卡的法国人。他不单阅读卡夫卡，且不断翻译他的作品，写评论文章，在七个专栏上发表，一本又一本地介绍给法国人。数十年的人生，就这样奉献给卡夫卡。“卡夫卡是一个神，我是他的诠释者。”他说。于是，被称为文学奇迹，文学界之谜的作家，在捷克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柏林围墙倒下之后，他的作品才被国人阅读。而在西方世界呢，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蜚声文坛，纪德将维亚拉特翻译的《诉讼》改编为戏剧，1947年搬上舞台，地下火车站的长廊贴满了戏剧广告。接着，纽约、瑞士、比利时的舞台也争先恐后上演了。跟在纪德后面的作家，还有科克道、齐默尔和瓦莱里，尽管瓦莱里的参与只是出于礼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位现代派文学宗师，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