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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我喜欢这部小说里无处不在的珍珠般的句子。譬如，“我想住进她的脚趾里去，”“亡命之徒搂住了他的颤栗的上帝。”“邮差总按两次门铃”。它们让我产生了阅读的小小的惊喜。在貌似浩瀚的独白与对话中，它们玲珑剔透。
  （7）“将来，要是真能上天堂的话……想和你结婚，生个孩子……可是，万一你上了天堂，而我却上不去，怎么办呢？”
  “那怎么会！”我攥着她的手，“老办法，咱们捆在一起上。”
  相信若干年后，会有和我一样的人，在深夜里读这些对白时，眼睛会湿润，不经意间，证明了我们其实都有颗柔软的心脏。就象不经意间，证明了我们每个人，对纯净和美妙情感的渴望，永远是人类最珍贵的本能—即便这本能有时疯狂，有时悲怆。
  后半夜的说书人
  ——《捆绑上天堂》写作记
  李修文
  一定是有过这样一个世代的：画舫在烟波里穿行，歌女们的笑声几欲飞出她们置身其中的朝代；妖狐灵猿在树林里密谋着和人类成就奇遇良缘，但是人啊，别怕，要听穿林打叶
  声；还有，王孙和驸马，秦香莲与宁采臣，以草木花果为侣，以鸟兽虫鱼做伴，忽然一刹那，风生水起，王孙下马，驸马落难，丽质遭弃——但是不要怕，大不了去开封府喊冤，退无可退，干脆随风羽化，化作蝴蝶，要么就是鸳鸯。
  一定是有过这样一个世代的。小说的世代。说故事的世代。
  我想返回那个时代。说不定，我并不适合作为一个“作家”活在今天，当我躲藏在幽暗的书房里翻读过往典籍，我只倾心于过去朝代里的两种行当：做一个梨园长随，或者做一个茶楼上的说书人，果真如此的话，我会幸福得号啕大哭，你想想，我也想想——在我眼前的半尺红尘里到底掩藏着几番春梦？还有，这红尘如何教人拍案惊奇；那春梦又如何教人醉了生死？
  可是，我的确是一个“作家”，我钻过卡夫卡的地洞，在阿根廷的南部见识过博尔赫斯笔下的高乔人，还知道爱伦·坡是如何把一只黑猫埋进墙壁里去的，我不可能把这些同样让我惊骇触目的记忆送到九霄云外，那么好吧，我干脆让他们在我身上打架：卡夫卡配上汤显祖，爱伦·坡配上关汉卿，至于我，我只服从最后的结果。
  最后，我像一个失节的叛徒，带着前者的贺礼向后者投降，并且向更多人投降：蒲松龄，张岱，郁达夫，太宰治，谷崎润一郎，加斯通·勒鲁。说一说加斯通·勒鲁吧，他有一部小说，名唤《歌剧院的幽灵》，在一篇旧文里，我曾做过这样的痴人之梦：“我心目中的完美小说，就应当是《歌剧院的幽灵》这样的作品，故事里有夜半三更的哥特式剧场，幕布背后站着教人唱歌的鬼，慢慢你会知道：那其实不是鬼，是被毁容的人，还有被毁容的爱情。”
  如此一来，对于后半夜写作的我来说，岂不就真的成了一个后半夜的说书人？
  身为一个说书人，我丝毫都不怀疑自己有可能遭逢的传奇：我没准会在我家楼下遇见刚从青楼的地道里逃出来的皇帝；马路对面的大排挡上，喝完酒后痛哭失声的人没准就是从长安出发前往贵州的李太白，而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他直到夜郎西。其实我想说，今天，说书人已经迎来了他的盛世：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生活在故事之中，或者，都有把生活过成故事的愿望。
  我只需要一双眼睛。我还需要一颗柔软的心。眼睛和心和我带入新的造化：看那写字间，有人在办公室里晕厥，有人在打字机上痛哭；再看小酒馆，没喝醉的人在侍侯身边的美人，喝醉了的在对着电话向妻子忏悔。从此等机缘旁边经过的说书人有福了——从摩天高楼之下到街衢巷陌之间，欲望飞翔，疼痛蔓延，它们，都在等着被我说出来。
  那个偷自行车的人说不定就是躲藏在钟楼里的夸西莫多，爱人入睡，他衣锦夜行，与我仅只擦肩而过，转瞬便消失于夜色之中；还有蹲在夜总会门口呕吐着的女孩子，她莫不是乔装打扮的卡秋莎，或者飘洋过海的伊豆舞娘？被夜色掩盖的说书人哪，你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他的的疼痛与欲望，还有她的慌张与迷茫，跟他走吧，也要跟她走，越走越远，直至最后，你会变成他，也会变成她，变成他和她爱或恨的一部分。
  我披上了隐形衣，成了别人的一部分，我确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如何才能终成一个手艺娴熟的说书人？我既不能梅妻鹤子，也终不能焚琴煮雪，我已经不能回到我膜拜的时代，但是我能相信疼痛最终被爱意驱赶，相信奇迹会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你的门外响起了一阵轻悄的脚步声，来的人有可能是魔鬼，有可能是精灵，你有可能欣喜若狂，也有可能百鬼缠身，但是，在后半夜里说书的人哪，别怕，去听。
  简介
  如果我的记忆是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户，恰好一道闪电从天而降，那么，它的第一束光芒将映照在房间里的何处呢？
  一、
  一个人，假如他来日无多，甚至只剩下一天可活，那么，那最后的二十四小时，他将何以消磨呢？我经常想起这个问题，但是很是遗憾，没有一次能想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世界上千万种人大概会有千万种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怕是会喝上一整天的酒，有的人会和喜欢的女孩子抱头好好痛哭一场，也许还有人会抢在死亡到来之前先行解决，以此将这最后的二十四小时也省略掉，我就听一个女孩子这么说起过她的打算；再说，住在华盛顿的人和住在曼谷的人，住在北京和住在上海的人，他们各自的方法显然是绝不会一样的，就像我们的降生
  和长眠之处也都各不相同，如此说来，我想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对于住在武汉的我来说，那二十四小时，我到底会怎样度过呢？
  ——早晨起来恐怕还是要长跑，不为别的，我是个害怕打乱生活规律的人；之后大概会去图书馆把那些藏书搬出来晒一晒吧，虽说图书馆是早就已经破败了，这座小院子平常除了我之外几乎不会有任何人踏足，但好歹我仍是这座图书馆惟一的管理员，墙壁、地板和窗户都是我自己动手粉刷的，临要走了，就像我自己会洗个澡一样，那些书要是会开口说话，见到我耐心地将它们搬到阳光底下，肯定也会感谢我的。
  接下来呢？晒完书，应该就是中午了，上街吃完饭，再回来收拾收拾屋子，可能还是会决定去郊外的花圃里转一转吧。我有一片花圃，种着些马缨丹啊小麦草啊风船唐棉啊什么的，对了，还种了些辣椒，这块花圃本来是杜离买下来后准备和我一起开花店用的，当然了，还得加上在飞机上跑来跑去的许小男，他们一个是室内设计师一个是波音…757上的空姐，工作不消说都比我繁忙许多，仅仅只去过几次就几乎不再去了，花店自然也没有开起来，反倒是我，去过几次之后却放不下了，每隔几天就去给那些花浇浇水什么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忙完后躺在花圃里的田埂上抽着烟，那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也是别的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最后一次，大概也不需要带上平常要带去的那些小铲子塑料桶什么的了，就去田埂上躺着看看报纸吧。
  如此一趟消磨下来，等我再从花圃里回到武昌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夜幕也该降临了，夜幕里的霓虹灯也该亮起来了。
  听听电台吧。这也是我每天临睡前都要做的事情。我最喜欢听的那音乐节目大约从九点半开始，一直到十二点结束，电台里的那个DJ对音乐的口味可谓是相当的驳杂，一晚上听下来，从爵士乐到沂蒙小调，从老鹰乐队到被称为“新宿女王”的椎名林擒，风格各异的音乐渐渐就让我恍惚起来，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一到十二点，那声音低沉的DJ就会在《春之祭》的乐声里说：“节目到此结束。晚安吧，还清醒着的人们！”说来也怪，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就像闹钟一样，准会让我睁开惺忪的眼睛。
  到了十二点，我也该去到我该去的地方了。
  那时候也许会有一阵风？那风应该是从东湖的湖面上生成的，吹过了湖面上的游船和城市里簇拥的楼群，吹过了疾驶的汽车的车轮和我院子里的草坪，吹动草坪边的三棵桑树和树冠里的鸟窝，吹动窗台上晾着的衣服和我从花圃里带回来的马缨丹、小麦草和风船唐棉，吹上我的脚趾和睫毛，就是在这么柔和的风中，我长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等待万物停止，等待灰飞烟灭。
  晚安，还清醒着的人们！
  如此而已——假如只剩下一天时间可活，这就是我想像中的那一天，没有丝毫不同凡响之处，就像我看过的一本名叫《傻瓜吉姆佩尔》的书，里面说：“当死神来临时，我，傻瓜吉姆佩尔，会高高兴兴地去，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笑，没有欺诈。赞美上帝：在那里，即使是傻瓜吉姆佩尔，也不会受骗。”我虽不是傻瓜吉姆佩尔，但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多么出色的人，无非是一个活在一座普通城市里的平淡无奇的青年男人而已，在我死去的时候，难道会有一个堂皇的葬礼，又或者会有一辆用鲜花包裹了的红马车将我送到下葬的地方？
  这样的妄想，在我身上似乎还从来不曾有过。
  但是妄想过风葬。
  忘记了是在哪本书上见到过风葬的事情，说的是大兴安岭里生活的鄂伦春人，虽说也有土葬和火葬的风俗，为数不少的人还是选择了风葬：人死之后，会被亲人用桦皮包裹好，架在树上，身边放着生前用过的箭杆、狍皮衣和佩刀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连同刚刚失去知觉的肉身一起最终将被慢慢风干。这种下葬的方法我非但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反而觉得有种奇异的亲近之感，恐怕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我这人，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希望不要生出什么动静的人，到死也还是悄悄的为好，不麻烦任何人，心里也不装任何装不下的事情，有一天果真如此下葬的话，我应该是会觉得惬意至极的。
  风葬的事，就这么总是忘记不了了，也和杜离聊起来过。
  “不是吧，那样去死也太恐怖了吧。”那次好像是他在武汉广场二十八层的一间写字楼里做室内设计，周末，我过江去汉口找他，在二十八层楼上未完工的写字楼里，我才刚刚说完风葬的事情，他就叫了起来，“你想想，人死了，但是那些鸟倒是有可能跑到你头发里来做窝，简直太恐怖了！”
  “也没什么啊，比埋在地底下还是要好许多吧，”我笑着说，“万一有机会复活，也不可能再从地底下走出来了，葬在树上就不同了，要是有机会复活的话，揉揉眼睛直接回家就是了，对吧？”
  “是倒是，不过想着被风干了感觉总是不大好。”
  “我倒觉得没什么，几千年后要是骨头还在的话，又碰巧被考古的人发现，价值肯定比地里的棺材大得多。”
  自打我们认识，大概每个星期都要在一起聚一聚，当然，还有许小男。许小男的工作比我们都要忙一些，几乎每隔一天就要跑一趟从武汉到昆明的航班，不过不要紧，我和杜离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打她的手机，好多次她都是刚刚到昆明，就在飞机的轰鸣声里，杜离要她在电话里唱歌，结果她就真唱了，没办法，小男就是这么可爱的人，似乎永远都长不大，对任何司空见惯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她本来也要比我和杜离小出好几岁。
  说起我们的认识也颇有意思，有一天我闲来无事翻报纸，见到一则小小的广告，广告上说：定于某月某日在汉口的一间咖啡馆举办“宁夏返城知青子女见面会”。六十年代，武汉的确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知青去了宁夏插队，我就是他们的后代，杜离和许小男也都是。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虽是从武汉去到宁夏的知青的后代，但是我的父母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即使是后来又回到武汉来上大学，也仅仅只是突发奇想的缘故。不过说来也巧，那天我正好去汉口的一个书商那里送稿子，地方也离那咖啡馆不远，于是就去了，结果也是无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