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谈话的是几位队长都极力推荐的一位劳教，她曾在劳教大会上作过讲话，讲关於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她的生活具有传奇色彩，甚至使我们怀疑：这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她已临近解教，这几日在队部服务，每日都看见她头戴草帽勤勉劳动的身影，一个美国老板要娶她为妻的故事便显得极不可信。可最终因为不忍辜负队长们的好意还是请了她来，她已有三十八岁的年龄，身体有些粗重，皮肤还算皙白，可却有坚牢的皱纹，她穿了一身劳作的衣服，想不出她还能有其他妆扮。她忙着为我们张罗茶水，除了殷勤讨好也不乏有诚实的关切和热情。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粗爽，不经我们多问，便如俗话所说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来。她说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了香港，後又从香港去了美国——据干部们说，她的母亲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亲走後，父亲又另结婚，去了常州，她跟了奶奶长大。小学毕业後考取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那时，她长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乐。十六岁那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奶奶死了。奶奶死後，房子被叔叔们收回，她无家可归，日夜流浪。在一个夜晚，她来到黄浦江边，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什么出路，便跳江了。刚跳下去，便被一个船民捞起，她湿淋淋地躺在江边，啼哭着。天渐渐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她的身边，那是一个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人们并不问长问短，只啧叹着她的年轻和可怜。这时，江边走过一个妇女，一眼认出她来，说：这不是我家女儿的同学吗？曾经到我们家来玩过。於是，那女人便将她带回家，让她换了乾净衣服，又让她休息。她睡不着，只坐在里屋床沿上发愁。这天，这家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车床工人，自十三岁做徒工，至那时已有二十年工龄，一手好活，是个八级金工。人却很老实，还是孑然一身。这家的母亲正在为他做媒，介绍了一个女人，却不中他意，他正是来拒绝的。那家母亲先是不乐意，觉得被拂了面子，紧接着却心头一亮，便向里屋指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进门里，见一位愁容满面的女孩坐在屋内，退门出来时，只说了一句：问问她的意见。她并没有什么意见，跟了这男人，就将有住有吃有人养，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跟了这男人去到他家乡成了婚，後来有了三个儿子，她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她想离婚了。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问。他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可是我不喜欢。她说，他只喜欢这世界上两件事，一是车床，二是钓鱼，除此，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钓鱼杆，什么商店都不肯进，我想和他聊天，他说我为什么那样话多，我要给儿子买几件衬衫，他说买几尺龙头细布做两件就行了……离婚那年，她是二十四岁，她把儿子全都要了过来，住在市郊的小镇上，做些临时工。这段日子，是艰苦异常，总算平安度过，到了一九七六年。有一个晚上，镇上的政府办公室有一个秘书冒了雨匆匆赶来，说有一个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找她，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听电话，电话还没挂断。她跟了那秘书跑到镇办公室，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夹带着啜泣的说话声，说是她的母亲，她只感到茫然和惊愕。放下电话时，那秘书说你怎么那么冷静？她奇怪地说：为什么要激动？过後不久，母亲给她寄来了钱，共有两千元人民币，她这才激动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钱，她数来数去数了多少遍，最终也没有数清楚，总是两千元多一点，或者两千元不到。她挑了一个星期日，带了三个儿子来到上海南京路上，对儿子们说：你们要什么，快说，我都给你们买，儿子们一向只习惯约束自己的欲望。这时几乎提不出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买了一大堆的玩具，儿子说：妈妈，我们已经大了！她说，不管，这都是你们小时候妈妈欠你们的。然後母子四人又去国际饭店吃饭，尽兴而归。这一日在他们四个人记忆中至今仍是美好而激动人心的。後来，她的母亲为她办理了香港签证，与她在香港会面了。这一对阔别多年的母女相见的情景有一些滑稽，母亲抱住她就哭了，而她无动於衷，母亲说：你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呢？她说：我实在是哭不出来，我实在是对你很陌生，你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不出来，怎么办呢？弄得母亲很扫兴。母亲在香港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美国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业，也重新结了婚，有了子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当年出去时怀在肚里的。这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一个在美国的华人老板看上了她，希望娶她为妻，母亲也极力促成，因这桩婚姻将带给她生意上的好处，她却执意不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欢。母亲对她说：如你应了这婚事，我将给你和孩子许多钱，如不应，我从此不给你任何支援。她说不应，然後从香港回了上海。生活重新陷入困境，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两套房子，是母亲为她买的。她便开始动房子的念头，指望这能生出钱来。她被判处三年劳教的罪行是：提供卖淫地点。她不愿意多谈她的案情，将话题转到这三年的劳教生活，说这三年全凭了几个儿子才使她顺利地度过。天下再没比这几个儿子更好的儿子啦！她说。阿大老实，阿二精明，阿三糊涂，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顺，三人每星期都要写很长的信给她，这些信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别的都是假的，唯有儿子是真的！她说。有一次，阿二来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诉她：那个青年是你的儿子吗？他带了个大蛋糕，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挤得要命，他拚力保护那个蛋糕。她跑进房间，对阿二说：阿二你为什么要带蛋糕呢？阿二微笑着说：妈妈你说今天是几号？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岁生日。你看看，这就是儿子，要知道，这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么难得啊！儿子给我看他在交谊舞比赛中得到的一等奖状，我看了就急了，说：阿二，跳舞这样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出问题。阿二说：妈妈，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摊开了一张奖状，是区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证书，这就是儿子！她笑着，眼泪却滚下了脸颊！有这样的儿子，我怎么还能够去美国结婚？她问我们，我们无语。我想，在这因重复讲叙而已经得到整理的通篇故事里，终究还有一点真实的流露，我相信自己能够从面对面坐着的这人身上，甄别出什么是真的，什么则掺了假。当她离开我们之後，我们都改变了对她的最初印象。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於一些性情的缘由：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这里的女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性，太随性情，还喜欢做梦。
  采访已到了尾声阶段，我们已疲劳不堪。至今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的谈话对象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因反复的操习而具有完整的形式，有合理的逻辑，内容也比较丰富；另一类是不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零乱，前言不搭後语，不通顺，文不对题，却常会有即兴的表现。第一类提供给我们比较现成的故事；第二类提供给我们的则是她们的本人。第一类的故事有加工的痕迹，第二类是原始的材料。处理第一类故事有两个问题，一是区别真伪，二是从“作伪”中去认识其本人的真实性；处理第二类故事的问题则是需具有心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能力，将材料补充推理成完整又真实的事实。
  这些日子，我们经常谈论的是，这些女人们所谈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谈到後来，我们自己也糊涂了。采访是多么累人啊！而要来找一些故事的想法也显得不切实际。
  下午我们找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她十九岁时，就与一夥人同去南方沿海名叫“石狮”的地方卖淫，十天内达到几十人次。队长们说这是一个言语不多的劳教，很不显眼，没有恶劣的表现，却也决不优秀，和她未必能谈出什么名堂。可她们还是派人找来了这女孩。她长得并不出色，白净的圆脸，眼睛有些斜视。被我们选中谈话，她显然是高兴的，打量我们的眼光友好而欢喜。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是低着头，不愿意被我们打断，不注意我们的提问，她就好像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似的－－到这里来的人，哪有什么改造好的？往往是有两种情况可以使人改变，一种是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种是为了父母，想到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这里的人，真没意思，成天争争吵吵，乱哄哄的，其实有什么可争的，各人家里寄来的东西就可证明一切了嘛！你说你上只角，档次高，可你家寄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吗？现在，已经规定不可以寄东西，只可以寄钱，记在大账上，需要什么到门口小卖部买，省得大家吵来吵去，小卖部还可做些生意。小卖部里只有速食面什么的，在这里就是馋，世界上没有什么馋的，一进来就是馋，吃不饱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吃。那时，被拘留时，在拘留所，我们几个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关在一起，听到了许多怪事情，世界上没有这么怪的。有个小姑娘，从小就被她爸爸强奸了。我们在一起，就是想吃东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们吃多少，八两饭，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撑得站也站不起来，我们笑得不得了，有一个年纪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说被你们父母看到了不晓得要多么伤心呢！可我们还是笑个不停。後来，我妈妈来看我了，我是老来子，你看我二十岁吧，我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我爸爸喜欢我，世界上没这么喜欢的，我经常从背後把他扳倒在地，滚在一起玩。我妈妈来看我，带了许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妈妈就在一边哭，她一哭，我心里就烦，起身就走，被承办员推回去，一定要接见。於是，她在旁边哭，我在一边吃排骨，我最喜欢吃肉，平时我试过，最多可以吃三块大排骨，第四块吃也是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块，还吃了些酱鸭什么的，回去了。後来到了这里，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时，她早一天到了这附近一个亲戚家，在那里连夜烧了许多菜，然後到了这里。那天，我们就坐在这里，我妈妈又哭，我没有哭，没有眼泪，可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现在觉得许多事情没有意思，吃肉没有意思，穿衣服也没有意思。红的绿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橱里，都来不及穿，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她说完了，静默了下来。我们问她，去石狮赚来的钱，怎么花的呢？她说，糊里糊涂来的钱，就糊里糊涂花掉了，有时我们出去玩，吃饭什么的，都是我付钱，不好意思叫他们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们挺可怜的。然後，她抬头问我们真是作家吗？我们说是的。她说她如果写了东西，能寄给我们吗？她很喜欢写东西。我们说当然可以。我们将她送回去後，对队长说，她很愿意写东西呢！队长很困惑，说没有想到，她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劳教。於是我们想道，当她一个人默不作声的时候，脑子里却像开锅似的，想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彻，自己对自己重复过多遍了吧！假如我们没有找她，她所想的这些就不为人知了。我想，我们本应当多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劳教谈谈，可是，时间已晚了。
  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後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後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後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上十点锺左右，去宣城的车开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铮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沈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