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就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後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得哭也不得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後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抚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後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然後我们将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个。第二个正坐在屋檐下绣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视眼镜，卷着裤腿，低着头又绣了几针，才起身拿了伞跟我们走。她个子很矮，脸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点儿不漂亮，也没有风情。中途她两次弯腰去卷她的裤腿，伞让风吹走了几步，我等她直起腰来，心想：她能给我什么样的故事呢！
  走进门，我们就向她道歉，要耽误她完成定额了，她说没关系，那定额其实也是适当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们说。她笑了一下，说：那是因为她们太蠢了，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来！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由都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点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我们问。第一次，扒窃；第二次，卖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贩卖人口了——她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就又笑，心里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个好谈伴。再不用我们多问，她就娓娓地从头道来：她的母亲是一个缅甸人——这就是她相貌有些异样的原由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儿女们，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应当是从文化革命中期开始的，那时，她已经从江西农村抽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文工团，在那里唱歌，还跳舞，有时也演些小剧。有一次，春节前，她乘船回上海过节，船到芜湖的时候，上来一群男生，就坐在她们对面。上来之後，他们就开始讲笑话。他们这一讲，她们不是要笑吗？她说。好，就这样，她和她的第一个男人认识了。认识之後就结婚，这男人是在芜湖那里的农场，结了婚後，两人就没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却忽然被捕，这时，她才知道，丈夫这已是第二次因偷窃判刑了。他所在的农场，正是第一次刑满留场的地方。而她已怀孕了。於是，从此以後，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着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长途车去农场。後来，则是背着儿子，儿子一岁两岁地长大了。这时候，她也开始偷东西了，偷东西成了她们母子的生活来源。总算，丈夫刑满回沪，她想，这样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啊！母亲从香港回来也觉得小女儿日子过得不如人意，便决定为她办理香港探亲。当她领到护照的时候，她丈夫却跑到公安分局，告发她的偷窃行为，护照被没收，人被劳教两年。解教後回到上海，两人的户口迁了回沪，也有了工作，过了一段太平日子。有一日，她因工伤提早回家，却见丈夫和她的一个小姐妹躺在床上，两人便大闹，将家里可以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结果是离婚。她回到娘家，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她只能在厨房里搭一块床板栖身。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进出，免不了要冷言冷语，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在单位里都保持了先进，有这样一个妹妹，实在感到羞愧难言，偏偏这妹妹又住了回来。家里的日子不好过，她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么呢？斩冲头，斩冲头就是哄骗单身男人，让他们请客跳舞，喝咖啡，吃饭，等等。会“斩”的人往往无本万利，不会“斩”的就会将自己赔进去。要知道，这世界上，什么都缺，就是“冲头”不缺，她说。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我们中间常常会有一个按捺不住，急切地问：後来怎么啦？後来怎么啦？另一个就会更着急地拦住道：你别吵，听她说下去！她也说：你听我说啊！然後不慌不忙地说下去，是个非常有才气的叙事者。在“斩冲头”时，她认识了一个青年，这青年迷上了她，再也离不开她了，可是她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男孩足足小她六岁。不管怎么先把他搁起来，再继续斩她的“冲头”。那男孩却依然恋着她，跟随着她，终於感动了她。他们两人，再加上她的儿子，组成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很艰难，靠贩鱼为生，因为她觉得与前夫的事在厂里丢了脸，回不去了，就辞了工作。在寒冷的冬天里，卖鱼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她终於病倒。在她养病期间，那男孩忽然阔绰起来，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就带回蹄胖、甲鱼、母鸡，煮了汤给她喝。她问哪里来的钱，他说是今天生意好。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么回事，又加追问，才知他去摸人钱包了。他向她保证说，等她病好了就不干了。她天天为他提心吊胆，总算没有出事。这时候，她又遇到了过去的丈夫，他仍没有结婚，已经成为一名老练的皮条客了。他向她介绍生意，组织南下卖淫，後来事情败露，他被第二次判刑，她则第二次劳教。我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她最後说道。我们都已听得出神，为她的经历和口才折服，我想：她是个聪敏人啊！已经透彻了似的，将这凄惨而黑暗的故事讲得那么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她始终怀了那种自嘲的口气，像一个作家在写他的童年，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掩藏在她调侃的语气里，叫人忍俊不已，却不敢多想。我们笑声不断，她也很为她叙述的效果得意，却不动声色。我们再问她，那个小她六岁的男孩现在如何。她说他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叫他“叔叔”，“叔叔”大不了儿子几岁，也管不了他，儿子不听话。有时叫他去“放烟”他不肯（放烟即贩卖外烟）。有时去“放烟”了，却将本钱利钱一起卷走。她写信去对儿子说：不可以这样对叔叔，叔叔苦，“放烟”这碗饭不好吃得很，遇到警察，收得不快，就得充公。她还写信去问邻居，叔叔对儿子好不好，邻居说，叔叔好，叔叔对儿子只有这样好了！我们说这青年待你可是真好啊！是呀！她说，他待我是好得很！探亲的条子一寄过去，几天以後人就到了，大包小包的。再过几天他又要来了，如你们不回上海就可看见他了。我们队长说：他为什么待你这样好？我看看你又没什么好！我说：我也不晓得，你们问他自己去吧！半个月前他来信说，儿子撬了橱门，把钱和叔叔的西装偷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问，儿子已经能穿叔叔的西装啦？呀，儿子很高，长得非常漂亮，小时候，曾被歌剧院舞蹈队挑去，他吃不了苦，逃了回来。这小鬼迟早也是要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这样倒也好，我也希望他来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我们问“吃人民政府的饭”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吃官司的意思，在这里都这么说。
  从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问一问，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没有来探望，每天下午都有农民的拖拉机送来探望的家属，却没有那个青年，直到我们走後。
  当我们与她分手时，发现她是有吸引力的。她的吸引力在於她的聪敏。可是，如她这样聪敏和洞察，却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明智的道路？她显然不是为虚荣所驱，那长江轮上的男人是不会给她什么虚荣的。一切的发生，又都缘於这长江轮上的邂逅。假如她没有遇到这个男人，她的今天会是一番什么面目？这男人又以什么吸引了他？她总是说，他会讲笑话，会讲笑话难道是一个重要的秉赋？她自己也很善说笑话，谈话间，妙语连珠。她有使人快乐的本领，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这种使人快乐的本领，大约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我们满意地回到队部，队长们说：“又是和她谈吧！”每一回记者来访，都派她去谈话，每一回都圆满完成任务，皆大欢喜。劳教们都愿意和她住在一屋，她虽从不打小报告，却也从不被人报告。她也能与队长顶嘴，顶完之後队长才发觉被她顶了嘴。她从不与人争吵，也无人敢欺她，她还使人很开心。她使样样事情都很顺利，很摆平。她还使个个人都很满意。我想，这大约就是如她所说：吃得来官司。而许多人是吃不来的。官司是什么呢？就是“吃人民政府的饭”。
  无论怎么说，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比较别的中队，确实“吃得来”官司些。
  很长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的故事。那长江轮上的邂逅，越来越像是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航渡。一个女孩，从这一个世界渡到那一个世界，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一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快乐还是不快乐？米尼的到来，就是为了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中午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耀着茶林，一片油绿，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这情景是好看的。我们收了伞，送她回三中队吃饭，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她喊她“娟娟”，还告诉我们，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娟娟这次“二进宫”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时，公安人员撞了进来。她至今也没有承认，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娟娟长得不俗，高大健美，气质很大方，字也写得端正。
  下午我们采访的也是一个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连队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岁的时候，已是第三次因卖淫来到白茅岭，并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仅只相距两月。据说，当她第二次劳教期满，下山回家，她是真的决定重新做人。她决定做一些百货生意，回沪後不久就去寻找门路，经人介绍，与一些百货个体户达成联系。一日，他们谈好买卖，一个个体户请她去旅馆坐坐，然後就发生了关系。事後，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发被捕，将她也一并交代出来，当承办员找到她证实口供时，她矢口否认，态度相当强硬，爱理不理的。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心里却慌了，她想：这事如说出去，会怎么样呢？事情是只这一桩，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会不会一次作十次判？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呀！这时，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去她家看她，见她愁眉不展，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承办员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够配合，证实口供，将那人的案子结束，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做做工作。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第二天，她便将这事交代了。不料，却判了她三年。队长们说，她前两次劳教期间，都比较文静，态度也温和，不太与人争执，有相当的自控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与人打架，性格变得非常暴烈，队长们劝她说：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判的事不归我们管，我们不知道，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你要不服，可以再写申诉，自己不会写，我们替你写。而她则大哭说，她不写申诉，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从来没打算要给她出路，坦白从宽，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她横竖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後她横竖是再要作坏事的，她横竖是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出口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