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
  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
  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
  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