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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如此，确实患有原子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国家热情的救治。在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前，一些人尽管不敢说毫无疾病，但从那以后，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可身体总是不大健康。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说着这样的话。在广岛，由于人类从未体验过原子病是什么症状，所以无论什么症状，都认为与原子弹爆炸不无关系。实际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无法期待国库的补贴，目前普遍存在着对现实的不满。
  却说这位老妇人，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来说，就真的与权威主义无缘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耳朵来听，接着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顽强地坚持这种态度，所以她根本不受任何权威主义、既成观念的束缚。她现在面临着这样无法解决的困难，运用独特的办法生存下来，因为她很了解这种人。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广岛的道德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具有这种类似想法的人。据老妇人讲，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不久，喝过闷酒的人当中，没有患原子病的。其原因就在于酒醉之后的人体内，放射能变成了气泡，从皮肤渗出，于是解除了毒性。用灸疗法灸过脓肿处后，再经弘法大师用汤花处理的，也有不少见效的。这些都是亲自耳闻目睹的，其真实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日赤医院院长重藤等人治疗原子病的战斗历程，明确地记录着一部拓荒史。就这样，老妇人豪爽的雄辩持续着，平素在她们广岛母亲会的人所接触的原子弹受害者中间，流传着她刚直的身影和慨叹的声音。
  老妇人女儿的朋友——一位年轻的母亲，生下一个畸形儿。母亲是原子弹受害者，而且在脸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亲生的畸形儿。然而被医生拒绝了，她便让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时，那婴儿已经被处理过了。听说年轻的母亲慨叹着，如果能看到那婴儿，是可以迸发出更大的勇气来的！我想象着这位不幸的年轻的母亲，在她那无能为力的悲叹中，已被“勇气”这个词所击垮的情景。这是现实主义者在新的意义上的深层次的属性。医院对于死产的畸形儿所做的不许母亲过目的处置，也许是实际上的人道主义吧。为了维持人道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觉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为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挣扎着活下去的极限状态，而这样的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赢得超越自我的勇气，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婴儿，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在广岛的极度悲惨的状况下萌发的坚韧的人道主义。有谁能够不感到心情闷窒呢？对于这位年轻的母亲，甚至死去的畸形儿，这只能是恢复她的勇气的唯一的一线希望……
  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妊娠中一直担心自己的婴儿会不会是畸形。这种担心始终困扰着她。一直到胎儿出生时，她还是被这种恐怖心理搅扰着，因而屡次妨碍了产痛时身体对胎儿出生的必要反应。到将要分娩时，生理准备仍不尽完备，这种恐惧心理也云消雾散了。这一过程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她长时间经受着折磨，最后终于生下一个正常的婴儿。从那以后，母体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一般来说，虽然被这种神经衰弱所苦恼，但为什么不做人工流产而让婴儿出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被这些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年轻母亲的勇敢所感动。当然，还有由于原子弹爆炸的伤害而不能生育导致分手的，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我想这也应该追记。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轻的妻子们还在吗？她们被迫暗中勇敢地与神经衰弱作着顽强的斗争。
  还有暗传着、极其隐蔽地暗传着的一则传闻。有一位姑娘，偶然发现她的病历上写着“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缢。我每次听到这种谈论时，就为我们的国家不笃信基督教而庆幸。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杀的道路，正是这种罪孽迫使的吧。我觉得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径。幸存下来的我们，谁也不能对她的自杀加以道德的非难。我们只是具有以贫乏的心态揣度至今仍未自杀的人们的自由。这虽是个人的反省，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感或下地狱的不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缢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够制止别人的自杀的资格这点，我不能不经常怀疑。我简直要被疯狂得疲惫的霉菌吞噬掉。而且像这样的我，在广岛仍未自杀的人们面前，我发现他们根深蒂固地具有彻底的人类的道德感，于是我的勇气便恢复了。根本不必考虑，在这个核武器的时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报纸上我写的一条政治丑闻，赫鲁晓夫宣称拥有“灭绝人类的恐怖手段”，耸人听闻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天后，又写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订正为复数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说法。不管这两种说法之间，差别是多么大，结果两者都使我无法摆脱武器仍是主宰我们时代的神灵的印象。）尽管如此，仍未自杀的人们的道德，难道不应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吗？
  还有一位自杀者，他是广岛市郊的慈善机构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弹受害者手册，在濑户内海从轮渡上投海自杀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状，至少在客观上，老人是没有受到原子辐射伤害的。可是，由原子弹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确实已经蔓延到老人的内心深处了。他处于应称之为原子病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状态。而且，在广岛度过孤独的晚年的人们，把患原子病神经官能症视为异常。那种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几年前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期间，《中国新闻》上刊发了特辑《广岛的证词》，报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杀更为不幸的深渊。当新闻记者去访问这位老人时，他已是８７岁高龄了。３年前，他的孙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发疯，直到如今。年轻人父母双亡，是老人独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轻人上了东京的大学，由于经济困窘而中途退学，回到了广岛。不久，就在原子病医院里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东京给孙子汇款了。年轻人不得不找个事做，然而他的身体再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广岛以后，他总是疲惫不堪，就只能躺着。随后年轻人感到视力衰退，医生发现他不仅眼睛，而且肾脏也受到损害，白血球也在减少。不久，年轻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个月以后，据报载，他开始吐血，一直哭着叫着，折腾着，接着又突然安静下来。他说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随后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于是就停止了呼吸。这样的死，是多么残酷啊！
  在年轻人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坛前沉默不语，就这样度日。后来又突然对死去的孙子唠叨开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说，你连十元钱都没有。那时你想，你该多么可怜呀，隆儿！”老人就这样回忆着年轻人的景况。他说的话总是与金钱有关，都是因穷困而十分悲惨的回忆。“你说你要卖自行车，爷爷也不生气，说卖就卖了，隆儿，谅是为了那个钱，该是多么可怜呀！”死去的年轻人，对老人来说，到他自己辞世为止（而且对发疯的老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因穷困而引起的悲惨的回忆一直让老人感到忧伤。大概这位老人的内心里，那种持续不断的悔恨，根本无法排除，终于真的走向可怜的绝路的吧。在他很单纯的意识当中，他总觉得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旷野里伫立着，把无法卖掉的自行车放在一旁，依然连十元钱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内向。而他自己则是一位禁止年轻人卖自行车，老是在那里蛮不讲理地大发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对新闻记者这样说过：“隆儿嘛，怎么死在我前头了？爷爷来了呀！这不是幻觉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呢！东条要早点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的呀！隆儿的死就是那么回事。给爷爷打来电话，就说现在连十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从房檐上滑倒了……。”新闻记者已经跟不上老人讲话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与死去的年轻人的对话的情境中去：“当你说要卖自行车时……”
  看见了外人——新闻记者，发疯的老人的意识又转向现实世界。尽管时间极短，而老人的言谈方式，他在众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说家的风格引起了我的关注。老人在战争期间，曾经是粮秣厂的工长。老人一生始终没有向别人讲述自己志向的机会。他觉得在与自己刚刚死去的孙儿的“交流”后，该对别人讲讲了，就这样，坚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桩心愿。于是他掌握了演讲的技巧，并在意识当中牢牢地固定下来。“事到如今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呀！东条要早些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呀！”
  “风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几秒钟就讲完的演说，没有演说的技巧也无法表现那种恳切的心愿。老人的演说的确打动了我们的心。在这样一个崇尚空谈的时代里，比那再长，再豪壮的演说，也有如耳畔清风，而我对这仅仅几句的演讲却永远难以忘怀。
  这年夏天，我在广岛向几个人打听这位老人后来的消息。有的说老人已经死了，有的说他还是没完没了地讲着死去的年轻人和穷困得十分可怜的故事。在广岛，关于人的生死问题的议论，简直是不胫而走。同样，在《广岛的证词》里我读到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韩国的老妇人由于原子弹轰炸失去了５个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两只胳臂又都严重烧伤。她住在一处破旧的板房里，挂着日本圣洁教团广岛韩国人基督会的牌子。街上的孩子们都叫她“朝鲜老疯婆子”。她曾经绝望过，她诅咒扔原子弹的美国，憎恨挑起战争的日本。“那时如果不是受着神仙的保佑，那么我也会自杀或发疯的。”她很贫穷，但有信仰，主持着一个小小的教会，过着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国，也不恨日本了。虽说因战争成了残废，但我作为一个韩国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护，想对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作为失去了５个孩子的母亲，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控诉！”
  我去找这位异常宽厚的韩国老妇人。作为教会会址的临时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附近。我在天满川河边转来转去，发现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机在转动，仅剩的一间木板房，成了废品回收站。忍受不了暑热的人们都一丝不挂地睡着午觉。我胡乱地踩着茂密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们，谁也不晓得这位信奉基督教的韩国老妇人的音讯了。
  我缅怀着这位有着基督教灵魂的韩国老妇人，顺便也想记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留下的行动轨迹。这位少年像一阵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直到今天，被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当然更无人知晓。这个插曲引自桥本国惠君的手记。原子弹爆炸时，他距离爆炸中心一点七公里，当时他３０岁。
  “第三天傍晚，太阳还很高，火辣辣地晒着大地，那灼热的程度简直令人怨恨。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突然跑了过来瞧着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护所，你去吗？’从说话口音生硬、不利落这点，马上就知道是朝鲜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见，以无罪民族的一颗真诚的心来看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少年几乎是背着我，把我带到救护所的。他名字、住址都没有告诉我，不知不觉地就像一阵风似地混到人群里去了。”
  从《广岛的证词》中，人们看到的既不是从轮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