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搁在桌子上，一动不动，暴烈入画，宁静的画面被搅得焦躁不安，险象环生。我曾与小偷和皮条客联手作案，他们说一不二，我则言听计从，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真正的勇气，即使胆大妄为的居伊，也无暴烈可言。史蒂利达诺、皮罗杰、米沙里斯都不过是胆小鬼。还有扎瓦也是。他们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总是一动不动，面带微笑，但从他们的眼睛、鼻孔、嘴角、手心里，从他们鼓鼓的裤裆里，在毛毯或被单遮盖下小腿肌肉猛然隆起的时候，往往流露出一股阴光四射的怒气，虽然云遮雾障，但隐约可见。
  其实，几乎总是其貌不扬方显暴烈本色。勒内的脸蛋煞是可爱。他的鼻梁下榻的曲线赋予他一副顽皮的神色，只是灰白如铅、忐忑不安的脸色着实令人不安。他的双眼僵硬，举止冷静平稳。在公共厕所里，他经常不露声色地揍同性恋者一通，然后对他们搜身，洗劫，有时踢他们一脚，以表赏光。我不喜欢他，但他的冷静征服了我。他总是在撩魂勾魄的夜晚作案，在公共便池、绿地和树丛旁边，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树阴下，在火车站附近，马约门周围，在布洛涅森林里（非在夜里不可），一本正经的样子不容丝毫浪漫的情调，直到凌晨两三点他才回来，我闻到他浑身都散发着饱经风险的气味。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参加了黑夜作案：双手、双臂、双腿、脖子。可他呢，对自己身上的奇迹毫不意会，却用量化的话语对我一一道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枚戒指、项链、手表等赃物。他把它们放进一个大杯子里，顿时装得满满的。同性恋者并没有使他惊慌失措，他们的恶习也无奈他何，反倒为他大打出手提供了方便。他坐在我的床上同我说话，我的耳朵零星听到他冒险的几片破烂：
  ……他偷了一个军官的钱包①，那家伙穿着衬裤，用食指瞄准着向他下达命令：“出去！”
  ①他说：“我干了他的包子！”——原注
  ……勒内奚落他道：“你自以为是在军队里吧。”说着就狠狠给他一拳，打在那家伙的脑门上。
  ……勒内急忙打开一个抽屉，只见里面装满了吗啡瓶，可那家伙已经晕了过去。
  ……勒内逼着那个被洗劫一空的同性色鬼跪在他面前。
  我很注意地听他讲述这样的故事。靠着各种野蛮的手段，我在安特卫普的生活得到了充实，身体也日渐结实起来。我给勒内打气，给他出主意，他也听我的。我告诉他，绝不首先开口。
  “你让色鬼过来，让他围着你转。他提出要跟你做爱，你就装着有点吃惊。要懂得跟什么人故作无知。”
  每个夜晚，我总会得到几句情报。我的想像力便围着情况转。我感到慌乱，也许是因为我同时扮演了受害者和害人者双重角色的缘故。事实上，我在夜间发行、投放着受害者和罪犯，他们都出自我的手笔，我安排他们在某个地方交手，天快亮时，听说受害者差点儿送命，而罪犯险些被送进苦役营，我痛感惊心动魄。就这样，心乱如麻的思绪茫茫然一直扩展到我自己的那块领地：圭亚那。
  这些小伙子违心的行为，违愿的命运，可谓乌七八糟。他们的心灵承受着本来不希望的暴烈。但他们从心底制服了它。视狂风暴雨如日常气象的人们，往往把自己也看得很简单。这段毁灭性的生命来去匆匆，包含许多运动，每个动作都很简单，很直接，就像一个大画家大笔一挥那么干脆（不过，画笔来回交叉会画出暴风骤雨，炸开雷霆霹雳，把他们统统劈死，也把我扼杀）。可是，与我过去的暴烈相比，他们现在的暴烈又是什么呢？过去，我的暴烈就是接受他们的暴烈，把他们的暴烈变成我的暴烈，要它为我而存在，把它吸引过来，加以利用，铭刻在我心头，就是了解它，预谋它，认清其危险，承担其恶果。但与他们现在经受的暴烈相比，找过去的暴烈又是什么呢？我的暴烈对我的设防、对我的冷酷，对我的苛刻是情有可原、必不可少的，而他们现在经受的暴烈犹如一种厄运，里面装着火药，而同时，外部却弥漫着火花，把他们团团包围，并把我们照亮。我们知道，他们的冒险是幼稚的。他们本身就很傻。他们同意杀人或被杀，仅仅是因为在玩一赌牌中，对手——或他们自己——作了弊。不过，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傻小子，悲剧才有可能发生。
  这样一个关于暴烈的定义——相反的例子不胜枚举——向您表明，我遣词造句并非为了更好地描绘一起事件或其主人公，而是为了让您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如果要了解我，读者的合作很有必要。不过，一旦我诗兴大作失足落水不知所措时，我会发出警报。
  史蒂利达诺身材高大健壮。他走路步子既灵活又沉重，既敏捷又缓慢，活像装了整流器。他精明强干又下流放肆。史蒂利达诺对我产生的一大部分威力——还有对唐人街的妓女们——在左右贴脸的相濡以沫中施展得淋漓尽致。他满口白唾，活像戴着泡沫做的口罩。
  “他哪来这些口液？”我寻思，“到底是从哪儿发作上来的，那么黏那么白？我的唾沫怎么从来没有这么滑腻，也没这么白？我的唾沫不过像一串透明的玻璃泡脆弱不堪。”
  自然而然，我联想到他那根阳物，如果按我的意思，沾上如此美妙的东西，滑如柔丝，那该会是什么样子，我暗中把这种泡沫丝网叫做“宫帷”。史蒂利达诺戴着一顶灰旧鸭舌帽，不过帽舌已经断裂。他进屋把他的帽子往地板上一扔，帽子顿时缩成一团，像一具断翅山鹑的僵尸；但是，他戴帽子时，稍许歪扣在一边耳朵上，帽子后沿往上抬抬，即露出容光焕发的金发。我还要说一说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清亮透彻，眼帘正派（若论及史蒂利达诺其人，可以说：“他的举止不正派。”），眼帘四周的长长睫毛和上面的眉毛金灿灿地发亮，浓眉下阴森一片，不是夜色朦胧，而是邪气笼罩。
  每当我来到海港码头，看到一条船的桅杆徐徐升起一面风帆，一阵一阵地，一节一节地，费劲儿地舒展着，上升着，开始犹犹豫豫，尔后当机立断，我便感到心慌意乱。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正是这阵阵运动，预示着我对史蒂利达诺的爱慕益发激动吗？我是在巴塞罗那认识他的。他当时与乞丐、小偷、男妓和娼妓为伍。他很漂亮，但尚未确定是否由于我的堕落才使他有如此倾国倾城的美貌。
  1932年。当时的西班牙虫害成灾，叫花子成群结伙。他们从一个村庄乞讨到另外一个村庄，或去安达卢西亚，因为那里天气暖和；或去卡塔卢西亚，因为那里生活富裕，但整个西班牙都对我们有利。我简直就是一个虱子，尽管有人的意识。在巴塞罗那，我们经常光顾梅迪奥达街和卡门街。我们有时六人同睡一张床，没有毯子盖，天一亮我们就到各市场要饭。我们成群结队离开唐人街，来到帕拉勒洛广场就分散行动，胳膊上挎一只篮子，家庭主妇们一般不给我们钱，只施舍一根韭葱或一个萝卜。中午，我们回到住地，用一路所得做成浓汤。这就是我要描写的丐俗。在巴塞罗那，我看到男子成双成对，其中一个正如胶似漆地对热恋伙伴说：
  “今早我拿篮子吧。”说着，他挎上篮子走了。
  一天，萨尔瓦多轻轻地从我双手中夺过要饭篮子，对我说：
  “我替你讨去。”
  外面正下雪。只见他出了门，来到冰冻的街道上，身上裹着撕得破烂不堪的上衣（口袋已经开裂，悬吊在空中），衬衫藏污纳垢结得死硬。他一脸可怜兮兮的穷酸相，脸上阴云笼罩，脸色惨白却布满了污点，因为实在太冷了，我们谁也不敢用水洗脸。快到中午时，他带回来一些蔬菜和一点肥肉。这里，我已经提到一起撕坏衣服的事，后来又撕开了好几个口子，破得很厉害，是我铤而走险故意造成的，我因此得以领略衣不蔽体的美。一片爱的大风（还是兄弟手足情谊）鼓起我体内的风帆，向着萨尔瓦多驶去。他出了旅店，我稍后也跟了出来，远远地看着他向妇女们乞求施舍。为别人也好，为自己也好，我已经乞讨过，我知道要饭的套话：把基督教与慈悲混为一谈；把穷人和上帝相提并论，这是心声谦卑的流露，也许是太低三下四了，以至于我觉得，叫花子们絮絮叨叨正面吐露的轻盈雾气顿时染上了蝴蝶花的芳香。在整个西班牙，当时到处这么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
  虽然听不见他说话，但我想象得出，萨尔瓦多正在对一个个摊主，对一个个家庭主妇，挨个儿唠叨着这句话。我跟踪监视着他，像皮条客盯住妓女一样，只是心头充满脉脉温情。就这样，西班牙和我的行乞生涯使我饱尝低贱的辛酸，因为。为了美化这些蓬头垢面的被人蔑视的人物，必须要有许多傲气（也就是爱的傲气）才行。我还得有许多才气。我心想事成，才气逐渐来了。虽说我难以给你描绘它的机理，但我至少可以说，我逐渐强使自己把这种悲惨的生活看作是一种需求。我只是要创造生活的本来面目，绝不为它改头换面，我不会刻意去装饰它，掩饰它，相反，我要在千真万确的污垢中表现这段卑贱的生活，对我来说，最扎实可靠的手笔才是大手笔。
  这真是一个难堪的场面，事情发生在大搜捕（我说的是本书开篇之前的一场故事）之后。一天晚上，警察在搜我的身时大为惊讶，除了从我口袋里掏出别的东西外，还发现了一管凡士林。原来是一管薄荷味的凡士林，大家斗胆开起了玩笑。听了下面的对话，在场所有的书记员无不哈哈大笑，前仰后合，我也哭笑不得：
  “你用这玩意儿抹鼻孔？”
  “可别着凉了，当心让你的男人染上哮喘病。”
  西班牙人冠冕堂皇恶毒攻击人的俗语，我很难用巴黎下流话翻译出其中冷嘲热讽的味道。他们说的是一管凡士林软膏，下端已卷了好几回。这说明它已经被使用过了。在这次搜捕中，从众男人口袋里搜出来的大都是精致宝贵的东西，这管凡士林倒成了精心掩盖着的卑鄙下流的象征，同时也成了一段秘密风流的标志，这段风流韵事竟很快把我从千夫唾骂的处境中拯救了出来。我被关进了牢房，我一旦恢复了足够的理智，克服了被捕的痛苦，那管凡士林就与我形影不离。警察们洋洋得意，老在我面前晃动着它，借以兴师问罪，发泄他们心头的仇恨和蔑视。哦，就这小小的埋汰东西，对社会（指警察社会精英荟萃的代表团，首先是指西班牙警察特种乌合之众，他们浑身散发出大蒜、汗臭和油腻的气味，但从外表上看很是神气，肌肉发达和道德定势说明其强大）来说其用途简直是微乎其微，但对我却极其宝贵。与我的脉脉温情相得益彰的许多东西相反，这玩意儿并没有带着绚丽的光环；它只不过是搁在桌子上一小管凡士林，灰铅皮暗淡无光，已经破裂，毫无生气，同监狱审讯室里所有不起眼的东西（椅子、墨水瓶、规章、身高测量器、气味）相比，它显得格外突出，似乎有重大的干系，因其无动于衷令我感到极其沮丧，但是，也许因为管内装有黏性的东西，不由使我联想到一盏油灯，而很难把它比作一支葬礼用的蜡烛。
  通过这么一刻画，我重建了这件小宝贝，就在这时，一幅画面展现在我眼前：在我现在写作的这个城市一条街道里，在一盏罩式路灯下，一个矮小老太的苍白面孔出现了，这是一张干瘪的圆月般苍白的脸，我说不清是满面愁容还是虚伪。她走近我，对我说她很穷，求我给她一点钱。月亮鱼般的脸和蔼可亲，我顿时明白：老人刚从监狱出来。
  “她是小偷。”我自言自语。离开她时，内心（而非下意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梦幻，栩栩如生，顿时萌生这样的念头：我刚才碰到的老太，很可能是我母亲。我对母亲一无所知，她抛弃我时，我还在摇篮里，可我多么希望，她就是这个摸黑乞讨的女贼。
  “会是她吗？”我离开老太时不禁自言自语。“啊！如果真是她，我要用鲜花、菖兰、玫瑰和亲吻簇拥她！我要对着月亮鱼的眼睛，贴着又圆又笨的老脸，娇声娇气地大哭一场！”
  “何必呢？”我又问自己，“我干吗要对她哭呢？”不消多少时间，这些人之常情的亲情表示转念即逝，代之以最下贱最卑鄙的胡作非为，借以表现或亲吻、或眼泪、或鲜花一样丰富的意义。
  “我只要能在她身上痛哭流涕就心满意足了。”我反复想，心里充满了爱。（“菖兰”的发音与“畅然”不是很相近吗？）我要对她抱头痛哭，或者埋在她的怀抱里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