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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尔。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使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下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贪色健斗，冒险求利，而不终其天年，往往委于命，岂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于好色；好色之人，多于好酒；好酒之人，多于好弈；好弈之人，多于好书。
  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ネ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氓氓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搜猎，造语精进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砻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废学，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书，如郑夹嚏、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马端临等，皆手自校雠，分类精当。又有田伟者，为江陵尉，作博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余卷。黄鲁直谓：“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语谓京师有三不称：谓光禄寺茶汤，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余谓尚不止于三者，如钦天监之推卜，中书科之字法，国子监之人材，太仓之畜积，皆大舛讹可笑，而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乱，徒以饱鼠向之腹，入茕箧之手，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
  余尝获观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但有宋集五十余种，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腐，恐百年之外尽成鸟有矣。胡元瑞谓欲以三年之力尽括四海之藏，而后大出秘书，分命儒臣，编摩论次。噫！谈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即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几人，而欲成万世不刊之曲乎？内阁书目门类次第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淆鱼豕，不下蒙瞽，而不问也，何望其它哉。
  《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虽庄生之寓言，不尽诬也。虞初九百，仅存其名；桓谭《新论》，世无全书。至于《鸿烈》、《论衡》，其言具在。则两汉之笔，大略可睹已。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非徒备遗忘而已也。自宋以后，日新月盛，至于近代，不胜充栋矣。其间文章之高下，既与世变，而笔力之醇杂，又以人分。然多识畜德之助，君子不废焉。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古人之笃嗜若此。故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梁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俗亦甚矣。
  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嚏，莫精于胡元瑞，后有作者，无以加已。近代异书辈出，剞劂无遗，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帐中，或东观之秘，或昭陵之殉，或传记之裒集，或钞录之残剩，其间不准之诬，阮逸之赝，岂能保其必无？而毛聚为裘，环断成，亦足宝矣。但子集之遗，业已不乏；而经史之翼，终泯无傅，一也。汉唐世远，既云无稽；而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靳而不宣，卒归荡子之鱼肉；天府之秘册，严而难出，卒饱鼠蠹之饔餐，三也。具识鉴者，厄于财力，一失而不复得，当机遇者，失于因循，坐视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调者，多享敝帚而夜光；同调而不同心者，或厌家鸡而重野鹜，五也。故善藏书者，代不数人，人不数世。至于子孙，善鬻者亦不可得，何论读哉？
  今天下藏书之家，寥寥可数矣。王孙则开封睦挈、南昌郁仪两家而已。开封有《万卷堂书目》。庚戌夏，余托友人谢于楚至其所，钞一二种，皆不可得，岂秘之耶？于楚言其书多在后殿，人不得见，亦无守藏之吏，尘垢汗漫，渐且零落矣。南昌盖读书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备。士庶之家，无逾徐茂吴、胡元瑞及吾闽谢伯元者。徐、胡相次不禄，箧中之藏，半作银杯羽化矣，伯元嗜书，至忘寝食，而苦贫不能致，至糊口之资尽捐以市坟素，家中四壁，堆积克栋，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翻阅，亦阙陷事也。
  建安杨文敏家藏书甚富，装潢精好，经今二百年，若手未触者。余时购其一二。有郑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国初时物也。余时居艰，亟令人操舟市得之，价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宁遭阳侯之变，巨室所藏尽荡为鱼鳖矣。此似有神物呵护之者。今二书，即百金索之，海内不易得也。
  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彳勺，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啖以重价，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王元美先生为作《酉室山房记》然书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
  书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元刻字稍带行，而笺时用竹，视宋纸稍黑矣。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蹈此病矣。
  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来闽中稍有学吴刻者，然止于吾郡而已。能书者不过三五人，能梓者亦不过十数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
  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板也。书皆倒摺，四周外向，故虽遭虫鼠啮而中未损，但文渊阁制既庳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老臣无暇留心及此，徒付还钥于中翰涓人之手，渐以汨没，良可叹也。吾乡叶进卿先生当国时，余为曹郎获借钞得一二种，但苦无佣书之资，又在长安之日浅，不能尽窥东观之藏，殊为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藉口独引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谢伯元，一意搜罗，智力毕尽。吾郡徐兴公独耽奇僻，骊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敌国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贫为掾，不读书而最耽书，其于《四部》篇目皆能成诵，每与俱入书肆中，披沙见金，触目即得，人弃我取，悉中肯綮，兴公数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缃帙簇簇，自诧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辄曰无有。众咸讶之。及再核视，其寻常经史之外，不过坊间俗板滥恶文集耳，鼋羹炙，一纸不可得也。谓之无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谓知书。
  《春秋》以后，宇宙无经矣，班固以后，宇宙无史矣。经之失也，词繁而理舛，史之失也，体驳而事杂。故词以载理，理立于词之先，则经学明矣；体以著事，事明于体之中，则史笔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经，而反累经者也；《实录》不足以为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阴侯之用兵，司马子长之文章，王右将军之作字，皆师心独引，纵横变化，无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绝，非学力可到也。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囊沙背水，拔帜木罂，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马子长，大如《帝纪》、《六书》，小至货殖、刺客、龟策、日者，无不各极其致，意之所欲，笔必从之；至伯夷、屈原诸传，皆无中为有，空外为色，直游戏三昧耳。今之作史，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遗，立论惟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长，直是天分殊绝，其文采学问，固不让也。然史之体裁，至扶风而姓备。譬之兵家，龙门则李广，扶风则程不识耳。
  《史记》不可复作矣，其故何也？《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即其议论，有谬于圣人，而词足以自达，意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至班固效颦笔，已为人告发，召诣秘书，令作《本纪》、《列传》，以汉臣纪汉事，所谓御史在前，执法在后者，即有域外之议，欲破拘挛之见，已兢兢不保首领是惧矣。司马温公作《通鉴》，详慎，久而未成，人即有飞语谤公，谓利得餐钱，故尔迟迟，公遂急于卒业，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观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纵有子长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宋忠，至无所容封禅书，备言武皇迷惑之状，如此等书，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笔，白刃临之而不变；孙盛阳秋，权凶怒之而不改；吴竞之书，宰相祈之而不得；陈之纪事，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尝为人作志传矣，一事不备，必请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则私改之耳。尝预修《郡志》矣，达官之祖父，不入名贤不已也；达官之子孙，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至于广纳苞苴，田连阡陌，生负秽名，死污齿颊者，犹娓娓相嬲不置，或远布置以延誉，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挟以必从之势，或示以必得之术，哀丐不已，请托行之；争辩不得，怒詈继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败其事。及夫成书之日，本来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于国史哉？此虽子长复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说》，一时从风而靡，献谀之辈，竞为注解，至比之《六经》，今不复见矣。但以介甫之聪明自用，其破碎穿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尽废其书，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说，岂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为非，则许氏《说文》固巳先之矣；若不穿凿附会，引援故实，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阙之，即不敢比《六经》，未可谓非经之翼也。
  字有六义：指事、象形、会意者，正书也，可解者也；谐声、转注、假借者，书之变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从工，海之从每，知其声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从工，何以从每，则凿也。天下之事，有本浅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难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饰之。盖不独一字说为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坏宋国家矣。
  郑夹嚏六书略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谐声者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则谐声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说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传司马温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两母者，如群、溪、彻、床等字，盖因平声有清浊故，不得不为两母。余常谓：加一母，不如加一声。凡字，以五声切之，如通、同、统、痛、突之类，则凡同母者，可以尽废。又切平声者，当分清浊二音：如风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凭切，则逢字也：冯字宜作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