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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于德平葛尚宝家见二胡雏，彀弩射飞，弦无虚发，每射栖雀，辄离数寸许，弦鸣雀飞，迁与矢会，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绝技，非学可至也。吴门彭兴祖弟善弹，藏小石袖中以掷鸟雀，百步之内，无不应手而殪。此与《水浒传》所载没羽箭张清何异？考史载萧摩诃掷钅见，略与此同，惜不用之疆场，而但为戏耳。
  古者，射御并称，而今御法不传矣；歌舞并称，而今舞法不传矣；啸永并称，而今啸法不传矣。然犹可想像见者，“六辔如组，两骖如舞”，必非与亻台掌鞭之手所能操纵也；“宛转从风，缅曼旋怀”，必非羽乐童之辈能俯仰也。至于苏门隐者，若数部鼓吹，林壑传响，步兵闻之，亦且心折，而况千载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应遽无其人，或吾未之见也。
  ●卷七·人部三
  朱新仲《猗觉寮杂记》云：“《唐·百官志》有书学一途，其铨人亦以身言书判，故唐人无不善书者。然唐人书未及晋人也。欧、楮、虞、薛亦傍山阴父子门户耳，非成佛作祖家数也。右将军初学卫夫人，既而得笔法于钟繇、张芝，然其自立门户，何曾与三家仿佛耶？子敬虽不逮其父，然其意亦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后耳。”此一段主意，凡诗家、画家、文章家，皆当识破，不独书也。
  钟、王之分，政如汉、魏之与唐诗，不独年代、气运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别处，非谓王书之必不及钟也。大率古色有余，则包涵无尽；神采尽露，则变化无余。老庄所为思野鹿之治也。
  右将军陶铸百家，出入万类，信手拈来，无不如意。龙飞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书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鸡、野骛之叹，人之不服善也如此。
  右军兰亭书，政如太史公伯夷、聂政传，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横逸，遂令千古无偶。此处难以思议，亦难以学力强企也。自唐及元，临兰亭者数十家，如虞、褚、欧、柳及赵松雪，虽极意摹仿，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学之，不肯画画求似也，此是善学古人者。如必画画求似，如优孟之学孙叔敖，则去之愈远矣。此近日书家之通病也。
  王未尝不学钟也，欧、虞、褚、薜以至松雪，未尝不学王也。而分流异派，其后各成一家。至于分数之不相及，则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资性之有限，不可强也。即使可强而同，诸君子不为也。千古悠悠，此意谁能解者？
  曹娥、乐毅，尚有蹊径可寻，至兰亭、黄庭，几莫知其端倪矣，所谓“大可为，化不可为”者也。
  右军真迹，今嘉兴项家尚存得十数字，价已逾千金矣。又有婚书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严分宜家者，今亦展转不知何处也。李怀琳绝交论真迹，在吾郡林家，余见之三四过，信尤物也。其纸颇有粉墨，淡垂脱。又一友人所见褚遂良《黄庭经》，纸是砑光，下笔皆偏锋，结构疏密不齐，与今帖刻全不类。大抵真迹虽劣，犹胜墨迹之佳者。
  唐太宗极意推服大王，然其体裁结构，未免径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逊其父者，微无骨耳。故右军赐官奴，而以筋骨紧密为言，箴其短也。如《洛神赋》，直是取态，而墓田宣示，一种古色尽无矣。譬之于《诗》，右军纯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结构、体势，原以取态，虽张长史奔放骇逸，耍其神气，生动疏密得宜，非颓然自放者也。即旭素传授，莫不皆然。今之学狂草者，须识粗中有细，疏中有密，自不放轻易效颦矣。
  作草书难于作真书，作颠素草书又难于作二王草书，愈无蹊径可着手处也。今人学素书者，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疏脱，亦且神气索莫，如醉人舞跃号呼，徒为观者耻笑。
  蔡君谟云：“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然飞动非所难，难在以谨严出之耳。”素书虽效颦，然拔山伸铁，非一意疏放者也。至宋黄、米二家，始堕恶道。国朝解大绅、马一龙极矣，桑氏怿所谓夜叉罗刹，不可以人形观者也。
  唐人精书学者，无逾孙过庭所著《书谱》，扬扌乞蕴奥，悉中綮窥，虽掊击子敬，似沿文皇之论，而溯源穷流，务归于正，亦百代不易之规也。至于五合五乖之论，险绝平正之分，其于神理，几无余蕴。且唐初诸家，如虞、褚、欧、薜，尚傍山阴门户。至过庭而超然融会，变成一家，几与十七帖争道而驰，亦一开山作佛手也。
  陈丁觇善书，与智永齐名，时谓丁真永草。庾翌易右军之书，而右军不觉。怀素换高正臣之书，而正臣不能辨也。然异代之下，知有智永、右军、怀素而已，三子之名无闻也。岂非幸不幸哉？
  颜书虽庄重而痴肥，无复俊宕之致。李后主所诮，叉手并脚田舍汉者，虽似太过，而亦深中其病矣。祭侄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后人同声赞赏，何故？此所谓耳食者，可笑！
  宋书如苏沧浪、张于湖、薜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极力摹仿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风采顿殊耳。蔡君谟极推杜祁公，谓之草圣，然杜草书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书学祁公者也，然元人笔力稍峭健于宋，其能书诸家亦多于宋。
  宋人无书学，如苏、黄、米、老等，真帖初见，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厌弃。蔡忠惠胜三家远甚，而时带俗笔。赵文敏之源流，盖自蔡出也。元时名家如鲜于困学钱翼之、■■子山、邓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独一文敏，而文敏名独噪甚。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乃知名之显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托于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门入。人非生知，岂能师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与屠纬真、黄白仲纵谈及此，余谓：“凡学古者，其入门须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须运自己之丰神。不独书也。”二君深以为然。
  古无真正楷书，即锺、王所传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书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徵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文敏书诸碑铭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胜，而时有俗笔，却无败笔，近俗故能不败也。然文敏入门却从大王来，晚年结构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牍二通，其笔锋完劲，绝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后来纷纷摹本，亦画虎不成耳。大凡学古人书，当观真迹，方得其运笔之一二，墨帖无为也。
  国初能手，多黏俗笔。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昌祺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晋、唐法度。然祝劲而稍偏，王媚而无骨。文徵仲法度有余，神化不足，张汝弼乃素师之重伟，丰道生实淳化之优孟。文休承小禅缚律，周公瑕槁木死灰。其下琐琐，益所不论矣。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
  文征仲得笔法于■子山，而参以松雪，亦时为黄、米二家书，然皆非此公当行，惟小楷正书，即山阴在世，亦当虚高足一席。
  云间莫廷韩有书才而无书学，往往失于疏脱。济南邢子愿有书学而无书才，往往苦于缠累。吴兴臧晋叔一意临摹，而时苦生意之不足。姑苏王百谷专工取态，而时觉位置之稍轻。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参以自己之丰神，华实相配，筋骨适均，庶乎升山阴之堂，入永兴之室矣。
  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时作者，妄无疑也。三代所传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赝，皆不可知。即其笔法篆文，或繁或省，从左从右，不可摸捉。所谓“书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鸟，而后人以意附会，强合成文，虽曰禹迹，吾未敢信以为然也。夫结绳敝而文字兴，科斗残而篆籀作，篆隶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简，世之变也。必欲舍今而反古，虽圣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关乎？峄山之铭，视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汉时小篆，仅闻萧相国以秃笔题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何起刀笔，为秦功曹。上蔡衣钵，固有所归矣。自晋及唐，数百年间，惟李阳冰一人，以小篆显。五代以来，习者益寡。镌名印者，但取裁汉篆，位置得宜而止，其于斯籀之学，概乎未有闻也。隶书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东京之笔，古色苍然。降而宜官梁鹄，开唐隶门户矣。唐苏许公摩崖碑，颇有东京笔意，自宋而降，专取态度，汉隶绝响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滥觞也。
  小篆，篆之圣者也。汉篆碑文不多见，见于印薮者，大都标置为体，而学问疏矣。唐陈惟玉、李阳冰，以篆显者也。嗣兹以降，虽镌石刻玉，世不乏人，而考古证今，不无遗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屦常满，非重直不可得。震盖精小篆者，而时时为汉篆，亦以趋时好云尔。然以小篆作印章，胜汉篆十倍也。
  国初闽陈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来，石刻残缺，无可考者，皆能辨之。永乐初入中书，时待诏吴郡滕用亨素负书名，见其后进，忽之不为礼，一日，对大众辨难许氏《说文》，词说逢起，登随问条答，如指诸掌，考古证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盖世之精于字学者，未必工书，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声誉不布，而俗书恶札如马一龙、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隶书，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禅碑来，而务工妍，无古色矣。文征仲、王百谷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黄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谓“失之毫厘，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门胡宗仁善汉隶，尝为余题积芳亭匾，酷得中郎遗法，而世罕有赏者。大声不入里耳，悲夫！
  今国家诰敕及宫殿匾额皆用笔法极端楷者书之，谓之中书格，但取其庄严典重耳，其实俗恶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举以此技鸣，南京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纲者，法度严整过之，一时声称籍甚，然亦时俗之所赏，胥史之模范耳。自后官二殿中书者，皆习姜体，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书，以便贱隶，谓之隶书。今中书字体，谓之胥书可也。
  詹孟举书虽俗，而端重遒迳，盖亦渊源于欧、虞，而稍变之，非姜立纲可望也。评孟举书者，谓兼欧、虞、颜、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风。然冠冕则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书者，如文征仲，斯可矣。
  师宜官韦仲，将大字迳丈，小字寸许千言，可谓兼才矣。子敬垩帚为书，观者如堵，惜其墨迹今皆不传，盖体势过大，既难收藏，而扁额洒壁，终归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传久远也。宋时惟米南宫、朱晦翁署字，今犹有存，然皆作意取态，标置成体，虽非真正楷法，而风韵遒远，自然不俗。赵集贤扁书，一如真书，妍媚有余，而筋骨尽丧矣。近代吴中诸公，率以八分题扁，较之真书，差易藏拙。吾闽林布衣阜学松雪而稍劲，郑吏部善夫仿晦翁而自得，张比部炜得法于米，而参以己意，其所题识，至逾寻丈，莫不极天然之趣，他方之以书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时摩崖碑，至为钜丽，而近人以林阜“忠孝廉节”四大字覆之，论者动以阜罪，余谓：非阜罪也。阜布衣穷死，力岂办此？盖必当时监司有爱其书者，下郡县镌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风旨，遂为此杀风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监取六朝时碑，磨砻以应命。俗人所为，往往如是。而阜动遭排击，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见后人磨古碑而镌己字，比比也。
  欧阳通作书纸，必紧薄坚滑者乃书之。而米元章亦云：“纸欲砑光，始不留笔。笔欲管小，始易运用。”乃知永师不择纸笔，无不如意之难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择而用之，差无遗憾。
  近代书者，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也；偏锋多于正锋，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