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时多不正，至于选择吉时，作事临期，但以臆断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测，阴夜之时所凭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于山村中无漏可考哉？故知兴作及推禄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于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安能定其为何时？余固不信禄命者，付之而已。
  俗谓得吉日不如得吉时，如巳、午、未等时，固可见矣，而历所谓日出日入时者，乃以出海入地论，非挂詹际时也。余尝登泰山观日出矣，下至半山而犹昏黑也。在黄山，入夜，饭罢出门，仰视天都峰顶，日色照耀，如火中莲花。此皆九月事，正历所载，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参差乃尔，益信世之愦愦耳！
  ●卷三·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为分野之说，最为渺茫无据。何者？九州之画，始自《禹贡》，上溯开辟之初，不知几甲子矣，岂天于斯时始有分野耶？九州之于天地间，才十之一耳，人有华夷之别，而自天视之，覆露均也，何独详于九州而略于四裔耶？李淳风谓华夏为四交之中，当二仪之正，四夷炎凉气偏，鸟语兽心，岂得同日而语？然荆蛮、闽越、六诏、安南，皆昔为蛮夷，今入中国，分野岂因之而加增耶？至于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独详于此而略于彼耶？历考前代《五行志》，某星变则某郡国当其咎，然不验者什常七八也。况近来山河破碎，愈无定则矣。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国，仅以毕、昴二星管四夷异域，计中国之地仅十之一，而星文独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使竖亥步北极至于南极，如之，则中国之地。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别天下为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分为十三部，一部六郡。晋分为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国朝，两京、十四省，后因弃安南，实十三省也，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县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伏羲、神农、都陈，黄帝都涿鹿，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大圣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险要，亦当时水土未平，规制粗定，茅茨土阶，非有百雉九重之制，纟衣鼓琴，亦无琼林大盈之藏。而每岁省方坐不安席，盖亦以天下为家之意，不必择土而安也。至于三代，德不及尧舜，而乱贼渐萌，于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据上游之胜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后太康失国，迁徙不可考。汤都亳邑，至盘庚七迁，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后世建都之难也。周公定鼎郏辱阝，始为万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为朝会之所，盖亦以防备不虞，知后世子孙必有不能守其故业者矣。此亦堪舆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盘庚，或迁敖，或迁相，或迁耿，或渡河而南，或逾河而北，当时不闻其求治水之方，而但迁徙以避之。计迁徙不费于开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绝不闻河患，但苦戎狄，盖关中之地已近边塞矣。当时燕、晋、代、秦诸国，诸侯各自守其地以御夷，而区区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业，岂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胜之地，无有逾关中者，盖其表里山河百二重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乱可以闭关自守，无论汴京，即洛阳不及也。江南之地，则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势在据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则在镇遏戎狄，使声息相近，动不得逞。关中逼近西戎，故唐时回纥、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桥。汉时灞上、细柳、连营，天子至亲劳军，盖当时西虏似强于北也。至宋时，幽、燕十六州已为契丹所据，则自河南，入江、淮，其势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镇之。使当时从晋王言，都关中，则画淮为界，不至绍兴而始见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势不得不阻江为固，镇江则太逼，杭州则太远。险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纲、宗泽以为请，而不见听从，惜哉！
  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然亦办四明航海一条走路也，临安虽有山有水，然其气散而不聚，四面受攻，无险可凭，元兵从湖州间道入，如无人之境耳。虽兴亡有数，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为障，内以江为藩，虽中主、庸将，足以自守。曹丕临广陵，欲渡者数矣，竟叹天堑之不可越。苻坚陷盱眙而东，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谢玄三战三捷，杨俱难等奔啄不暇。其后若卢循乘虚，直捣蒋山，居民荷担而立，孟昶望风自裁，自谓天下事定矣，而不能当寄奴之一炬。萧轨、任约以十万卒，奄至鸡山，据北郊坛，剥床以肤何急也。霸先从容谈笑，俘四十六将军于幕下，若探囊取物，此岂智愚之悬绝若是哉？川陆之长技既异，主客之劳逸顿殊。一夫当关，万人莫敢谁何，其势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余载，莫强于秦苻坚，莫盛于魏道武，而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盖山后十六州，自石晋予狄几五百年，彼且自以为故物矣，一旦还之中国，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间伺隙，无日不在胸中也。且近来北鞑之势强于西戎，若都建康，是弃江北矣；若都洛阳、关中，是弃燕云矣。故定鼎于燕，不独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虏之命。成祖之神谋睿略，岂凡近所能窥测哉！
  我太祖之定都建康也，盖当时起兵江左，自南趋北，不得不据第一上流，以为根本之地，而后命将出师，鞭笞群雄，此亦高、光之关中、河内也。当时角逐者惟张士诚、陈友谅二人耳，然姑苏势狭而无险可据，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敌，其形胜已不相若矣，而况材智规摹，又相去万万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燕王镇守北平，盖隐然以北门锁钥付之矣。当时亲王握重兵，节制有司，大率如汉初七国故事，而燕王之英武雄略，岂久在人下者？使当时不封燕，纵得守臣节，不兴靖难之师，而北虏乘间窃发，燕云终非国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与文皇之定都于燕，其远见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尝有此议也。岂以其地逼近边塞耶？自今观之，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且京师建极，如人之元首然，后须枕藉，而前须绵远。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东环，滇、蜀西抱，真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气势之雄大，规模之弘远，视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渊矣。国祚悠久，非偶然也。
  辽、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为最盛。今禁中梳妆台、琼花岛及小海、南海等处，皆金物也。元，冬春则居燕；夏秋则如上都，畏热故也。惟其有两都，故王师一至，即时北遁。而山后十六州，四五百年始见天日，非偶然也。
  周时洛邑为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势则似荆襄为正中，盖幅员广狭固自不同也。然所贵于中者，取其便朝会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驭轻哉？
  幽州有黍谷，相传邹衍吹律之所，盖当时以为极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宁夏、临洮诸边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气候与江南差无大异，且以边场戎马之地一旦变为冠裳礼乐之会，固宜天地之气亦随之变更耳。
  恒山为北岳，即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即，其一石飞至阳曲，故于阳曲立庙遥祭之，实非岳也。”按《水经》：“恒山谓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镇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其在今之定州无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岳者，中国之五岳也，随其幅员，就其方位而封之耳。三代洛邑，为天地之中，南不过楚，北不过燕，东不过齐，西不过秦，故以嵩山为中岳，而衡、岱、恒、华，各因其地封之以为镇山。若后世幅员既广，方位稍殊，即更而易之，亦无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势论之，当以天寿山为北岳，罗浮为南岳，钟山为东岳，点苍为西岳，衡霍为中岳，其间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无外之观，此非拘儒俗士所能与议也。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长安有谚语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绀珠集》云：“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此数语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但南方士风，近稍狞悍耳。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今之运道，自元始开，由济宁达临清，其有功于上都不浅。而当时已有“挑动黄河天下反”之谶，则其劳民伤财，亦可知矣。但元时尚引曹州黄河之水，以济运道。国朝因河屡决，泛溢为害，遂塞张秋口，而自徐至临清，专赖汶泗诸水，及泰山莱芜诸县源泉以足之。诸泉涓涓如线，遇旱辄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闸，又分而为二，其势遂微。每二三月间，水深不过尺许，虽极力挑浚设闸启开，然仅可支持。倘遇一夏无雨，则枯为陆矣。
  运河之开，无风波之患，诚为良策。而因之遂废海运，亦非也。海上风涛不虞，数岁间一发耳，而今运河挑浚之费，闸座捞浅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ヘ二之设，其费海岁岂直巨万已哉？海运一行，则诸费尽可省，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于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自海运废而士益惮于海矣，元时海运有三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所开新道，自浙西至京师，不旬日，尤为便者。所当间一举行，以济运河之不及者也。
  古者诸侯，封国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齐、晋、燕代、秦诸国，士饱仓盈，不闻其仰给于江南也，如汉时与楚血战五载，军士粮饷，乃自关中转轮，即武帝穷兵黩武，频年暴师于外，亦不闻其借粟于吴楚也。至唐而始有漕运，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计米一斗，费钱七百，然贞观、开元盛时，不闻其乏食也。至于季世，乃有“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之喜，岂非内无储积，而枵腹待哺于外哉！宋时汴及临安，地皆咫尺，故不闻转饷之苦。今京师三大营九边数十万军，升合之饷，皆自漕河运致，古称“千里运粮，士有饥色”。今乃不啻万里矣！万一运道有梗，何以处之？故为今日计，则屯田之策，宜行于边塞，而水田之利，宜兴于西北滨水诸郡县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偷惰，盖守御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则非少壮不能，军将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则有塍有浍，沮洳泥泞，亦可杜胡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种，而插秧，而薅草，而车戽，从夏讫秋，无一息得暇逸，而其收获亦倍。余在济南华不注，山下见十数顷水田，其膏腴茂盛，逾于南方，盖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患无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数年间，民见利而力作，仓庾充盈，便可省漕粮之半，即四方有警，而西北人心，不至摇动，京师益安于泰山矣。
  黄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广开沟洫，以杀其势，而其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