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举起，只见自己已浮在一层淡蓝色的棉絮上，空气里流动着深紫色的花潮，极度舒适、轻盈的美妙感觉，飘飘欲仙。我听到妈妈慌张的声音：“赶紧送医院。”我想说，不要。但任凭怎样用力就是发不出声音。
  后来，沉重的压迫袭来，我张开眼睛，见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围在我身旁，神色紧张地盯着我，姐姐的脸上挂着泪花。他们说，我刚才昏死过去有十几分钟。这次经历令我铭心刻骨，我确信我曾走进死亡的宫殿。
  对那个未知世界的他人印证是在1982年。那年夏天，我在内地参加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一位虔诚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确切地说也就是五十多岁的离休领导，她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年除夕夜，她独自在家等候丈夫值班归来，门锁得好好的，却看见邻居家已经死去半年的六岁小男孩，突然从她的卧室旁若无人地穿过。那死去的男孩跟生前几乎一样，他走到客厅里东看西看，像在找什么东西，最后失望地叹口气突然消失了。她顿时吓得毛骨悚然。三天后的一个夜晚，那个死去的小男孩重又在她家的客厅里出现，依然穿着死时的衣服站在客厅中间，直勾勾地望着她，说，我要我的小人书，并告诉她自己住的地方（后来证明，那就是死去小男孩埋葬的地方）。说完便倏然而逝。
  当天夜里，马列主义老太太便敲响了邻居家的门，邻居一家人听后惊慌失措，一刻不敢耽搁，将小男孩藏在床下的一木箱连环画连夜送到城郊外小男孩的坟前，一把火焚了。从此，死去的小男孩再没出现过。
  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平时最不信邪，她一边给我们讲，一边浑身还禁不住战抖。我们听的人也个个是汗毛倒竖。她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打死她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跟《鬼眼》中的有些细节神似，但我听到时比这部电影早了十多年。
  作为人生不可回避的归宿—死亡，我们的确所知甚少，人死时究竟是何感觉？死后的人是否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在那神秘的死亡世界人还会有感知吗？美国博士、医生雷蒙德·穆迪曾写过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生命后的生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的译本名为《死后见闻》）。这本书的副题是“一百五十名死后复生者的自述”。书中一百五十名死后复生者在“死亡”期间的所见所闻，向读者展示了冥冥世界的种种神秘情景。
  阅读那种种死后见闻，油然唤起自己在九岁时穿越死亡空间的记忆。请看：“我处在非常黑暗、幽深的峡谷里，后来我想到，‘我明白了《圣经》里死亡幽灵峡谷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曾经去过那里’”；“光给我打开了一个完整的、崭新世界……我不断地想‘我发现了很多很奇妙的情景’。”作者运用心理学、医学、神学等现代科学对死后见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生命后还有生命的结论。这恐怕注定是一本争议纷纭的书。会有一些科学家和医生把此书看做是“伪科学的”。但这本书为人们认识死亡世界推开了一扇新鲜的窗户，它将使很多读者认识到死亡世界并非想像的那么恐怖。
  对死亡世界认知的不确定，使很多人视死如归。苏格拉底有段意味深长的话：死别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惟有上帝知道。
  我当然无意提倡人人都视死如归，只是觉得我们对死的关注和研究实在是太少，而作为每个人都必然要体味的世界，它实在太高深莫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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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暗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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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以前，就有欧洲人说，日文是魔鬼的文字。我不知道他们所指何在，但凭直觉，日本的文字充满诡谲、怪异，有点像符咒，确实是全世界最怪的。我一直不解，本是同种同宗，为什么中日两个民族的观念多是南辕北辙。比如，中国人崇尚梅花、牡丹，寄托的是在严酷的环境下也要顽强生存，追求富贵荣华；而日本人则以樱花自居，短暂地灿烂，随风而逝，一夜凋谢。中国人倡导隐忍，“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则崇尚杀身成仁。因此，我们见多了动辄就剖腹自杀的日本人，其方法的残酷就像我们残酷地活着。
  在日本人的生命观念里，仿佛被某个无形的魔鬼左右着。即使在最寻常的生活中，也处处潜藏着非人的不可知的力量，太多的日本人（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大作家、艺术家）对此有非同寻常的表现，还典型地表现在他们的电影里。
  在日本的电影中，鬼怪恐怖片一直是最受青睐且最流行，永远高居票房前列。近年来，鬼怪恐怖之风更是弥漫影坛。《午夜凶铃》风靡之后，鬼怪恐怖片势如破竹，再也没停止过，什么《ＧＴＯ》、《催眠》、《大搜查线》、《钱仙》、《富江》、《大逃杀》等等，不胜枚举。在暑假的学生中，鬼怪片依然最热，偶像派深田恭子的《死者之学园祭》、漫画家伊藤润才继《富江》之后的《押切》、美日合资的《妖怪传》、古怪异常的《京极夏彦之怪》，都是场场满座的鬼怪大片。在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日本的参展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数码巨作《幽暗综合症》，讲几个女学生招引和摆脱鬼魂的故事。因为号称是数码影片，我们都觉得新鲜，纷纷前往观看，数码影片与普通影片在视觉效果上并不见得有很大不同，倒是影片内容让小资的上海观众眼界大开。观者席上不时传来惊声尖叫，有些老年的女观众经不住这一惊一乍的刺激只得离席而去。一位日本女电影制作人说，该片在日本恐怖片中属于比较小儿科的。
  我想，幽暗综合症可能是当下的日本最普遍的情状。
  鬼怪恐怖片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是追逐惊吓与杀戮。与欧美等国的恐怖片不同，日本影片最热中于渲染吃人、杀人的过程。在《割喉》和《切肤之爱》等片中，都不厌其烦地展示宰割、肢解人体的细节。即使是艺术电影的大导演大岛渚、北野武，也喜欢在冷峻的情节中，若无其事地突然加入砍下头颅或剖开肠肚的血淋淋的镜头。
  这种嗜血、恐怖变态的日本电影看得多了，不禁想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单看其杀人如麻的疯狂，与那个极端民族的风格都是一脉相承的。姜文的《鬼子来了》我曾看过两遍，每次看都有极大的心灵震撼，日本人忠信外衣下的极端残暴，中国人散淡外表里的憨厚和驯良，一句话，日本人的豺狼本性和中国人的绵羊本性都有深刻而传神的揭示。我以为，影片最大的贡献是把中日两个民族的本质特点作了最形象化的诠释。对此，日本人也对姜文眼光的毒辣表示钦佩，把个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外国片导演”的荣誉给了他。
  人对某种事物的极度喜爱，肯定与其自身骨子里的嗜好分不开。而这种喜爱又会极大地影响其言行，变成一个民族的行为。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舆论都在叫嚣，使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阶级斗争意识，什么文明、善良、亲情都统统被扫进垃圾堆，无数的人间悲剧由此衍生。
  我是喜欢看恐怖片的，喜欢其观看过程中未知的惶惑、悬念和出人意料的惊悸。在我的影碟收藏中，恐怖影片的类型也占了不少数量，从早期的《活死人之夜》到《驱魔人》到根据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作品改编的《闪灵》、《危情十日》等都是我十分喜爱的影片。但我非常反感日本的恐怖片，反感它没有来由的变态杀戮、嗜血，以及对此津津乐道的欣赏和玩味。看他们的恐怖片，就觉得自己也患了“幽暗综合症”，有种魔鬼附身的感觉。我想，魔鬼一旦附身，人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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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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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人们说自杀是懦弱的表现，这话最是经不住反诘：不敢面对死亡的人倒成了勇敢了吗？生活的现实是：大凡从容赴死的人往往是硬汉。那些战场上誓死不降的英雄不必说了，即使是一介文人，能够舍身自尽的也多是刚毅耿介之士。比如日本的三岛由纪夫、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美国的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等等。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解加缪为什么说“自杀是惟一的哲学命题”，那些在作品中歌颂生命的美丽与顽强的大作家，为何去意如此从容而又匆匆？当我试图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去揣摩时，恍然想到，原来他们选择自杀之前，已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死亡，至少是他们最看重的部分生命的死亡。死神其实是一个太过熟悉的朋友，他并不是猝然来临，一切的大限绝不是刹那间的了断。早在死神来临前，他们已意识到，自己所歌颂的美丽与顽强的生命已经开始在逐渐死亡了。
  侯孝贤在他的史诗影片《悲情城市》中，通过宽容和宽美之口，向梁朝伟扮演的哑巴叙述了日本明治时代一个花季少女自杀的故事。那女孩既不厌世也无失恋，没有任何挫折与绝望，她只是觉得青春太灿烂了，以至使她担心一旦失去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绚丽的时光随风离枝，她的遗书给当时正处于明治维新的日本青年以极大震动。我不知道侯孝贤本人的生死观，但从充满感伤的《悲情城市》中的这样一处“闲笔”，已约略体会到他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和追问。
  这实际上涉及了人为什么要生存以及生存的动力和价值的问题。日本是一个最“喜爱”自杀的民族，这个岛国上的人们似乎有着根深蒂固的“樱花情结”，即短暂的绚丽辉煌，迅速地凋谢。说他们看重生命的质量，不如说他们把平庸乏味的生看成了实质的死。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仅仅四年后就自杀了，他没有对这个世界表现出任何的留恋，在他的生命的理念里，他最好的生命之花已经枯萎，他最看重的文学创造力已经衰竭。更有甚者，有人在指责他的作品是盗用了他人的成果，这后一点无疑是用锐利的刀在杀他。实际上，川端康成最后的自杀，是用别人的刀捅入了自己的心。就是说，他在生命消亡之前，已看到了自己难看的死。肉体死亡的选择是对自己最看重的某部分失去生命的绝望的祭奠。与川端康成看到自己文学生命死亡一样，顾城是看到了爱情生命的灭亡，老舍则看到了自己从艺术、人格到最后的政治生命的一连串的死亡。还有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太宰治和中国的海子等等。
  美国电影《鬼眼》中，那个可怜的小男孩可以看到死人的鬼魂，他所看到的存在是一般人肉眼所不能看到的。我一直相信，非凡的人总是能看到常人所不能看到的某种死亡。《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曾说：“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种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有些民间流传所说的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我们没有看到的并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对一些非凡生命的自杀，我们之所以不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生命中早已消失的东西，包括死去的肉体。而只有发现这些“寄寓”、“隐匿”在某种物质之后的东西，我们才能理解，否则它就是谜团。人生一世，不过是舞台一戏，再光彩的演出，其支撑点也是要靠未必光彩的幕后，这“幕后”就是“寄寓”和“隐匿”的所在，它既让人光彩夺目，又让人灰头土脸。
  我想，这其中，可以自杀的硬汉作家海明威来进行典型分析。
  如果说生命是由几大部件构成，海明威一生最看重的部件有三样：做爱、打猎和写作。在他五十岁以后，他的这三样最宝贵的生命部件都逐渐死去。先是令他最痛苦的性无能，接着，由于身体的病痛，他钟爱的打猎也变成了无法实施的意想；最后，是他对自己创作能力的极大失望。在他看来，这些重要的生命部件已经死去，经过种种努力，他自认无力回天，绝望之下，他用钟爱的猎枪毁灭了肉体的自己。在他人看来，他是毁灭了一个关于坚强的神话，而对他本人而言却是以自己一贯的坚强毁灭了一具行尸走肉。
  人活着就是逐渐走向死亡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属于你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死去，最后猝然结束的只是你肉体的生命。因此，活着还是死亡，“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结论其实并不重要，谁也改变不了“向死而生”的现实。只是需要清理自己的判断：“活着”或“死亡”，哪一个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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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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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非凡人物的死亡会先有些征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暗示。那时读《邓肯自传》，对这个美国现代舞的先驱者丰富而恣肆的生活赞叹不已。自传嘛，当然无法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