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从而进入永恒之中。
  伟大的诗人总是能深刻地体察人性，优秀的诗篇总是能展示美好的人性，维护人性的尊严。不同于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近年来，不少青年诗人致力于开掘普通人身上美好的情操，在作品中闪现出灵性的光辉，如江非的《妈妈》、张执浩的《扶母亲过街》、洪烛的《母亲的晚年》、李以亮的《梦见父亲》、金轲的《父亲！父亲！》、李琦的《我一百零三岁的祖母》等。
  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共存
  这里的所谓“宏大叙事”，不只是指围绕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写作，而且包括史诗性写作的追求。某些围绕重要政治事件和中心任务的写作，由于受“节日”情结或“任务”情结的制约，事过境迁，很难沉淀下来。倒是有一些取材于重大时事政治的小型制作，以其独特的构思和对人性的张扬，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像胡续冬的这首《战争》：
  电视里，我看见一个伊拉克小孩／头部被炸伤，在医院里／号啕大哭。白纱布底下，是僬黄的小圆脸，塌鼻子，大眼睛。／我和妻子几乎同时发现／他和幼时的我十分相像。／……
  这首诗是从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中的一幅电视画面写起的，涉及的是重大题材，但是诗人并没有正面去写战争，而是把镜头对准一个伊拉克战争中头部受伤的小男孩，并同自己的幼时经历相对照，写出了战争对普通人命运的伤害，令人心酸。
  在一些诗人热心“宏大叙事”的同时，另一些诗人则显示了对日常经验的重视。在抒情诗创作中强化叙事性，日常经验人诗，这种在九十年代渐成声势的诗歌写作场景，到了本世纪初，仍然持续并发展着。日常经验与诗的抒情特质并不矛盾，相反它为诗人抒发情感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疗治青春写作的滥情主义与空泛的形式雕琢的有效药方。诗人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凌空蹈虚的驰骋想象上，同样也表现在将繁复而杂乱的日常经验织人精巧的诗歌文本并显现出一种葱茏的诗意上。青年女诗人路也，主张写细微而具体的日常生活，她批评那些远离生活的诗作：“一个诗人不该把自己架空，跟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呀岁月呀流浪呀马呀月光呀荒原呀梦呀心中的疼呀黑暗呀永恒呀搅和在一起，我害怕那种诗，在那种诗里生命大而无当，连谈一场恋爱都那么虚幻，没有皮肤的触摸的快感，仿佛爱的对象是万米高空上的云或者峰顶上的雪莲——写诗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离地球越来越，远，而离火星和天王星越来越近么？”路也所写的《单数》，则透过日常生活的罗列，写尽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心境。此外如荣荣的《鱼头豆腐汤》、朱零的《身边的事》、洪烛的《垃圾之歌》、老刀的《钱》、刘虹的《汽车时代》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写的全是日常经验，但这些作品却不是日常经验的线性堆积，而是经过艺术的处理，使之散发出氤氲的诗意。
  日常经验入诗，表现形形色色。或者在冷静的观察基础上客观描述生活场景，或者实录人物对话纳个人情绪与客观情境于一炉，或者设计戏剧性场景来间接地抒情写意，或者还原一个生活细节以拓宽表现疆域与情绪容量。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发展，信息时代与消费时代的种种标志，诸如私人汽车、房地产开发、快餐、超市、网络、复制……不仅全面进入当下生活，也进入了诗人的观察视野，而诗人则不满足于仅只是把它们描绘出来，更重要的是借这些新鲜的甚至是光怪陆离的意象，抒写出当代人的真实的感受。
  （选自《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并对原文标题做了改动。）
  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
  ■　张清华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对于大多数写作者、尤其是成名的诗人来说，深陷于“中产阶级”趣味成了他们的普遍病症，这种病症在近一两年中更加明显起来。
  “中产阶级”趣味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与艺术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审美观，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风雅”的或者“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表现在诗歌界，有以下这样一些具体特征：
  其一是冷漠，一种假象的纯粹和虚伪的超脱。某种意义上，冷漠是艺术的真正敌人，冷漠的假象是平静，超然，成熟，是温文尔雅和波澜不惊；而其实质则是空洞，飘浮，是拒绝和无所作为，是物质的富有带来的相应的精神贫困。他们或者她们，茫然地、假装自信自得、却掩饰不住其无力和无能地书写着支离破碎的“个人化”的细节，表达着浅薄的优越感，逃避对生存的尖锐触摸，对公共领域的思考与判断——我知道这样的批评方式和口吻，极容易被误读为旧式的意识形态化批评，但我无法回避使用“公共领域”和“现实”这样的词语。这种作品以其貌似的高雅和超脱，对读者却构成了蔑视和欺骗，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今天诗歌的艺术趣味，占据着所谓经典诗人和经典作品的优越权。显然，它的可怕性就在于，它是容易以高雅和艺术的名义来蒙蔽和误导读者的，因而是第一有害的。我这里无意批评某一个写作者个人或哪一个具体的写作群体，而是在说一种相当普遍的、已经渗透进现今写作者潜意识之中的倾向。毫无疑问，历史上“中产阶级”是艺术的最大拥护者、买主，甚至也参与创作，但如果是由这样一群以精神贵族自居的人的趣味主导了艺术，那这个时代的艺术也必将呈现出腐朽、苍白和浅薄的一面。我们要警惕我们时代的诗人和写作者集体向着“中产阶级”的趣味滑行这样一个局面的发生。
  其二是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这个问题和前者也密切相连，“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心态，使得这些写作者与真正的“现实”之间产生了空前的隔膜。他们几乎是生活在自大和自我的幻觉之中，个人经历、生活细节、狭小的社会关系、亲情与性爱经验、书斋中的个人事件……基本上是这样一些东西，构成了日益狭隘而贫乏的写作资源——这还不要紧，我们还可以说，生活无巨细，经验无大小，但问题是写作者是怎样来处理、在什么意义上和何种角度与“立场”上来处理这些“私人经验”的？这很重要。自恋的写作就是完全“自我中心主义”的幻觉的写作，这种自我中心不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价值本位，而是一种幼稚的自大，一种看起来优越、但实际又充满着自卑自怜和自艾自怨的自我崇拜。它源于写作意识的自我封闭，同时又导向对现实的无知，审美趣味的腐化和狭隘。它盲目地自信并拒绝与公共记忆、公共经验相沟通；它刻意放大和病态式地美化毫无意义的个人细节，对读者构成一种强迫和欺骗……这些在显示的特征上，显示的是一种无聊和可耻的“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在骨子里所暴露的，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软弱和自卑心理。
  其三是无节制的所谓“叙事”——请注意，我说的是“无节制”，是那些无端地滥用和“玩”叙事的现象，这也和上述问题相关。因为情感的匮乏和冷漠，因为病态和畸形的自恋，导致了“叙私己之事”的泛滥。我不否认“叙事”理念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特殊语境中被引进当代诗学之后所起过的作用，也不否认它作为恒在的诗歌要素固有的意义，但是叙述的什么“事”，谁的“事”，以什么趣味和情调叙事，却是具体的问题。诗人有没有权利把叙事变成其用以自恋和自慰的特权？看看当今的诗歌写作，包括已然成为了某种典范的诗人，就不难发现所谓的“叙事”正在泛滥中堕落，成为眼下的写作者心灵于瘪、情感匮乏、精神能力短缺的说辞，成为诗歌粗制滥造批量产生的借口，成为一些假诗人的维持写作和欺世盗名的保护伞和遮羞布……也许我是说重了，但如果让我来找现今诗歌的一个最明显的通病，那无疑就是这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叙事”。它是造成现今诗歌写作个性逐渐消弭、互相模仿和千篇一律的病根之一。某些人正是利用了将“叙事”作为一个高雅的诗学概念的名义，包装起自己毫无意义的鸡零狗碎，来硬塞给读者的。
  上述问题业已成为目下诗歌最痛切的病症所在。这让人惊心：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在经济地位上的中产阶级化，却早早地实现了在精神和文化趣味上的“中产阶级”化，真是可悲之至。西方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站在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但他们何曾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表达过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艺术趣味？就连巴尔扎克这样的政治上的保皇党人，不也因为在艺术上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而超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吗——所谓“现实主义”的原则，还不如说是其站在底层社会的立场上的原则。西方的知识分子几百年来一直在为着社会公正、为着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反思和自剖而不屈不挠地努力，而今天中国的诗人们，却在变态地欣赏和夸耀着自己那贫瘠而无聊的“私人生活”。
  还有所谓“专业”与“技艺”的问题，我承认，诗歌是相当专业和精妙的艺术，是“一种伟大的技艺”，但这样的说法如今也几乎成了“中产阶级”趣味的护身符。借口“专业”和“技艺”等来维护自己的优越权，使之成为自己的无聊与低能化了的写作的合法化的装裱。因为在那些只关心“个人日常生活审美”的人那里，在那些已经失去了对当今现实的感受力和介入能力的人那里，这确是最好的一个面具，一副便当的挡箭牌。因此就不难理解，当我们试图在昔日熟悉的专业写作者中寻找优雅或者成熟之作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才华的迅速败落——不管他（她）当初是以“民间”的粗犷、边缘化和反抗性见长，还是以“知识分子”的优雅与深度追求著称，其写作大都迅速地贬值、空洞、琐屑和平面化了。“艺术”的磨砺和技艺的纯熟也不能挽救他们，而只能看到那些自恋的和自大的，自欺的和欺人的，拼凑的和粗制滥造的种种。
  诗歌中的“中产阶级”趣味只是反映了目前文学界普遍状况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在比较主流的小说界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小说家甚至已经“超出了”“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按照收入已经可以列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了。如果说他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个人写作”或者“私人叙事”还有某种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的写作其目的已完全蜕变为了商业动机。幸好还有一些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一些具有反思与超越精神的作品，但由于大多数小说家已经把写作完全看成了谋取稻粱之事，小说在近一两年也已明显出现了这种颓势。
  （选自《星星》诗刊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