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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吴为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军代表马上和医院联系，让吴为住进医院，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直到治愈出院，叶莲子也没有为一分钱操过心。她老是说：“要是不解放，吴为早就没命啦！”叶莲子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也以叶家翻身的事实教育着吴为。在她退休前的几十年里，孜孜不她拼却全力奔向那个目标。二十世纪中期，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必得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奋斗，说是脱几层皮也未尝不可。不像二十一世纪，就是有的拥有个人资产在脱了几层皮的追求奋斗之后，叶莲子确实接近了她的目标，但在最后的冲刺中被拦在界外，将叶莲子几十年追求毁于一旦的人，正是她亲爱的女儿吴为。她那几层皮是白脱了！
  那一夜大雨滂沱，因为幽会吴为很晚才回到家。小学校的大门紧闭，她进不了门、回不了家，本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更不好麻烦吵醒校工开门，只能翻墙而过。
  不知道是不是她疑心生暗鬼，那校工再见到她，眼神就暧昧起来。事发之后，法院到叶莲子供事的小学校外调，校工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叶莲子加入共产党的事从此搁浅。
  早知如此，不如大学毕业时就与班级党支部书记进行“等价交换”，不就是上床？以后各奔东西，谁也见不到谁。耶就可以留在北京，不必在黄牙或口臭之间非此即彼，让地左右不是，无以筹吴为也不得不那样想，如果缄口不言，独自承受这份罪恶的折磨，虽然卑劣，却不能不说是另一比起她的坦诚带给母亲和女儿的苦难，缄口不言的卑劣、胆怯、自私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她承担的毕竟是她个人的、良心的审判，而不是三代人的全军覆灭。
  4
  如果不是几个月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即便经过了法律程序，他们的日子还是可以凑合下如果许多事物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像吴为与韩木林这样的人很难进入“主流社会”，顺便也挖掘出韩木林喜欢赶热闹的潜能。结果是韩木林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头目，“革命”、“进步”这样的字眼竟与他有了关联，真让他受宠若惊。这副重担激励着他，进步、进步、再拿什么作为与革命的见面礼？先砸了家里磨砂玻璃的花瓶再说。但磨砂玻璃花瓶怎能对得住革命的垂顾？看看周围的革命行动，只好背弃“原谅一切，既往不咎”的约定，到吴为单位贴了她的大字报，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英雄王成那样“向我开炮”。
  开炮之后，只好划清界限。
  吴为和韩木林分居已久。分居后，韩木林与吴为展开了争夺禅月的拉锯战。韩木林最后将禅冬天，很冷。叶莲子一言不发地坐在火炉边，自韩木林把禅月劫走之后，她就这么坐着，不腌咸菜，不收拾屋子，不买菜，不做鞋子，不缝衣……要不是怕吴为饿着，恐怕连饭也不做。蒸的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放对了也揉不开，馒头上老是点散着一块块黄褐色的碱块，焖米饭自然也是夹叶莲子的眼睛盯着炉子，屈伸着她那些纤细可是粗糙的手指，又在默数禅月被带走多少日子。
  这时，她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鼻子、眉毛、眼睛、嘴巴什么的，只剩下一脸的皱纹。
  如果那时有人问吴为：母亲是什么？她一定回答说：母亲就是一脸的皱纹。吴为试图在脑子里描绘叶莲子的脸，怎么画都是那一脸的皱纹，其他部位全都画不出来。有时顶多画出她那双细长的眉，也是被烦心事折成了几道弯，而不是风平浪静的样子。
  吴为像是蛮有城府地说：“妈，咱们不能显出着急的样子，那样韩木林就更用这个法子整咱们了。”
  那时吴为成长了不少，以后她还将继续成长。在韩木林将禅月劫持之后，她立刻到托儿所，将掸月的卢口迁至她的名下，并将户口本藏匿到抄家行家也无法抄出的地方，以为这就可以将禅月留住，岂不知法律不会让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得逞。“对，不应该显出着急的样子。”叶莲子伸直用来默数的手指，让它们平躺在膝头，却把计算放进了心里，到现在为止，掸月走了一个月零三天。
  这时门嗵的一声开了。那个让她们想念得难以自处的小人儿，自己走了进来，那个死了的屋子眼看着就活了过来。“韩木林送你回来的吗？”“我自己。”禅月那个“我自己”还说得不大清楚，听起来是“我几几”。
  “你怎么回来的？”
  “走走。”禅月不会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只能走。
  围巾在脖子上围着，帽子在头上戴着，口罩、手套、大衣，一样不少、一样没落，全副武装地回来了。
  大衣放在箱子上。很高，禅月够不着。可是有一只大声袖子垂了下来，只要拉着这只袖子，大衣就会掉下来。帽子、围巾在什么地方？在床上。口罩、手套在什么地方？在大衣口袋里，禅月记得很清楚。
  现在床上堆了很多大衣、帽子、围巾，她得从那堆衣物下把她的帽子围巾掏出来。禅月爬上床，把脑袋扎进那堆衣物，那些衣物很沉，拱起来非常吃力、她像只在雪地里刨食的小松鼠，吃力地刨着，累得呼哧呼哧鼻涕直流。总算抓住一块粉红色的东西，拉了一拉，是她的围巾，不是帽子，又继续往那堆衣物里拱。她得找到她的帽子，不论妈妈还是小姥姥，每次带她出门，这五件东西一样也不能少地给她穿戴整齐，怕她冻病。她一病，她们就急得天翻地覆，所以她不能病，她得找着她的帽子和围巾。“你干什么呢？”韩木林问。“玩儿藏猫猫呢。”禅月吓了一跳，赶快把脑袋从那堆衣物下缩回来，通红的小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其实她不怕韩木林，小姥姥怕，妈妈也怕，她不怕。现在吓一跳，是怕韩木林发现她的秘密。
  “方块儿七。”韩木林说。他没回头，忙着和一‘伙儿人打扑克，“好好玩儿，别淘气。”又说。
  韩木林不骂她也不打她，也不逼她按时睡觉，随她玩到什么时候。有时她玩得连衣服、鞋子都不脱就睡下了。要是她想吃花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要是想吃蛋糕，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起床后、吃饭前，也不用洗手洗脸。
  有好几次韩木林还给她酒喝，那些和他一起喝酒的人，各个拍手叫好。
  要是她没让开水烫着，要是她没拉肚子，要是她没从楼梯上滚下来……只能说她运气好。
  可她就是要回到妈妈和小姥姥那里去。幸亏韩木林背对着她。禅月继续在那堆衣物下找，终于找到了她的帽子，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这没有什么特别，不会惊动那伙儿打扑克的人。
  现在只剩下把大衣从箱子上拽下来了。禅月用力一拉，大衣就从箱子上滑了下来。她也就势蹲下，以为韩木林一定又得大吼一声：“禅月，你干什么呢？”可是韩木林没有吼，他们正在算得分。她抱起大衣，打开房门之前又回头看了看打牌酌人，他们还在算分，在那张小桌子上，四个男男女女的头差不多顶在了一起。禅月轻轻打开房门，轻轻走了出去，又把门轻轻关上。她得把门关好，不能给韩木林留下一点异常的感觉。然后她到腾着小腿，迅速往楼下跑。跑到二楼楼梯拐角处，禅月才停下来围围巾，戴手套，戴口罩，穿大衣。
  只有口罩戴不好，禅月扎不紧口罩的带子。她照小姥姥或妈妈的办法‘扎了三次也不行，其他全如小姥姥或妈妈给她穿戴得那样服帖。这时鄂百灵阿姨突然走上楼来。禅月又吓了一跳，以为鄂百灵阿姨一定会问她：“禅月，你上哪儿去？不要自己瞎跑，我要告诉你爸爸去。”
  要是鄂百灵阿姨这样问，她就没办法了。可是鄂百灵阿姨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就过去了，就像没看见她。
  这时禅月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鄂百灵阿姨转上楼梯；看不见她了，她才跑起来，一口气跑到大街上。大街上的汽车、大街上的行人，比妈妈、小姥姥或韩木林带她上街时不但多了许多，也大了许多，而且好像全朝她开过来、走过来，这时她真有些害怕了。
  她怕那些汽车，也怕那些人，想起了妈妈讲过的那个故事——
  有个不听妈妈话的孩子，自己偷偷跑到街上去玩，被玩杂耍的人骗走，玩杂耍的人在孩子身上披了一层狗皮，孩子就变成了一只玩杂耍的狗。过了很多年，孩子跟着玩杂耍的人回到家乡，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妈妈，孩子大声叫着“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认不出他了，因为他已经变做一只狗。禅月为这故事哭得非常伤心，就是听“白雪公主”、“小红帽”那样的故事，也没有这样哭过。
  禅月回头看了看韩木林住的那栋楼，不远，只要一转身，就可以从这条可怕的大街上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
  禅月第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那时候她四岁。
  只有四岁就作出了她的选择，她要去找妈妈和小姥姥。汽车一辆接一辆从她面前驶过，她不知道这些车到哪里去，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知道，她不知道。她也没有钱买汽车票，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有，她没有。
  她只能走。沿着右边的人行道，一直往南走。韩木林多次骑自行车带她走过这条路，她记得很清楚。
  现在走过了那座学校。学校放学了，学生们唧唧喳喳从学校里走出来，有个男孩子在她的头上敲了一理，说：“黑，小孩儿！”还青面獠牙地往她脸前一凑。
  “你小孩儿！”禅月回嘴道。那男孩反倒一愣，不敢再捉弄她。
  然后就到了十字路口，路口有拉粮、拉砖、拉木头的马车。禅月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是猫，第二个认识的动物就是马，就是在这个路口认识的马。她第一会说的是“妈妈”，第二会说的是“大马”。
  刚走到十字路口中间，从西边来了一辆拉水泥的大马车。
  “站住——站住——”她听见有人嚷嚷。让谁站住？她不知道，她得赶快走，天快黑了。
  大马突然就站在了她的跟前。大马很高、很大，禅月抬起头，只能看见大马的胸脯，听见大马生气地喷着鼻子。
  “吱——”的一声，从东边来的一辆大卡车又停在了禅月的身旁。她就这样被挤在了大马和大卡车的中间，赶大车的老爷爷和开卡车的叔叔都在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说着，他们就要跳下车来。
  禅月不哭。她不能哭，一哭他们一定嚷嚷得更厉害了，只能一直往前跑，不敢回头地往前跑。她听见他们还在后面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要是让车轧了怎么整？谁的孩子？怎么让孩子闯红灯？”他们不能撵她，他们还得关照他们的车呢。好在那时的行人车辆比后来稀少许多，那个路口也比后来的农村还荒凉。禅月一直往前跑，跑得好累啁，累得脚丫于上都是汗。小朋友就是这样唱的：“那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那么好的姑娘抠脚巴丫儿。”她真想把棉鞋脱了，晾晾她的脚巴丫儿。棉鞋是小姥姥做的，放了很多棉花。小姥姥一到冬天，就恨不得把她用棉花包起来，在妈妈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她们全都穿小姥姥做的鞋。等到禅月上小学，吴为才给她买了一双减价猪皮鞋，两只鞋还不是同一个号码，其中一只像是让热水烫抽巴了，鞋底往上拧着，幸好它们还是同一个颜色。妈妈虚荣地说：“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双皮鞋。”妈妈最不甘心的是别的孩子都有的东西禅月却没有。无论如何她也得让禅月像别的孩子一样，好比那双猪皮鞋，好比这件棉大衣。
  棉大衣是妈妈自己缝的，她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用手而不是用缝纫机，她们没有钱买缝纫机。大衣又长又大，现在就更沉了。妈妈说：“做大点儿，可以多穿几年。”
  然后禅月来到火车道口，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天快黑了，其实差不多就是黑了。因为房子里的灯亮了，路上的灯亮了，车上的灯也亮了。
  她只好跟着停了下来，夹在人们的腿和车轱辘中间，挺着圆圆的小肚子，叉着两条小腿，与那些形形色色知道从哪里来、知道到哪里去的大人们一样站着，担心又会有人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幸好这回没人嚷嚷。
  不一会儿从东边开来一列火车，轰隆隆，轰隆隆，震得脚下地皮都颤颤。一节节车厢，像会走路的小房子，车厢里的灯光明亮，看上去又舒服又干净，有些人在说话，说的一定都是很有趣的话。
  火车开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