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一声炮响解开了如蛇一般攀缘、缠绕在身的海的咒语，原来她还处身在这无情的世界里。
  炮声提醒她，还有一个比她更无力、无助的生命被丢弃在这无情的世界上，特别是吴为被炸弹气浪从床上震落在地的景况，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让叶莲子心惊——不懂得呼救，不懂得逃亡，更不懂得再有一颗炸弹也许就不仅仅是从床上震落地下……
  还有顾秋水提溜着吴为的小腿，两手一抡就把吴为摔没了气息的险情。自己在一旁守着顾秋水还这样对待孩子，如果她死了顾秋水又会怎样对待她呢？
  她已经吃尽没有母亲的苦，不能再把吴为造就成另一个自己。
  枪炮更激烈地响起来了，叶莲子又冒着炮火快步往家跑，远远就看见楼柱下有团小黑影，走近一着是吴为——像被人丢弃的一只小猫小狗，蜷缩在枪炮的呼啸和爆炸中，除了早上给她穿的那件小毛衣，身上苒翠有其他御寒的衣服了。
  叶莲子把吴为搂进自己更，为冰冷的怀抱，愧疚地想，以后再怎么苦也不能把吴为丢下，自己一死了之。吴为在黑暗中已经坐了很久。对于四岁多的吴为，黑暗既不可怕也不可憎，黑暗于她反倒是一本打开的书。当黑暗将大地渐渐笼罩之时，她便兴味盎然地开始了对黑暗的阅读，不但极有耐力，还在黑暗中读出了光亮。
  直到叶莲子将她一把搂进怀抱，吴为才潦草、不舍地转过神色恍惚执拗的脸，好像知道叶莲子会回来。默契地朝叶莲子轻轻一笑。这笑里有点未老先衰的怆然、豁然、逆来顺受。接着那轻笑又被歉疚打住，好像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她对叶莲子不公正，她为这个不公正而负疚；然后发出一声有点凄然的轻叹，这声叹息使四岁多的吴为在某些方面有了成熟的意味。
  对黑暗的阅读着实累着了她，叹息之后罢手似的，不再深究也深究不亍地头一歪，睡着了。就像合上了一本未曾读完、暂时也不打算再读的书。这个阅读要等若干年后才能在黄土高原上得到延续。应该说她对阅读塬的酷爱早在此时做了铺垫，也就难怪她对那阅渎驾轻就熟。
  一月底，顾秋水送走了邹可仁一家。
  顾秋水并非不想离开这个战乱之地，可是除了两袋米，他没有足够的盘缠，而且他需要的是三张船票。他只能奋勇地说，社里需要留人照顾。
  邹可仁给顾秋水留了一百块钱，临上船的时候，又把公私两方面的事托付一遍：“我想了想，你留下短期照顾一下也好，而且再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顾秋水大包大揽地说：“有我在，你尽管放心。”
  邹太太说：“相处这么多年，这我们还不知道？再没有像你这样热诚可靠的人了。”
  顾秋水心里冷冷地笑着，这样热诚可靠才给我留一百块钱？就不想想空前粮荒的香港，一斤米是什么价钱？
  邹可仁又说：“无论时局怎样，最后大家在桂林会齐吧。中共方面营救被困香港的民主爱国人士、文化人士，差不多也都集中到了桂林；方方面面的力量既然都撤到广西，也就便于开展我们的工作了。”没过多久，香港总督向日本人挂出了白旗，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到处搜查抗日人士，在抵抗运动中小有名气的顾秋水处境危险，他必须离开香港，可是路费如何筹划？他真是恨死了叶莲子，可又不能丢下她们母女不管，只能提高折磨，。虐待、殴打叶莲子的档次以泄私恨。从海边回来后的叶莲子再也不去寻死，惟一让她锥心的是顾秋水这句话：“要不是你们到香港来拖累住我，我一个人早就走了。你记住，我要是死在日本人手里，就是你的罪过！”
  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刻，阿苏拿出两只金手镯、几个金戒指，说：“这是我多年在香港当女佣的积蓄，咱们还是买船票到内地去吧，这里不能待下去了。”
  顾秋水绝对谈不上是美男子，又无权无势，可一生都有女人呵护，不是天生吃女人的命又是什么？
  他握着那点金子，就慷握着阿苏的心，自己的心也立时热得受不了了，自然又想起当初阿苏救他于落难的种种感情。阿苏是他的守护神啁，一次次救他于危难之时。这次不但救了他的命，还救了他一家人的命。
  相比之下，叶莲子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不过一个女人而已，而且是个不令男人欢心的女人。女人有什么希奇，到处都有。
  他热泪盈眶地对阿苏说：“算我借你的，等我有了钱一定还你。”
  然后他开诚布公地和叶莲子谈判：“香港是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说不定我哪天就被杀头，只好借钱、凑钱回内地去。我是无论如何要带上阿苏的，你想好了，你要是愿意，咱们就四个人一起走；你要是不愿意，你们母女就留在香港，我和阿苏走。”叶莲子不用想。她要是有别的出路还可以想一想何去何从，她现在只有一条路，并且非走到黑不可了。
  比起某些男人，顾秋水毕竟还有些文明度，事先还能与叶莲子进行谈判，勿谓言之不预地让叶莲子“想好了”，换了另外一些男人，还可能扔下她们就走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将来叶莲子的遭际是好是坏，都是她咎由自取。
  顾秋水没有对叶莲子说到阿苏的慷慨解囊，他不好意思，堂堂一个东北男人，花女人的钱是太丢脸了。
  这段内情叶莲子一概不知，还以为顾秋水对阿苏是万般宠爱在一身，越发觉得自己是猪狗不如的了。
  沦陷后的香港水、电、粮奇缺，他们趁着日本人以赶走难民来解决香港水、电、粮荒的办法；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初逃出了香港。
  先坐小船到广州湾，在小旅馆里住了几天，因沿途常有强盗出没很不平安，逃难的人群总是凑多了再走，也能有个声势壮壮胆子。
  人们徒步而行。那真是一条混浊的人流，与歌舞升平的香港是大不同了。
  人们尽量掩盖起本来的面目，可从他们肌肤的色泽上、步履上、作派上，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在香港吃的是什么馆子，在哪家店里买的衣着鞋帽……顾秋水就想，日本人是真看不出来，还是给他们一条生路？
  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吴为太小，老让叶莲子抱着，叶莲子本来身体就弱，又不敢让顾秋水代劳，只好抱着吴为一步一步奋力往前挨，看着就落在了众人的身后。
  谁能等她！死亡这时候是用脚步量的，每快走一步，就早得一步安全、不但叶莲子脚上全是血泡，连顾秋水这样行伍出身的人，脚上也磨起丁血泡。好在阿苏生在广东，从小赤脚走路，有关脚的考验从来难不住她。
  顾秋水只好雇个滑竿，让抱着吴为的叶莲子坐，他和阿苏步行。
  走了几天，顾秋水也受不了了，不时和叶莲子换乘一下滑竿。阿苏和叶莲子就走在滑竿的两侧，就像她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那样，尽量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
  顾秋水坐在滑竿上想，阿苏出路费，他和叶莲子却轮流坐滑竿，阿苏会怎么想呢？可他又不能不坐，他的脚太疼了，疼得他真想把两只脚扔了。
  顾秋水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有份不多不少的良心，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常常感到难以两全：怎么才能让自己怀里拥着这个的时候，不觉得欠着那个？怎样才能让自己和那个睡的时候，不觉得欠着这个？……他无法两全。既然不能两全心里就有些愧怍。因为是在路上，又没有一个机会、场合让他来安抚阿苏，这愧怍就更没有办法化解。
  所以他迁怒于叶莲子和吴为就理所当然。要不是她们母女的拖累，哪怕他从头到尾坐滑竿，也不一定对阿苏有这份倍数翻番的歉疚。于是就不断找茬儿，骂叶莲子、打吴为，打得吴为一路不断号哭，同路逃难的人无不讨厌这个爱哭的小丫头，她使他们烦乱的心情更加烦乱了。
  有几次顾秋水对阿苏说：“阿苏，你来坐一会儿吧。”
  阿苏轻轻地摇摇头说：“你坐。顾秋水也就不再让了。
  简短的对话里是无比的默契，不用搂、不用抱，就足以分出亲疏。
  叶莲子又是一阵心酸，顾秋水现在不但不再用这种声调和她说话，甚至连话都不跟她说了。叶莲子走在滑竽这边，咬牙切齿仇恨着自己不能扭头就走，远离这种屈辱。阿苏在滑竿那边想，以她的地位来说，哪儿有让顾秋水走路自己坐滑竿的？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下女，如今顾秋水能把她放在叶莲子之上，她已经满足了。叶莲子坐一会儿滑竿就坐一会儿吧，她抱着吴为呢，吴为到底是顾秋水的骨肉。阿苏喜欢孩子，可是她和顾秋水过了这么多日子，却生不出…个。要是能自己生个儿子，这一辈子不说十全十美，也差不许多了。
  2
  终于到了桂林。
  到达桂林后，顾秋水一家终于可以分房而居。叶莲子也有了一方之地，可以像耗子躲猫那样躲着顾秋水，除了操持家务，整天躲在房间里不敢露面，一言一行全看顾秋水的脸色行事。顾秋水自然也再听不到她的梦魇，一时没有了寻衅的理由，反倒让他有些失落。
  不过他总会找到新的理由，而且这理由来得很快。
  比如工作开展不顺利，受到他人的轻视，经济没有了来源……
  到达桂林之后，金奉如也比在香港多出许多烦恼，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顾秋水的关系反倒比在香港时和谐。
  除当地一批文化人士，桂林还云集了从香港逃出以及从上海或重庆转移过来的进步文化人士，且色彩纷呈，各有各的小圈子。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内混有国民党，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内混有共产党，只有民主党派不往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或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里混。但民主党派的花色更为齐全，不但共产党对它有兴趣，国民党也对它兴趣有加。
  桂林虽属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范围，李济深当时也在桂林，但因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抗战的态度比较积极，政治空气比较宽松。
  也许因为政治空气比较宽松，各派各系文化劲旅之间的鏖战，也就并不比前方的抗日战争逊色，互相指责对方“左”或“右”，清谈革命形势前程，自诩文化盟主、革命领袖……难怪有人说文化人是贱种，宽松不得。
  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不过就是在桃园的七星岩茶馆、湖南饭店，或在美丽川菜馆那些地方空谈一番。大都穿一套白帆布西服，戴一顶法国便帽，拿一根手杖，连顾秋水也到寄卖店买了一套白帆布西装穿上。这套帆布西服叶莲子一直随身带着，哪怕失业挨饿也没有送人当铺，倒是一九四九年后，被吴为改制为一个书包，上面还用毛线头绣万九朵红花。金奉如忽然多出不少顶头上司，谁都想指挥指挥他，他忿忿地想，不过因为他工作在民主党派。最让金奉如看不惯的是一位号称诗人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位诗人到底写过什么诗。他忽而将大家’召到一起，分析形势、权衡得失、商定对策，好像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的形势就在他口袋里装着；时而打探来了哪些新人，为什么不到他这里拜码头；甚而视自己为文化界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不但统领文化界的大事，连谁请谁吃饭，谁发烧拉肚子都必得向他报告。如果哪个饭局忘了他，他很可能亲自出马，到饭局上指手画脚一番；每日检查报纸杂志，如果头条不是他，那么那家报纸杂志不说永无宁日，至少也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无有宁日。
  另有一位文艺理论家，麾下麇集着几位被男人始乱终弃，并以“身体写作”，或以“革命加爱情”为题材写作的女艺术家。’他们着重于政治手段的应用，不但可以捧红某个听“招呼”的人，也可以棒杀某个不听“招呼”的人，自然是以革命的名义。而对麇集在诗人麾下的文化人土，不是排斥就是封杀；时而指责某位是奸细，时而定性某位是国民党特务，闹得人心惶惶，互相猜忌，互不信任。
  顾秋水以他到过延安的罕验，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那位文艺理论家似乎更有来头，也就未能免俗地紧跟。文艺理论家自然向一些报刊推荐顾秋水的文稿，他就在以坚持抗日、团结、进步为宗旨的《力报》上写些小文章，挣点稿费混饭吃，——就像包天剑将他扔在香港，没有找到饭辙之前；靠赌博赢点小钱混饭吃的状况一样。颐秋水一辈子也没有过正当的职业、正式的收入，也许有过当作家的愿望，可是他华而不实，吃不了苦，沉不下心。当时桂林物价奇高、物资奇缺，连邹可仁也是卖了父亲帽子上的一颗翡翠“帽正”，得了二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