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也不会像进取之人或绝对没有出路的人那样，去积极地寻找出路。包家在东北的不动产虽然丧失殆尽，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能像荣国府那样“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不要指望一个有饭吃，哪怕暂时还有饭吃而又没有进取理想的人，像一个有进取理想或绝对没有饭吃的人那样，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对“平分秋色”，对一个合理的未来有那么多期待。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一呼百应、所向披靡，正是因为二十世纪初没饭吃的人太多，有饭吃的人太少。如果等到下一个世纪，当资产阶级终于懂得了那个道理——大家都得有口饭吃，而且还得是不错的一口饭，自己才有更多赚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许只须作为一个学派，在大学的哲学或经济学课堂上被学者们探讨，争论一番。这可能就是共运从来不把希望寄托、扎根在那些有饭吃的人身上的缘故。包天剑出生在一个戎马倥偬的家庭，从小看的就是打仗、杀人、流血……甚至从小耍的玩具都是长长短短的枪，即便亲朋之间，哪句话不对付也能马上拔枪相向，自出生起，只好别无选择，终生从事打仗这个职业，除此他还会干什么？既然什么也不会干，从东北军退隐下来只好打麻将、跳舞或是打网球了，虽然哪样也没玩到家。也不必到家，到家总是辛苦的，浅尝辄止最好。
  一年多来，王副军长没有白白陪着包天剑于国难当头之际，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地泡在东单跳舞场或麻将牌桌上。
  温良敦厚的王副军长只是在等待时机。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耐心？狩猎中的猫或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的生理特征是不受黑夜限制的双眼辨别力，惊人的速度，充满警觉、敌意以及对家庭的忠诚。
  除此，恐怕只有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在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时才能与之相比。
  但时机总是不太成熟。
  一九三七年“入伏”前的北平却比“惊蛰”还有看头，不但龙又抬了，——次头，大小虫也随着又“咕容”了一次。
  前线吃紧，上档次的饭馆生意反倒兴旺起来。在局外人看来，那些饭局子似乎全都乱了章法，人员组合十三不靠、内里却是锦绣文章。
  那天，久已无人间津的包天剑，突然收到一个饭局的帖子。自九一八事变后这样的帖子越来越少，至七七事变前几乎绝迹，所以他接到那个帖子时有点激动。
  但这次出行，却让包天剑非常败兴。
  饭局上，意外见到那位被宋哲元将军免职、久示露面的亲日人物，更没想到此公“人气”飙升到炙手可热的地步，随后席上有人风言风语此公可能重新出山。包天剑心里一惊——还没正式交于，北平就已落人日本人的掌握之中！
  随后又发现，那几尺饭桌，简直就是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的华北战场。
  他一面猜想是不是有人写错了帖子，怎么请他出席这样一个饭局，一面不声不响地看着那些各怀心思、忙不迭地重新排队、急于向准新贵争取“印象分”的人们。
  还不无酸楚地想到，眼下各路“豪杰”，论势力、财富、地盘、武器、强弱，哪个是东北军的对手？可自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地盘后，这些虾兵蟹将就只拿眼角来夹他们了。
  这些从不入眼的虾兵蟹将，如今好歹还待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有个关起门来掖掖藏藏不受他人监视的暗处。他呢？没人向他劝酒，也没人向他敬酒，他自斟自酌地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闷酒，忽然想何苦在此受人冷落？遂带着旋风呼地站了起来，没和谁打招呼就离席了。
  没人发现他的离开，即便有人发现可能还会这样想：走了就走了，难道还让人像从前那样供着不成，早不是过去的日子啦！
  出得门来，司机董贵忙跑过来，说：“哟，这么会儿工夫就吃完了？”
  他说：“回家。”
  虽是坐在自家的汽车上，可他老是觉得像只丧家犬在当街跑来跑去。
  北平还没沦陷呢，他就先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很快到了卢沟桥，包天剑也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肘刻。．他不可能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他就是想当亡国奴，到了如今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日本人作为交换的条件？不说买一个地位，就是买一个平安也难。
  在一场“最后的探戈”之后，王副军长适时透露，时局虽然险恶，但也不是没有出路，共产党早就有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作为包天剑的莫逆，他愿为此竭尽全力。
  九一八事变后，不论日本人怎样逼迫，东北军的“家长”之——尊崇忠孝节义的包老太爷，也不肯出来当汉奸，只好率领着包氏家族过起家大业大坐吃山空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生活更是无法维持下去，几乎到了讨乞的地步。包老太爷最后宁肯自杀身亡，也不能看着号称“东北王”的包家沿街讨饭、丢人现眼，这是后话。
  何况包氏家族是爱国的，东北军中那些优秀的男儿更是爱国的。
  最跟着瞎起劲的是穷光蛋顾秋水。打回东北于他有什么好处？除了因人成事，只缘他比包天剑多接受了那么一点进步思想。
  在东北大学任军训教官期间，顾秋水有了接触学生的机会，从学生那里开始了对革命的初级理解，也不过就是看了几本《铁流》《恰巴耶夫》之类的小说。时尚是大部分人的不懈追求．谁又能说革命不是一种时尚？那么走向革命的准备不必非常充分，一本进步小说足矣，甚至一句精彩的话。人类历来喜欢格言、警句、座右铭，也不断致力于格言、警句、座右铭的制造，以便拄着格言、警句、座右铭的拐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在各种攀登上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如此说来，读过若干进步小说的顾秋水，应该算是准备充分，又因为喜欢夸夸其谈、现趸现卖，很多人竟以为他是共产党了。
  2
  无论如何，包天剑和顾秋水在北平沦陷之前能够投奔共产党，应该算是有办法、有出路的人，而且还是个光明的去处。那些既没钱逃离，又无缘结识可能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的“王副军长”的平头百姓，只好留在敌占区当亡国奴，不但随时可能被日本人杀头，更想不到日后还要为在沦陷的北平有过一份煳口的职业，比如小学教师、小报记者、茶房等等，与那些确在日伪时期有过勾当的人，一锅煮地交代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勾当”。
  即便无由纠缠于“勾当”之说，也得归类在“留用人员”一栏，永远以待严控制使用”。“控制使用”，裁决了他们最终的前程，不论日后他们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多少人发出过”吾生亦早”的悔恨。“生不逢时”使他们不得不生长于旧社会，不得不赶上抗日战争，不得不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不得不为煳口在敌伪统治下有过一份职业……
  顾秋水的房东，卖小线的杨大哥，就不得不这样留在了北平，日后他追求进步的儿子为此多年没能人党。杨大哥的儿子问道：为什么那些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的人都能成为党的领导，我爹只有几间房，我人个党都不行？
  问谁呢？
  包天剑一行很快到达太原，经地下党联络，会见了彼时在太原指导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东北军和八路军血肉相连。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把东北军整垮了，我们有义务帮助你们重新组建一支新型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新东北军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
  这番话，像一指头点在了东北军的命穴上，对失去家园、地盘的东北军，简直具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它所引起的爆发力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包天剑也好，他最得力的清客顾秋水也好，完全忽略了周恩来说的是“新东北军”。
  那个“新”字，不但不会为“东北王”和他们的家族收复失去的天堂，还将进一步摧毁他们的天堂。
  “新东北军”将不再是哪个家族的旧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军队，为劳苦大众解放而战斗的军队。
  而后他们遭际的一切，所谓共产党“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完全可以归结为他们对这个“新”字没有吃透。难道日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王副军长，事先没有对他们宜讲过共产党的基本纲领？
  即便王副军长对他们宣讲过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对一只“丧家犬”来说，恐怕也只有往这条路上遛遛再说。
  一只“丧家犬”在哪儿不是遛？有谁见过一条有谋有算、有目的的“丧家犬”？如果还能有目的地谋划什么，还叫什么“丧家犬”？有人能够收留就是机会难得，还能得寸进尺地谈什么“条件”？直到几十年后，顾秋水在与胡秉宸那次惟一的交谈中还说：“当初我们之所以投奔共产党，本想是依靠共产党的力量，恢复、保持一支独立的东北军……”
  胡秉宸不耐烦地打断他：“根本不可能！除非你不把武器、钱财、弹药、人员交出去，只是在政治倾向上依靠共党，并且还得待在他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否则绝对会被共产：党分化。瓦解，吃掉。如此凭空飞来的一块肉，掉在谁嘴里谁不把它吃掉？而且为什么不把它吃掉？”胡秉宸一口一个“他们”，好像他不是一个“老共”；好像几十年前他在地下工作时期不曾同样如此分化、瓦解、使用、吃掉过其他方面的力量。
  比较起来，毛泽东就显得坦荡不讳，对那些同路人先后宣布过“团结、利用、‘改造”的原则，随着时局变化进而为“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至于那些不曾或不肯吃透政策的人，勿谓言之不预。
  随后他们向周恩来提出了几项要求：一、扩充兵源；二、与八路军同样着装、同样待遇，战士每月军饷一块；三、对收编部队进行培训并派指导员，各项要求都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这几项要求来看，他们已经先把自己当做自己人了。
  共产党与国民党彼时开始合作抗日，蒋介石将八路军升级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三个师建制，贺龙、刘伯承、林彪各帅其一。
  周恩来当即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纵队，包天剑为司令，原东北军某师师长为副司令，顾秋水为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纵队参谋长。
  他们十气高昂地从太原出发，开赴晋东南长治一带众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报到，并准备在前方总指挥部的帮助下，具体落实周恩来的几点批示。
  但他们还没到达长治就接到前方总指挥部命令，让他们前去河北邢台附近水川一带，收编溃军万福麟部。于是他们画在军事地图上的那个直行箭头就此拐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对今后有什么影响，要在以后方见分晓。
  日后包天剑回忆起这档子事，总是说：“共产党究竟好意还是恶意，都很难说。”
  在水川一带，他们收编了热河督办万福麟部武装齐备的七个连、千余溃军，而后将他们带至辽县刘伯承驻地进行整顿训练。刘伯承给他们发放了棉衣，包天剑个人又拿出三于余元，给他们发了军饷。
  第一游击纵队虽然还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包天剑却把那个理论上的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很当回事。他认为第一游击纵队扩编不能完全靠在八路军身上，还应积极发挥拦动精神、在他看来，搞好——支军队无非就是人员、银两和武器。从北平出发时不过带了一万块钱，收编万福麟部花费三千多，加上出发不久舍给某省溃军几千遣散费，一万块钱也折腾得差不多了、于是军事地图上的那个箭头，心血来潮继续偏移，留下纵队副司令，他带着顾秋水，到武汉筹集人员、银两和武器。
  他一面在武汉招揽抗日干部，一面收罗东北军旧部，包括王副军长的营底．加上东北军一O五师的帮助，还有他自己的全部营底，计有步枪三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四门、路易士机关枪六挺、几十万发步枪子弹。各式手机四木箱（如六轮、八音）、一百多支马拐子（电就是一十响，枪管二尺多长的马枪），另有一百支二十发的捷克式自动步枪是包老太爷旧日从捷充购来的，连发手枪一百支乃包天剑手枪连所用……此外还得到东北救广总会三千块钱和十多匹军马的资助。
  正打算将这些，人马、军械、银两运往晋东南前方总指挥部时，第一游击纵队副司令突然来到，告知蒋介石的四川军和他们收编的万福麟部火并起来，收编部队已被川军击溃；但具体情况不详。
  第一游击纵队遭到的第一个犹大应该是这位副司令，其实蒋介行的四川军和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