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那几次，他究竟帮助任厚根搞了多少次工程，自己又从任厚根手里转手拿到了多少好处，实在是记不太清楚了。要说清楚，只有最近而且是数目最大的一次了，那就是青云第二农贸市场大楼的事。
  青云城市建设步伐越来越快，农贸市场也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的要求了。城东有一个最大的农贸市场，叫做青云农贸市场，但城西那边太远，到这里买菜不方便。虽然城西也有几个小农贸市场，但地点太分散，人大代表开会时提议，城西要建一个上规模的农贸市场，就叫做青云第二农贸市场吧。
  第二农贸市场资金已经到位，工程也准备开工。可是，现在工程建设不比以前，上了五十万就要到市招投标办公室报道，参加公开招标。如果公开招标的话，中标的企业可能是建设方不熟悉的企业，甚至可能完全是个陌生的面孔。那么，建设方的领导还有什么利益可图？这个招投标办公室早就成立了，但约束力不强，各部门仍旧我行我素，想招标就招标，不招标就不招标。但是，后来在上级纪委、监察局的统一要求下，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如果工程项目不公开招标，就要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建设方的负责人还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一招可就厉害了。建设单位只得规规矩矩地到招标办报道，按照招标程序向全市甚至是市内市外的建筑企业进行公开招标。
  这一招伤害的不仅仅是建设方领导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太爷任厚根的利益可就损失大了。他忙去找副市长郑汤楷，找后来的市委书记黄伯昌。在他们的指使下，建设局局长给招标办下了口令，要求他们对招标行为进一步“规范”，尤其要保护市内企业的“合法权益”。招标办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要求市外建筑企业出高价购买“席位费”，吓跑了不少外地的建筑企业。第二步是修改招标方案，扩大了评标议标的范围，增强了人为定中标单位的弹性空间。这样一来，在招投标大旗下，青云市仍旧干的是私下定标的勾当，特别是太爷任厚根，奔走于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之间，大把大把地拿走了回扣，又大大方方地向有关领导送上回扣的回扣。
  因此，第二农贸市场的造价虽然达到两千多万，按规定必须严格进行招投标，议标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在任厚根和郑汤楷的努力下，这个工程只是开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招标会，最后中标的，还是任厚根“钦定”的那家建筑企业。为此，任厚根拿到了三百万元的中介费。不过，由于农贸市场的资金是分期到位的，任厚根的中介费也是由建筑企业分期支付。而任厚根在拿到这三百万元之后，分两次给了郑汤楷共一百万块钱　。本来，郑汤楷是不会收这么多钱的。可他与任厚根的交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收任厚根的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收少是收，收多也是收，反正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出过什么事。再不多收点的话，将来退了位还不要狠狠地进行一番自我批评，还不要狠狠地骂自己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当时收钱收得爽，可这笔钱真是要他的命哪！一百万，一百万哪！都够得上枪毙了，究竟要不要说呢？不说的话，纪委可能不会知道，但长期拖下去，纪委会不会知道呢？自己不主动说，等任厚根主动交待了，那自己就显得被动了。纪委说那是要从重处分的。可是，如果自己主动交待了，那么大的数目，会不会被判刑呢？要判的话，究竟会被判几年，是枪毙还是无期，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呢？以前搞的都是经济工作，这法律上的事近年来是大大疏忽了，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事究竟是怎么犯下的，中国的法律是怎么定下的，怎么不知不觉就犯了罪了呢？
  “如果你主动交待了纪委暂时还不掌握的问题，那就属于自首性质，处理的时候将会从宽的。即便到了司法机关，我们也会建议他们轻判的。”办案人员似乎摸透了他的心思，工作一步步做到了他的心里。
  甚至，他还没有想到的，他们也想到了：“你不要担心你交待的问题会牵涉到更多的人。现在青云的问题正在一点一点地暴露，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如果你不主动交待，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找你的，到时候我们将无法建议司法机关对你轻判了。因为，青云的问题就像是一根链条，互相之间被串在了一起，只要我们抓到了其中的一个环，整根链条也就被抓起来了。你虽然是个副市长，但你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而已。”
  郑汤楷听了这些话，忽然觉得害怕了起来。纪委干部说话水平高，这话真是说中了青云问题的要害啊！
  他认真想了想，道：“好吧，我主动向你们交待问题。从哪说起呢？其实，我的问题都和任厚根有关。任厚根是我们青云的太爷，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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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厚根被称为青云的“草鞋”，因为他并不是青云城里的领导干部，而是黄盛镇南盛村的党支部书记、青云市人大代表。所以，后来被任厚根牵连出来的一系列干部腐败问题，被称为一只“草鞋”引发的政治地震。
  任厚根虽然只是一只“草鞋”，但这只“草鞋”却胜过了城里的无数只“皮鞋”，成为凌驾于青云党员干部之上的“太爷”。
  青云的从多民谣中，有一句听起来非常古怪，叫做：“太爷三条线，还管一大片”。说的就是太爷任厚根势力强大、独霸一方的意思。但是，对于太爷所管的究竟是哪“三条线”，至今也没人能完全说得清楚。有人说，“三条线”指公安、土地和房产；“一大片”是指年工农业总产值逾四十亿元的新盛片区。
  说起这位任厚根，有着一段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离奇故事。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青云的“太爷”，也许就与他这离奇的早年经历有关。这也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罢了。
  要说任厚根与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曾经做过和尚，也做过巫师。可以说，这两个角色都做得不怎么成功。说得全面点，他只不过是个不地道的还俗和尚和功法欠缺的落魄巫师而已。
  太爷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母都是南盛大队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按理说，老大抵得半个父亲了，应当好好照顾弟妹们了。但是，任厚根显然不怎么争气。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人天生就不爱干活，不爱劳力，只爱劳心。像这种人，如果掌握了文化知识，或许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甚至新一代的领导干部。然后，也是他命运不济，他的父母没能为他提供读书的条件。说实在，他们家里实在是太穷了，要不是共产党的军队解放了青云，帮任厚根的父母分到了一块田地，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他们这些下一代呢。
  任厚根没有钱上学读书，没条件从事脑力劳动，可又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父母逼着他到地里干活，这简直是要他的命。毕竟，那时候他年龄还小，由于营养差，身体又长得弱，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没力气干活，当然，最重要的是没有兴趣干活。于是，每天天一亮，不等父母亲给他派工，就穿上一身破烂衣服，东村逛逛，西村逛逛。肚子饿了，便跑到庄稼地里，趁没人注意时，刨一块地瓜，掰一个玉米棒，然后躲到山旮旯里烧熟来吃。虽然没有文化，他的脑子却好使，老天爷要想饿死他都不容易。
  任厚根的父母每到干活时总是找不到这个大儿子，他的弟弟妹妹更小，父母亲便只得唉声叹气，所有的活都由父母亲大人亲自承包了干。母亲虽然做过巫婆，可大队里弄不弄就要拉她去批斗，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把这些孩子拉扯长大，真是说不尽的辛酸。
  父亲看到任厚根就大喊“懒汉”，可“懒汉”似听非听，只是远远地躲着。他怕父亲操起棍棒打他，可父亲的脾气还不错，他舍不得打儿子。既然儿子不愿干活，而他又显然缺乏管理儿子的才能，便只得听之任之，由他去了。
  任厚根往庄稼地里寻找粮食也是有季节性的。当地里什么庄稼都没有的时候，他只好把目光瞄准了人家家里。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不少都是衣不裹体、食不裹腹，但是，条件好的也是有的，至少也有不少人家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田地里能打粮食，家里能养鸡鸭猪狗，有的还放船出去打渔，各种海货也是琳琅满目，让离大海远一点的任厚根大开眼界。
  他常常跑到渔民们的家门口，趁人不备时，把晒在外面的鱼干偷一把去，有时偷了便在跑上吃，可生鱼干的味道实在不怎么样，吃多了也就吃腻了，有时，他就多偷一些存放起来，拿到市场上去换碗面吃。当他懂得物物交换以后，也不仅仅偷鱼干了，虾公、蛏子、淡菜、鲜贝之类的玩意儿，凡是顺他手的，他都不会放过。后来渔民们发现东西常常短少，便留意了起来，躲在一旁侦察，终于发现了任厚根的丑行，将他按倒在地一阵毒打。任厚根跪在地上求爷爷告奶奶，渔民才将他放回家。可是，他肚子饿得没主意，不行了就又来偷海货。这家看得严便找另一家，后来大家都知道有人偷海货的事了，看到村里出现生人便防备得紧，哪怕是任厚根这样的小孩子，他们也毫不放松，看到他就大声训斥。渔民们自己捕来的海货数量是很小的，只不过是小部分的私产，大部分的海货是渔民大队的，是集体财产。当任厚根往大队里偷东西被抓住时，性质就严重了许多。有一次被大队里的人逮住后，专门派两个民兵给押回南盛大队，让本来就要挨批的任家进一步丢尽了脸面。
  渔民大队的东西不能偷，他就往别的村子里发展。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了一只蜻蜓扣，只要将那个蜻蜓模样的东西扔过去，鸡鸭张开嘴巴一咬，那个蜻蜓扣便打开来将鸡鸭的嘴巴给牢牢扣住了，而且发不出半点声响。这时，任厚根便拉了拉捆在蜻蜓扣上的长丝线，那只该死的鸡鸭便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每当夜幕即将降临时，任厚根便在一些村庄里给鸡鸭们下饵，获得了不少战利品，但同时，也使那些可怜巴巴的农村大妈们在发现鸡鸭不归时流下了不少眼泪。
  任厚根不仅偷鸡鸭，他还和几个狐朋狗友们一起弄来了“三步倒”，放在食物里面扔给独自在路上行走的野狗，野狗吞下食物后，果然走了几步就倒了下去，同样也成了任厚根及其同党们的腹中之物。
  任厚根交了这几个朋友后，祸事就来了。当年他一个人搞单干时，胆子毕竟没有那么大。现在有了搭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什么馊主意都出来了。经过互相之间一怂恿，一个大胆的计划便开始实施了。
  那年冬天天气很冷，后来任厚根经常回忆起那个冬天，说来也怪，现在的青云似乎再也不曾那么冷过了，即便到了冬天，到了零度也就是极限了，而且这种气温历时很短。可是那年的冬天，天气真是很冷，大约有零下七八度吧，雪花如同鹅毛鸭毛似的，一片接一片地在天空中乱飞。寒风刺骨，冻得任厚根直发抖。几个朋友们躲在一个破庙里找了堆柴烧，但柴火很快烧完了。在饥饿与严寒中，他们商议如何度过这个冬天。不好好想个办法的话，说不定还要被冻死饿死呢。
  有人提议去偷棉袄。据可靠消息，在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民兵仓库，里面进来了一批棉袄。另外，还有一百多斤年糕，说是准备运到海岛上给民兵们过年用的。这个仓库现在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卜头看守，而且他经常穿着厚厚的棉袄在打盹，缺乏一个看守员应有的防备能力。
  大家听说有棉袄穿，浑身就来劲了。再又听说有年糕吃，眼睛都快出火了。任厚根在这群人中算是聪明的，他害怕到时候偷东西被抓起来，因为他已经被抓过好几次了，屁股都快被打烂了。这些沉痛的教训，是让他刻骨铭心的。因此，他想出了个坐享其成而又让大家心服口服的办法，并且能够逃避任何惩罚。他说：“偷棉袄和年糕当然好，可关键是要引开那个老卜头的注意力。他虽然爱打盹，可上了年纪的人往往睡得不太死，万一他警觉了起来，向天上开一枪，民兵和群众们一起来抓我们，那我们可就叫皇天了呀。所以我想，应该派一个人去稳住这个老卜头，去陪他聊天，其他人进仓库偷东西。万一老卜头警觉了，这人便咳嗽一声，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信号，免得到时候大家遭殃。”同党们听了都觉得任厚根说得在理，简直是诸葛孔明再世，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根据他的表现，大家一致推举他去耍嘴皮子，稳住老卜头，其他人去干力气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