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穗子瞪着他。雪糕在他和她之间化成粉红的一摊和乳白的一摊。苍蝇绿莹莹的，点缀在上面。
  “打得惨不惨？”
  “刘越！”
  “有没有送医院急诊室抢救？……你心疼啦？听说这舅子不是个东西，出卖了一个跟他谈恋爱的小姑娘。”刘越嬉皮笑脸，一副逗小穗子玩玩的样子，“不爱吃雪糕？那咱们换‘纸杯’！”他正要招呼坐着午睡的老服务员，手被小穗子拉住了。
  小穗子拉着他的右手。就是他那只主意特大，不留神就出去给他闯祸的右手。她拉着它，过一会，另一只手也慢慢上来。她的两只手把他的右手握着。肮脏的浅蓝色电扇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再摆回来。风甜得发腻。
  刘越安静下来。这时小穗子看到他的确少了些单纯。他长出长长的鬓角，和特意蓄下的胡须连成灰蓝的阴影，眼睛也变了，笑起来有点坏，某方面开了窍似的。
  下午的政治学习在招待所食堂，刘越请了假。小穗子知道有演出的日子文工团下午全体休息，她便跟着刘越到了他宿舍。他和她已开始东拉西扯，讲他们一年中的碎事。冷场总是出现，每次冷场，小穗子手上玩的自行车锁匙就响得刺耳。
  “把那锁匙放下。”刘越说，“听得人心慌，就像你马上要走一样。”
  小穗子说她是马上要走，四点钟要化妆，五点钟开晚饭前要点名的。
  刘越说：“那好，你走吧。”
  小穗子站起身，拉了拉坐皱的裙子，衬衫的背上湿了一片，她并没有感觉热。
  “那天我和她吵起来了。”刘越说，眼睛跟着她，扯住她。
  小穗子等他的下文。那种激动很不高尚。
  “她跑到那儿去看英文书！如果我在场上赛球，有谁坐在最好的座位上拿本书看，我肯定上去踢她一脚。看书回家看去，糟践个好座位。还特地拿本英文书！生怕人家不知道她走后门上了军医学院似的！”
  小穗子嘴上说军医学院也许要赶考试，心里却希望他说下去，态度再恶毒一些。
  这时她已经离门很近了，偏西的太阳在地上投了个晃眼的长方形。她的身体在那光里，火烫的。
  刘越站起来，一大步就已到了门边，他胳膊上汗毛被太阳晒焦了，一条泥塑般标准的长臂，那么男性。
  “小穗子，你领第一套军装的时候，我从你对面走过来；体工队领军装的新兵往外走，文工团的新兵正好往里走，那间被服仓库你还记得吗？樟脑味呛死人。你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你一眼。两个队伍就交错过去了。你记得不记得？”
  她说不记得了。她说她得走了。
  他的胳膊慢慢围过来，她不久已在胳膊弯里。多好的胳膊，哪个女人在这胳膊拥围里都觉得满足、踏实。他开始吻小穗子的嘴唇。两人似乎不知道门大开着。
  然后小穗子发现他用两条胳膊把她固定在墙上。他两条长臂摆成个十字叉，手掌按着墙面，下巴轻轻抵住她的额头。谁也不说话，就那样奇怪地站着。一个人跑进屋他们都没察觉。那人“呕”一声，又飞快退出门去。
  刘越姿态没变，大声对远去脚步叫道：“别跑，在门口给我看着点。”
  小穗子换一口气，想换换神思。
  刘越说：“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和她断。”
  小穗子把头搁到他肩膀上，轻轻摇着。为什么非得她一句话呢？
  刘越把她抱起来，往床铺走。然后，他一只手伸到她的衬衫下，解密一样打开了那个绊钮。小穗子突然说：“别人碰得，我就碰不得？……”
  他呆住了。那是一年前小穗子告诉他的话。是团支书王鲁生的话。
  小穗子拾起落在地上的自行车钥匙，扣好背后的胸罩绊钮，头也不回地走了。刘越在招待所大门口追上她。她站下来。
  刘越比她受的伤害更惨重似的，两眼都是疼痛。
  她说：“你打他干吗？他从来没那样碰过我！”
  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王鲁生和小穗子之间发生了什么。小穗子念了悔过书之后，一天晚上在炊事班碰见团支书。她从大桶里舀出喂猪的泔水，又把剁好的菜叶拌进去。王鲁生问她是否挑得动。她没说话，只点点头。王鲁生见她挑得东摇西晃，叫她放下担子，说要挑给她看看。他果然挑得轻巧无比，如同舞台上走圆场。他把要领告诉她，又替她舀出些泔水，说少挑些，还有一大截个头要长呢！
  她微笑了。那是念完悔过书之后，半年中的第一个微笑。
  ：E鲁生又问：猪圈那么黑，有手电没有？
  小穗子说有是有的，可她要照顾担子，腾不出手来打电筒。
  王鲁生于是便为她打着电筒，一路送她到猪圈。小穗子倒泔水的时候，王鲁生的手电照得不准确，照在她脸上。但她没纠正他。她已很熟习猪食槽的位置，闭着眼也可以完成动作。她把栅栏门提起，让八只猪崽跑到槽边。王鲁生说，他们说难听话的时候，你心一定要放宽些，别往心里去。群众嘛，不能要求他们水平一般齐。黑暗里，他的声音随和温暖，不到十六岁的小穗子眼圈热了。
  他又陪她挑了一趟泔水，告诉她，她的进步组织上是看得见的，所以别理他们说什么。然后他兄长般的追加一声：“啊？”
  那个“啊？”简：自有些护短了。在泔水的复杂气味里，它终于把小穗子的眼泪催下来。一年后王鲁生在进藏演出时出了事故，在舞台上让木头枪刺捅断了两颗门牙。牙医说最理想的补牙方法是用黄金搭桥，可黄金是不可能找到的。小穗子拿出一个指甲盖大的心形盒子，告诉王鲁生那是母亲送她的礼物，纯金的。
  王鲁生把小金盒子在身上揣了一天，又还给了小穗子。他说他怎么可能毁这么珍贵的东西？难为她的一片心。
  深秋的傍晚，王鲁生用一个雪白的大口罩遮住下半个脸，眼睛在对比下显得又黑又深。她随他走进乐队排练室，里面已是夜晚，只有一个谱架上的小灯亮着。灯下是一对正“交流思想”的男女，一个怀里抱着琵琶，另一个腿上横着长笛。
  团支书叫着他们的名字，说：“你俩！另找一个地方谈好不好？我和小穗子要在这里谈谈团支部的墙报编务。”团支书说活时派头很好，像个年轻首长。
  小穗子有点诧异，王鲁生平时是没有派头的。
  只剩他们两人了。团支书指指立式钢琴的凳子，朝小穗子笑笑，“坐这儿，这儿软和。”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不久他谈起她的表现：进步是有的，但还不够。不要光是外表朴素，要内心朴素。
  小穗子仔细听着他带消炎药水味的话。
  “看到你的每一分进步，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感动吗？”团支书的眼睛长久地看着她，“我真为你高兴。‘观察留用’对你是个严峻考验，你得挺过去。”秋凉中，消炎药水味的词汇一个个从口罩下出来，触在她脸上，鼻尖上。“因为这进步中，有我的心血。”团支书说。谱架上十五瓦的小灯营造了一小团光晕和一房间的幽暗。小穗子只能看见团支书的大口罩。大口罩雪白雪白，突然和她没了丝毫距离。团支书的两只手抱住了她，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但嘴被大口罩捂住了。一面孔都是充满药水味的大口罩。她不顾一切了，抽出一只胳膊就往大口罩上杵。
  大概是很疼的。那残破的牙床，断了的牙根，爿：不像团支书表现的那样无所谓。小穗子听见他压抑地呻吟一声，手向口罩举去，又停在半空中，意识到不能这时摘下口罩，并且剧痛是摸不好的。
  小穗子恐惧地站在那里。她有点怀疑自己的反应是错的。或许整个过程都是她的错觉。他明明是被误伤的样子，困惑而委屈。
  这时他恢复了力气。他用一点装痞的口气说：“怎么啦？看不出来我喜欢你？”楼上楼下，院子各处都是乐器声，歌声，笑声。那些刻薄她、孤立她的人，此刻令她那么想念。“我是要娶你的。”团支书说。这回好一点了，不那么痞了。“真的，不然我干吗那么关心你。”她一句话也没有。四周的旋律在相互叫板，相互抬杠，那声音和这声音相比，却显得那么安全，那么光明。
  “你快十七岁了。我不怕等，最多再等两三年。”
  团支书已完全收起了戏腔戏调。
  而正是他的阴沉和郑重使她夺路逃走。一路“唏里哗啦”撞倒无数谱架，脚步带起的风掀起几张乐谱，在黑暗里扑腾着。他叫她不准告诉任何人，她要他放心。他却把这看成转机，再次扑过来，嘴里说：“把你给清白的——别人碰得，我就碰不得？”他要她把这话当成淘气。她却视死如归地瞪着他。
  那年年底团支书王鲁生进教导队学习去了。结业后他成了政治部的一个副科长。大家说王鲁生进入了做军区政委的预科期。
  球赛结束了。刘越打得不好，没给自己队赢多少球，犯规犯得多，咒骂也恶得狠。小穗子看了两场关键比赛，都是闷闷不乐地走出球场。
  她想跟他说两句话，宽宽他的心。想告诉他，她的提干报告已经递上去了。她将彻底走出十五岁那场处分阴影。那不可视的红字，正一点点地从她脸上淡下去。也许他会为她感到宽慰。她看见大轿车开来。巨人们排着队上车，他是最矮的一个。样子也比其他队员年轻许多。老首长的玩具兵一是年龄小，二是要有绝招。刘越就有魔一样的弹跳力。刘越二十二岁了，玩具兵生涯即将结束，出路有两条，一是好好做首长千金的骑士，二是打道回乡。
  她叫了他一声。
  他背驼得特别严重，给她一叫直了一瞬。他慢慢朝她走过来，身上的汗给灯光一照，像刚给一盆水泼过。他笑得很累，说小穗子该对他今天输的球负责。
  她说：“就跟你说两句话，你们的领队叫唤了。”
  “随他叫唤去。让我先跟你说两句话。”他说。
  “不行，我必须先说。”她的笑容让他感觉，她已忘了那天招待所发生的事。
  他坚持说：“我这两句话短，让我先说。”
  她说：“我的话可是喜讯噢。”
  他说：“我的正相反。”
  小穗子一愣，说：“那你先说吧。”
  大轿车的引擎在十米外响动。领队喊：“刘越，怎么还不上车？！”
  他两手握住小穗子的腕子。小穗子往后退，“哎、哎，你们球队的人全看着呢……”
  他说：“我爱你。”
  小穗子不往后退了。他嘴唇明明是不会说这三个字的，是从许许多多三流浪漫诗、爱情手抄本里硬搬来的。换了另一个人这样硬搬，她会很倒胃口。她早就不是十五岁的恋人和情书著者了，她现在懂得，真实情感正是在那三个字以外。十五岁的她，有着多么强大结实的胃口，时时咀嚼消化那么油荤的字眼、词汇。
  她听见大轿车的窗口有人拍手，叫好，呼喊一些含混不清的拉拉队语言。有条丑陋的歌喉唱起：“……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领队口气变了，变成了典狱长，“谁在唱黄色歌？！”
  刘越扭头跑去，一步蹬上车子。从关上的车门玻璃上，他看到小穗子走一步踢一下草丛，他从没见过她这样毫无负担。她目送车子远去，右手的食指顶着军帽打转。这是她对他的话的反应？他坐在一个尾部的座位上，暮夏的风肉乎乎的，扑在脸上。
  刘越其实想告诉她，揍邵冬骏的事远没了结，保卫科的人根据邵冬骏的形容，怀疑“一米九的暴徒”有可能是篮球队或排球队的。
  很简单，只需问一个集训地招待所的警卫战士，就知道谁在出事的那个清晨出过门。查下来，出事那天，篮球队有四个人在清晨四点离开了招待所。两人骑自行车，另外两个合骑一辆摩托。
  刘越索性不让保卫科费事了。他正吃早餐，见两个保卫干事往领队房间走，就把稀饭往泔水桶里一倒，啃着馒头跟了过去。
  两个保卫干事和领队一一握手，刘越在他们身后“啪”的兰个立正，大声喊：“报告！”领队问他什么事。
  “人是我打的，”他回答，“没其他人的事。”
  保卫干事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相互看看。过了半秒钟，领队说：“刘越，为打架你挨的批评还少吗？！写检讨手有没有写出茧子来？”
  刘越一听就明白，领队是在护短，想把这事说成是“打架”。打架篮球队谁不打？饭厅里吃炸酱面还打呢。
  保卫科的人把刘越带到了会议室。他们俩坐在—并排的两个丝绒沙发上，刘越坐对面。—大圈空着的沙发，全是紫红丝绒面子，兽爪式的腿。似乎是那些该来而没来的审判者位置。一个年长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