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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弟并不着急，也不听我们的议论，他吸着香烟，抖着单腿，拎着的，也是与哥哥一样粗壮的手提电话，夏日的热风，把他的丝质T恤衫，吹得飘飘飒飒。表弟等了一会儿，说：“诸位老板，利索一点，他们都是靠卖力气吃饭的农民工，一天不做一天没得吃，请尽快决断不要耽误他们到别处找工。”这个年轻人，已然是老江湖，流气十足，学会了拿话打人，很是遭人厌恶。扁担们仍旧沉默着，眼睛转到别处，显然有一些看不起我们的不利索了。
  结局是沉痛的。我们—卜六户人家都毫无办法。自己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眼前又已经开工，耽误一天还要付出一天的工钱。所有的慷慨激昂，在表弟的胁迫下，都归于沉寂。我们只好接受这个扁担队。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可以厌恶表弟，连同厌恶表弟身后的扁担们。
  我们对表弟的姓名毫无兴趣，需要的时候，就叫他表弟。我们对扁担们的姓名也毫无兴趣，一律地叫他们扁担。其区别与标识，便是个人特征。矮个子的，叫矮扁担；高个子的，叫长扁担；年轻小伙，叫小扁担。其中有一个男人年纪比较大，看起来介乎中年与老年之间，动作也迟缓与沉稳一些，大家暗忖，或许他挑贵重的东西和容易破碎的东西比较合适；这个男人，便是老扁担了。老扁担最不爱说话，几乎就是一个哑巴。老扁担也最老实，叫一声老扁担，他便应声过来，等候吩咐，没有一点故意推搪，也不挑肥拈瘦。
  便是这样，不到一天，表弟又有了新花招。表弟说：“各位老板，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我是救你们的急赶来的，没有事先考察，这次的十六家，哪里晓得就有八家是八楼，又没有电梯。各位老板，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扁担们想一想，每天挑重担一趟趟爬八楼，这活怎么受得了？我派谁谁愿意去？”
  我们已经十分厌恶这个汕腔滑调的年轻
  人，便说：你直截了当地说，你要叫干什么？
  表弟不在乎我们的厌恶，继续他的油腔滑调，说：“诸位老板，上八楼加楼层费，按搬家公司的例再给八折优惠，每层楼每担加五毛钱。”
  我的计算能力很差，也不知道一共共又要付出多少钱；我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人说加钱就加钱，还能够怎么样？工鸿图聂文彦夫妇计算能力很强，且习惯于精打细算过日子，洗衣粉与快餐面，多重的包装最划算，也都是他们告诉我。他们两口子只是对了对眼神，心里就有数了，聂文彦就小声提醒我，说装修成本因此又提高了百分之几。
  八户八楼的人家，面对表弟的精明，又气恼又觉得自己是占不住道理：八楼的确是太高了，用的力气与一楼的确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有人也就笑笑，说：再优惠一点好不好？表弟为难了半天，吃了天大的亏一般，咬了牙，说：“好，我不赚钱算了！四毛五厂
  我们忽而又感到好笑，四毛五分与五毛又有多大区别？还承了表弟这么大人情，实在无趣；于是也就忍气吞声，各自讪讪散去。聂文彦却再也忍耐不住，嘴皮咬了又咬，咬得通红，道：“街头一个小混混，还把我们当把戏玩，真是搞邪了！我得和他谈谈！”
  王鸿图喝了一声，表弟过来，站住。聂文彦说：“你不要卖嘴皮上的乖，你真的不赚我们的钱，就少收一点扁担的管理费。每担两毛五分。怎么样？”
  表弟说：“这怎么说呢？八户人家，刚才都说好了，都点头了。”
  聂文彦说：“我们没有点头。我不管别人，只管我们八楼的两家，每担两毛五！”
  表弟说：“老板，那我要得罪你们了。我要一碗水端平，都是四毛五。”
  聂文彦说：“表弟，我告诉你，做事情不要太黑。你在这一带做扁担生意，是不是？告诉你，我一个弟弟在城管部门，一个弟弟在派出所；你信不信？”
  表弟马上做出举手投降状，冷冷地说：“我信！我绝对信！我怕你。你们要宰我，那是小菜一碟，请高抬贵手。只是这里有八家，依你的价，我做不起，我也派不出这个工。”
  聂文彦说：“我自己派工。我自己找扁担淡。你不许背后捣鬼就是。我告诉你，我们就是不信邪，就是不信屠户死了要吃整猪肉！”
  王鸿图走过来，狠狠地盯着表弟。在他们夫妇俩严厉的注目之下，表弟再次举手投降，表示默许。聂文彦拉住我，马上去找老扁担。老扁担不说话，双方谈不起来，单是聂文彦说。聂文彦对老扁担说：“我和表弟谈好了，你和他没有关系了，他不再派你的工了，以后你就专门负责挑我们这两家的材料，完工以后，我们两家与你单独结算，你听懂了没有？”
  老扁担好像没有听懂，一点态度都没有。聂文彦把同样话，又强调性地重复了一遍，老扁担好像有一点明白了，他拿眼睛去搜寻表弟，好像还是不放心，要得到表弟的亲许。聂文彦立刻搬出了她的两个弟弟，告诉老扁担不要怕表弟，不要有顾虑，表弟答应过了，他肯定不敢为难老扁担的。好说歹说老半天，最后，老扁担终于点了一个头。我们几乎是感恩戴德的。聂文彦给了老扁担一个苹果。王鸿图点燃了香烟送老扁担一支，又在他左右耳朵上，各夹了一支。
  此后，我们两家的材料，果然都是老扁担一个人挑上来。即便发现水泥袋破了，我们也不说重话。双飞粉沿楼梯一路泼撒上来，老扁担还没有知觉；砖头与瓷砖挑上来，破碎的不少。聂文彦很是心疼，又要发脾气，又怕再也找不到扁担，只好忍气吞声地恳求老扁担。聂文彦正正地捕捉住老扁担的眼睛，委委屈屈地说：“老扁担，请你当心一点好不好？我们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不知道？”老扁担只是躲着眼睛，不言语。在一旁做活的农民工，就哧哧笑。聂文彦恼了，转过去吼那个农民工：“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调皮的农民工不肯认输，说：“我又不是笑你，我是笑老扁担，笑他像一个哑巴，像一块木头，像一个大苕。”调皮的农民工话里有话，听起来是在贬老扁担，其实还是在护老扁担。聂文彦急，却又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合适与一个农民工争口争嘴；何况就算聂文彦口头上赢了，农民工做活的时候，整蛊你家，那是现成的，少用一把钉子，你家地板，不久就可能松动起翘。聂文彦便放过了农民工，捂了自己的嘴，过来我家，立在阳台上，用力点着自己的心脏部位，笃笃响，说：“我这里难受！心里窝啊！”
  下一回，老扁担挑上来玻璃与镜子，却还是碎了边角。聂文彦说：“老扁担哪老扁担，我叫你老祖宗好不好？我敬请你当心一点好不好？”老扁担总是没有言语的，低着头，抱着扁担，僵直地站着。聂文彦围着老扁担抓他的视线，一定要对着老扁担眼睛说话。她说：“你看你，头发也都花白了，做人的艰辛，也该懂一点了，人情世故，心里也该有一点谱的，我们对你这么好，又是香烟又是水果，你还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担担都有破损？这么的不当心不体恤人？玻璃与镜子，都是多贵的东西啊！”聂文彦千说万说，急得脸也煞白，嘴角也冒白沫，要求老扁担给她一句话。老扁担就说了一句话：“我当心了。”
  我们去找了张华。看看她有没有办法，再在外面马路上找一个扁担。张华说：“外面的扁担随便进来接活？他敢？不通过表弟认可和安排，他不要命了？”我们一听，便再没有力气坚持与计较了。张华带了我们，到别的人家看了看。发现凡爬高楼的扁担，无不常有材料的破损。因为按每担计算工钱，都急，都巴不得多挑几担上楼，挑到后来，力气没有了，腿都打颤了，哪里还稳得住担子？相比之下，老扁担并不是最糟糕的，我们更是无言了。张华说：“你们看看这些农民工吃的什么？餐餐都是大馒头就腌菜，汤就是龙头里面的自来水，哪里有力气挑重啊，也是在拚命了。”大家都无话可说。回去，硬着头皮，把装修进行到底。聂文彦的心劲也终于耗尽了，每当看着老扁担卸下破砖烂瓦，只是抓住自己胸口的衣服，欲哭无泪。王鸿图也默着脸，不再给老扁担香烟了。
  却不料，装修竣工，老扁担来结账，递过一张皱巴巴的记工单。我已经在掏钱了，聂文彦说：“慢！”聂文彦王鸿图夫妇一算，老扁担却还是按四毛五收费的。
  7
  好一阵子，是愤怒的沉默。聂文彦眼睛睁得鸡蛋大，特别的吃惊与懵懂，好像一个突然撞上了考试的女学生。王鸿图到底是男人，心理承受能力强得多。王鸿图试图与老扁担说通道理，他说：“当初就是因为表弟要高价，我们才找你的，是不是？你同意了，是不是？到头来怎么还是要高价？既然你也要要高价，我们何必特意找你，谁挑不都是一样？是不是？既然表弟不收你的管理费了，你何必还要我们高价呢，是不是？”
  要工钱的关键时候，老扁担也说话，说得也还是简单。老扁担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你们非得要我挑，你们没有说不是这个价，家家户户都是这个价。”
  现在是我们没有话说了。无须回忆，都是眼前的事情。聂文彦确实没有明确告诉老扁担是什么价格，因为一切都是明摆着的。
  聂文彦说：“可恶！实在太可恶了！”
  老扁担再不说话，就只是抱了他的扁担，站在我们两家门口，一动不动，单是伸手要钱。
  王鸿图说：“两毛五。”
  老扁担坚决摇头。
  王鸿图说：“好吧，三角！”
  老扁担还是坚决摇头。
  这一下子把聂文彦恨得，再也无法保持平日的端庄，两手胡乱挥舞，面部纠扯歪斜，一开口，声音也是劈的了，她叫道：“真是不知好歹！你们这些乡下人，真是不知好歹！那么，被你损坏的东西呢？损坏东西要赔偿，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吧？如果按照物价赔偿，你全部的工钱都是不够的，你知道不知道？”
  老扁担绝对不睬聂文彦，人也绝对不离开。入夜了，老扁担兀自僵直地守候在我们的门口，我们无法安心。王鸿图出来几次，吼道：“你走啊！”老扁担也不走。王鸿图只好架起老扁担的胳膊，把他拽下楼去了。我赶紧与聂文彦商量，建议把工钱给老扁担算了。聂文彦一听就火了，说：“不！决不！”聂文彦认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是他们在做笼子，在骗人；整个装修都是一个笼子；笼子里头还套小笼子；连一个老扁担，都跟着欺负人，实在是叫人无法忍受；再忍受，她觉得一点自尊都没有了。根本没有我说话的余地，聂文彦怒火万丈，滔滔不绝。她说：“是的，按道理，张华是在帮助我们，我们不能怪张华，也不能无凭无据怀疑张华，但是，现在事情到这种地步，谁又能肯定张华不是暗中吃了回扣呢？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怎么良心都叫狗吃了啊！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绩，别人也容忍不了，造谣中伤，死打烂缠，一定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房子坏了，要修整—下，个个都来骗你，处处都搞巧要钱；连大街上小混混和农民工，都欺负到头上来了。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可以这么坑蒙拐骗？他们以为我们是谁？就这么轻易好欺负？这一次，我是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了！”
  聂文彦请我不要管这件事了，事情由他们夫妇交涉摆平；而我，则必须要与他们步调一致，千万不能单独把工：钱付给老扁担。聂文彦高度紧张，严阵以待，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她说：“清你答应我，一定不能出卖我们。现在我们谁都不敢相信，也就相信你了。我要清你一定答应。”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说声“我答应”。
  我答应了聂文彦，我无法不答应；听到自己答应的声音，心里到底不是滋味，这种情形与场面，叫我难堪；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皆是又可笑，又可气，又可怜，皆没有保住自己的体面与尊重。
  翌日清早，门外传来惊声尖叫。原来还是老扁担。老扁担又来了，还是立在我们两家门口，怀里抱着扁担，破衣烂衫，汗臭熏天。身穿睡衣的聂文彦吓坏了，惊声尖叫着，掩住低低的胸口，飞身进屋，抵紧房门，歇斯底里发作了。
  “你走啊！走啊！走啊！”聂文彦喊叫着。
  王鸿图冲出来，短裤背心，睡眼猩红，一句话没有，上来就是一拳，打在老扁担肩膀上。这是一个星期天，王鸿图的儿子女儿都回家过周末，两个年轻人也赶紧出来了，都来驱赶老扁担。老扁担受了王鸿图的拳打，不反抗，也还是不言语，却顽强地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