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仁能克暴，可知我比炸弹力强得多。目前虽有炸弹猖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
  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似乎是一个界标，他的人生态度开始由佛家的消极转向儒家的积极，他的大量散文和漫画都自觉地承担了一种爱国者的责任，自此开始，丰子恺便告别了自己冷眼旁观的隐士生活而回到人间，他的文章和图画也开始具有人间烟火，凛凛然是条汉子。
  1938年4月，丰子恺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成为《抗战文艺》编委之一，并且为《抗战文艺》的创刊号画了封面、题了签。在武汉，丰子恺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他置身于抗日的洪流中，积极从事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尽情发挥着他各方面的才能。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评论此时的丰子恺说：〃他本来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战后呢，由我看来，却是很积极的了。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他勇敢，坚决，乐观，和一切的战斗者一样。作为证据的，是他一年来的行动和言论。用画面强烈地控诉了战争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罪恶。用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揭露日寇暴行，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在另一类作品中，则表现了人民热爱和平，企盼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
  由于此时丰子恺积极宣传抗战，需常在外奔走联络，为了行动方便，他脱掉了平日惯穿的长袍，改穿中山装，神态异常活跃。此时的丰子恺与往日大家对他的印象判若两人，著名作家王西彦描述此时的丰子恺说：〃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超脱出世的样子。〃友人们戏称丰子恺〃返老还童〃，并对他说：〃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有意思的是，大约是这句话传开去了，有好几家报纸都登载了〃丰子恺割须抗战〃的消息。消息传开，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询问是否确有其事。但事实上，丰子恺并没有剃掉他自1927年起蓄的长须，为明真相，丰子恺只得拍了一张全身照片分送诸亲友，想来此事也必定是让他哭笑不得。不过割须是假，抗战热情却是真。丰子恺曾对宋云彬、吴欣奇等友人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三、〃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丰子恺曾在《丰子恺自述》中说：〃我十年流亡，一片冰心，依然是一个艺术和宗教的信徒。〃确实，丰子恺毕生都没有割舍他的佛缘。1927年，丰子恺在缘缘堂皈依佛法，并由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丰子恺的老师）取法号〃婴行〃，成为一名佛家居士。护生、信佛等等，往往使人联想到迷信，而丰子恺的信佛却是有着普渡众生的慈悲，他曾向人解释过自己对佛的理解：〃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对于佛法，丰子恺始终抱有虔敬的心情，他认为〃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护生画集》与佛教的因缘十分深厚，佛教鼓吹仁爱，劝人戒杀从善的要义，在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关于创作《护生画集》，丰子恺曾解释说：〃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蚁群，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体，意思就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丰子恺信奉的佛教思想和战争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佛教教义讲求护生，讲求慈悲戒杀；而战争却又意味着暴力和杀戮。在这两者之间，丰子恺如何平衡？他又如何融合护生之旨和抗战之意？
  1938年，丰子恺刚到武汉，就有朋友告诉他：〃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显然，按曹聚仁的理解，抗战时期再讲慈悲戒杀是不合时宜的，在全民抗战的激情年代就是要鼓励国民勇敢的上阵杀敌。按照这样的逻辑，《护生画集》所宣扬的佛家思想当然是不合于抗战精神的。对于此种理解，丰子恺大不以为然，他断然说：〃不可，不可！曹聚仁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啊！〃对于曹聚仁的评论，丰子恺显然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也正因为曹聚仁对他的〃护生之旨〃的不理解，丰子恺这个一向与人为善，待人宽厚的人从此与朋友曹聚仁绝交。想来当时与曹聚仁抱同样理解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丰子恺在汉口特意写就《劳者自歌·则勿毁之己》以阐明事理，在文章中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说护生就是护心。……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从上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丰子恺用〃护心〃融合了佛教教义和抗战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融合事实上是把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糅合在一起。〃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究竟有无一息相通之处，我们姑且不论，但作为一个慈悲戒杀的虔诚佛徒，丰子恺能在抗战时期表明〃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的态度，却不能不说抗战确实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然而，无论怎样，丰子恺割舍不断的佛缘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总是显得不是很合时宜，也并不是能得到每个朋友的理解，因而大家对抗战时期丰子恺的信佛总是有着种种的非议，甚至怀疑丰子恺抗战的决心。毕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总是那么的超然物外，高坐云端冷观世相。〃佛毕竟是有灵的〃，丰子恺反复对不理解自己的朋友们说：〃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给我了。〃丰子恺拈花微笑，用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看着朋友，〃那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你们还不理解我么？〃
  四、〃艺术的逃难〃
  丰子恺曾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谈及弘一法师对他的教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
  丰子恺小传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原名丰润，自名丰仁，号子凯，后改名子恺。现代散文家、画家。丰子恺受佛教影响较深，曾作《护生画集》寓以佛家护生戒杀之旨。丰子恺漫画常以儿童生活作题材，造型简括，画风朴实。其散文清新流畅，感情真挚自然。17岁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跟随李叔同学绘画。1919年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1年东渡日本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1924年，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后，他的画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1924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先后在宜山浙江大学、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从事绘画创作。1946年定居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国画院院长等职。1975年9月15日逝世。主要著作有：《缘缘堂随笔》、《音乐入门》、《丰子恺书法》、《车厢社会》、《率真集》等。
  郑振铎：〃为愚公移山之业〃
  在众多的花木中，父亲似乎尤其偏爱那两株盆栽的石榴树，每当果实尚未长大红透时，他便挑选一些较大的，在上面用小刀逐个刻上自家的、亲友的、邻居的，几乎所有熟识的孩子们的名字。而当这些石榴长得像一个个小红灯笼时，上面刻的名字也嵌得深深的，像是天然生就似的。每当这时，大约总是挑个星期天吧，父亲便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园子里的小桌上摆满了各色糖果和一个个咧嘴在笑的红石榴。接着，他便和孩子们一起唱啊，跳啊，做各种好玩的游戏，或是大家围坐在他四周，听他讲迷人的童话，最后他把糖果和石榴按照上面所刻的名字分发给大家。我们都异常喜爱这一时刻，后来便把这一天称做〃石榴节〃。
  上面这段文字是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对其父生活往事的追忆。且不论其人如何，单只这一幅画面便足以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郑振铎为人豪爽、单纯，襟怀坦荡，他的学生廖静文回忆他说：〃他笑的那样单纯、朴实而又富于感染力，使人觉得他从来不掩饰内心真实的感情，流露出一颗胸怀坦白、是非分明的赤子之心。〃而唐？
  对他的印象是：〃他热情、正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令人一眼就可以望到心底。我们几个年轻人，在背后常常戏呼他为〃老天真〃，赤子之心未泯，他的确显得很单纯，很天真，在熟人中间，像他那样襟怀坦率，精力充沛的，我还没有见到第二个。〃
  一、〃唯有一腔正气〃
  ……上海沦为孤岛，所谓〃大道市政府〃成立，当时他在暨南大学教书，风传教育界有些人将出任〃新贵〃，他碰到他们，总是直言不讳，以民族大义相责，这些人也向他矢口否认，说了一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之类的话。他很快就相信了。过了几天，就是那些他所认为〃好的很〃、〃好的不得了〃的人，一个个袍笏登场。我去看他，他正瞪着金鱼眼，坐在破沙发上，默默的在生气。……
  从以上这段唐对郑振铎回忆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对郑振铎在那一时期的心理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抗战爆发之后，尤其在沪战爆发之后，郑振择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救亡活动，热情地为抗战呐喊。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战争，郑振铎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尽管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被迫的战争，战争也是残酷的，但这场战争却能够起到净化民族灵魂的作用，促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生。他在文章中写道：〃这火原是魔鬼放起的充满硫磺气味的地狱火，但对于罪孽深重的旧中国，却将发生以毒攻毒的效验，而尽着神圣净火的功用了。在这净火里，旧中国还未洗尽的许多污垢，都将一扫而光的被澄清。〃在人们的印象中，至少在抗战以前，郑振铎并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也不是一个诗情四溢、充满激情的诗人，在更多的意义上他更是一个持重周正的学者。但战争在改变着郑振铎，战争唤醒了郑振铎生命深处的激情。自抗战开始以后，并不擅长诗歌的郑振铎开始迸发出诗歌的激情，他尽情地用诗歌来表达着他难以抑制的情绪和他对战争的理解。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在抗战爆发后大量创作并不擅长的诗歌，郑振铎曾在他出版的诗集《战号》中表白说：〃我不是一个诗人……卢沟桥战役的发生，给我的刺激太大……我连续写着一些〃诗〃，不顾任何的形式，只是觉得这样的写，最能够表现我的悲愤，我的热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仰，我的幻想而已。……〃诗是最能够表达情绪的，抗战爆发之后的7、8两个月间，郑振铎写了不下四五十篇诗歌，而这些诗歌的题材只有一个抗战。对于个人在民族危急时刻如何选择自己生命的方式，郑振铎也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人生莫不有一次的死，但能够有选择自己的死所的机会，却只有一个：杀敌而死，死在战场上！〃
  但是，战局最终还是在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37年11月10日，日军在上海浦东登陆，11日，日军侵入上海南市，12日，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除租界外，上海大部地区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上海沦为〃孤岛〃。对于上海沦陷的情景，郑振铎回忆说：〃〃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