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宪法本身就是好的，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历史特点，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意愿。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过顺利发展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走过不少弯路，工作重点长期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上面，“左”倾错误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弄得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从而完成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党和人民经历了艰难曲折才取得了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新宪法把这一科学认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有着深远的意义。新宪法用法律的语言表述了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政策。新宪法的实施，必然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践将证明新宪法具有强大的内在生命力。
  其次，人民的法制观念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人民迫切要求实行法制，深深地懂得了用宪法和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权利，保障在安定的社会环境里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的权利，不必再时刻害怕“抄家”、“揪斗”。新宪法恢复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重新确认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对公民人身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监督的权利等，都比过去规定得更加具体和切实；特别是还增加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款。人们深知新宪法来之不易，那种连国家主席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全国人大代表非法遭受逮捕、人民群众无端被迫害的事情绝不允许再次发生。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人，也和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希望实行法制，这令人极为欣慰。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正反两方面的锻炼和考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他们绝不会同意回到那种“以言代法”的时代，坚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今后如果有人敢于破坏宪法和法律，那么站出来维护法律的就不会是少数人，而是亿万人民。人民法制观念的增强，就是新宪法实施的深厚群众基础。
  第三，我们的党中央决心“依法治国”。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而提出来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大于一切，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党的十二大庄严宣告，“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宪法为自己的根本活动准则，在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上起表率作用，必将能够带动和领导全国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现在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讲求实效的精神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在十年内乱中受到破坏的党风在不断好转，党的威望得以恢复和提高。宪法和党章都不允许产生超越于国法党纪之上的“特殊公民”和“特殊党员”，要做到一视同仁。全党努力“依法治国”，是新宪法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
  新宪法已经颁布，我作为共产党员和同志们共勉：学习新宪法，宣传新宪法，保卫新宪法。少奇同志在1954年关于宪法的报告中指出：“在宪法公布以后，违反宪法规定的现象并不会自行消灭，但是宪法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为消灭这些现象而斗争。”他的这段话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为了从根本上消灭违反宪法的现象，当前我们要特别对党中央指出的那“三种人”“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五种人”“五种人”，指除“三种人”外，还包括那些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人，以及有各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提高警惕，坚决防止他们进入领导班子，对已经混进去的要坚决清除。这样才不会留下祸根，不然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他们还会兴风作浪，破坏宪法。
  在新宪法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建设好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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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幸福工程”组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提供的原件刊印。（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同志们、朋友们：
  “幸福工程”组委会今天成立了，可喜可贺。首先，我对各位参加“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工作表示欢迎和感谢，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刚才，许多同志都发了言，云、启云，即彭云，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启，即黄启，时任全国妇联常务副主席。同志也讲了话。有了各位领导的支持，有了各界的广泛参与，有了全社会的理解，我相信，“幸福工程”一定会搞好。
  我的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这次承蒙云同志推举我参加“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工作，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目前，我们国家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还有8000万人口、近2000万个家庭至今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家庭中的母亲们承受着更多的生活重负，忍受着更多的饥寒煎熬。她们的生活境遇是令人同情的。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旨在帮助贫困母亲参与生产，接受教育和生育保健服务，以改善她们的生存状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母亲是家庭的核心。帮助了一个贫困母亲，就是帮助了她的全家和她的后代；帮助了贫困母亲，就是帮助了贫困地区所有的人。办好这件事，祖国大地将会增加多少欢笑和歌声，减少多少痛苦和愚昧！从这个意义讲，“幸福工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当然，良好的愿望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艰苦的努力，特别是像“幸福工程”这样涉及面广，时间长，难度大的社会工程，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首先，需要我们组委会各位的积极参与和坚持不懈的工作。第二，要争取广泛的舆论支持。希望新闻、文化、宣传各界的朋友都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做宣传，造舆论，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和支持这项活动。第三，一定要把筹募的资金管好、用好，增强透明度，树立良好信誉。
  最后，我想以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向社会各界、向每一个善良的人发出呼吁：伸出友爱的手，献出一点儿爱心，给贫困中的姐妹们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帮助吧！让她们早日摆脱贫穷愚昧，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
  谢谢大家！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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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人人都献出爱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月7日。（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陈绪英、刘振英等16位脱贫母亲的信，让我这个“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感到欣慰。工程启动至今不到3年，已有近3万个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这是爱心的成果。1997年10月，我们把评选出的13位先进脱贫母亲请到北京，一方面对她们进行鼓励，另一方面也向给予我们捐助和支持的朋友们汇报工作。
  “幸福工程”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并优先救助计划生育户。救助方式是小额低息贷款，直接到人，滚动发展，帮助她们劳动脱贫。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具爱心的群体，我在晚年选择参加这项工作，是想为帮助这些母亲走出贫困尽一点力。
  1995年初，彭云彭云，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谈到要搞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希望我能担任组委会主任。有关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全国1000万贫困母亲的现状以及“幸福工程”的救助办法、落实措施等等。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也很实在，便答应下来。后来，我听说“幸福工程”曾请中央一位领导同志题写名称，这位领导说，你们先干5年，干得好我就题。我很欣赏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搞扶贫济困要用钱，这不是振臂一呼就能解决的。令我感动的是，听到“幸福工程”成立的消息，天津绿天使公司率先捐了100万元，然后天津卡夫天美公司捐了30万元，山东孔府家酒捐了10万元，加上计划生育系统上上下下捐，工程就这么启动了。到1997年上半年，我们已投入资金近2000万元，设立项目点51个，救助贫困母亲近3万人，可这离需要救助的人数还差得太远。我坐在组委会主任的位子上，心里很着急。现在社会上各种公益捐款太多，我又张不开口朝别人要钱。于是1996年11月，我将母亲留给我的6件古瓷器拍卖了，扣除手续费等，剩下50万元捐给了“幸福工程”，尽我之所能吧。当时，有位外国记者问我：捐了你母亲的东西不心痛吗？我说，看见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我更心痛。况且，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立、勤俭、有爱心，她就是这么做的。解放后，她支持我父亲把家里的宅院捐给了国家，又自己出钱、出房办起了保育院，帮助双职工照顾孩子。我妈妈从不看重私有财产，她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我这么做，也是符合她老人家一贯精神的。
  这几年，我时时被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用有限的救助贷款，凭劳动摆脱贫困的母亲们所感动。我去过几个“幸福工程”项目点，在贫困地区，母亲付出的最多，也最需要帮助。她们不仅在家里吃的最差，劳作最辛苦，而且她们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未来。我们第一批救助点陕西省大荔县，是个移民库区，人们生活很苦。我去的那天正好下雨，黄泥巴路粘得没法走。在一个叫王尚英的贫困母亲家里，我看见她80多岁的婆婆躺在用树枝、泥巴和塑料布搭的房子里，外面下雨，屋里也滴水。两个女儿一个22岁，一个24岁，都因家里太穷，没人敢娶。许多村子，因为穷和愚昧，残疾孩子不少。但在这些地区，不管导致贫困的原因是什么，贫困母亲都同样勤劳、节俭、诚实、有爱心。为了争取我们的资助，有的母亲主动放弃了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有的动员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一起劳动。得到资助的母亲们知道，这千元左右的贷款是她们脱贫的启动资金，是希望，是机会，而要达到目的，只有靠劳动。在我们早期救助的母亲中，已有相当部分还清了贷款，有的甚至还拿出自己的钱或猪崽、羊崽帮助没有得到资助的母亲。甘肃省礼县的潘东香，是我们的先进脱贫母亲。她来京参加表彰会的几天里，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却从发给的500元奖金中拿出部分买了20多套铅笔盒，准备奖给村里品学兼优的孩子。她还跑到北京大钟寺农贸市场，打听花椒的价格，准备把家乡的花椒运来卖。这些母亲不但脱了贫，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这几年，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尽管遇到过不少困难，但一想到那些渴望救助的母亲，想到她们拿到贷款后全家上下拼命劳动的情景，想到她们脱贫后的喜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害怕困难呢！
  脱贫的母亲让我感动，那些慷慨献爱心的人们也使我受到鼓励。自从“幸福工程”启动以来，新闻界的许多朋友积极进行宣传报道，有的记者主动下到最苦的地方，到大深山里，实地采访贫困母亲，报道她们的境遇、“幸福工程”的救助形式以及救助效果。尤为可贵的是，还向我们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为了宣传“幸福工程”，我们还举办了几次音乐会，文艺界的朋友赵莱青、鲍蕙荞、谢芳、幺红等等不要报酬，义务演出，台湾著名艺术家范宇文、肖惟真也专程来京参加义演。
  救助的前提是资金，企业界在我们发展之初支持了我们。之后，更多的人向贫困母亲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曾去过福建省安溪县，那也是个大山区，一位老华侨多年来为他的家乡安溪捐款捐物，办教育，搞建设，在当地传为佳话。当他听说“幸福工程”后，立即捐出30万元钱。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伍淑清，在“幸福工程”刚启动时就捐来两万元。香港的陈君实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