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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孙敬修同志交往多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孩子们都爱听孙老师讲故事，有时听得很入迷。我和少奇同志偶尔也和孩子们一起听过片断或孩子们的复述。少奇同志还通过电台向孙敬修转达过对他的赞扬和问候。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十分亲切。孙敬修讲的故事，健康有益，生动活泼，感情丰富，既对孩子们有吸引力，又有教育实效。孙敬修为培养祖国的花朵做出了很大贡献。孩子们的父母和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们，也是他的听众，我和他们曾经受到他的教育和启发，使我们不断改进教育孩子的方法。因此，孙敬修同志不仅是全国少年儿童的老师和朋友，也是我们作家长的人和少年儿童工作者的老师和朋友。后来，我和孙敬修的联系日见增多，我们通信往来不断。他甚至和我探讨过他的儿子的工作安排问题。
  1990年3月5日，孙敬修老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十分震惊和悲痛，嘱咐办公室的同志给孙敬修灵堂送去了一个花圈，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心和深切的哀思。199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指示精神，也为了纪念和研究孙敬修的需要，在新闻出版署和孙敬修亲属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出版《孙敬修全集》。我和孙敬修的老朋友荣高棠、胡昭广、韩作黎、于友先、于蓝、谢添、李滨声等同志都认为，这是一件造福于中国儿童、造福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好事，应予支持。因此，我们十分高兴地担任了这套全集的顾问。孙敬修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老同志，我衷心希望天津教育出版社把这件事情办好。
  孙敬修同志出生于清朝末年的贫苦家庭，8岁丧父，由于生活所迫，他考入了食宿免费的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尝尽了旧社会小学教师的苦辣辛酸。但他热爱儿童，生活在儿童们中间，潜心研究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及儿童的情趣和语言，总结出一套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教育方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而且他独辟蹊径，在实践中摸索了一条利用讲故事的方法对儿童进行教育之路。他在讲故事中不但向儿童传授知识，而且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讲述做人的道理，对他们进行真善美的熏陶。他的成就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和赞誉，受到广大学生和听众的欢迎和爱戴。
  解放以后，孙敬修同志在党的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立志献身于新中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把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全部倾注在全心全意为儿童服务的工作中。他更加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悉心钻研讲故事艺术，希望儿童听了他讲的故事，都能成为勤劳、善良、聪明、勇敢和热爱祖国的人。他对儿童充满爱心，对艺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逐步形成独特的——通俗浅显、自然亲切、形象生动、爱憎分明，民族化、大众化的讲故事风格，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成就了这项事业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成就。
  孙敬修同志是儿童文学语言大师，他的故事语言有着特殊的魅力。一切着眼于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兴趣要求，是他的语言特色。他的儿童文学语言扎根于儿童语言的沃土之中。他用这种语言创作儿童故事，他也用这种要求去改编儿童故事，并在故事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受到儿童的喜爱和欢迎。我很同意叶君健叶君健，儿童文学作家、小说家和翻译家。先生在评论孙敬修文学语言风格时的一段话，他说：“一般文学史常常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即‘讲故事’在我们文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人类最早的文学创作就是‘讲故事’，从他们讲的故事中产生了我们的许多文学名著，大的如《三国演义》、《水浒》，小的如话本。现代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就是我们的孙敬修同志。他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在故事里注入对人生、社会、历史甚至政治的看法和见解，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幼小的听众在欣赏故事之余，还能获得许多人生与社会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从而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受到有益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孙敬修同志就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一个语言艺术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教育家。他在‘讲故事’这种文学形式中独创一格，为我们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讲的故事也就超过了一般‘故事集’的范围，而成为了我们新儿童文学中的文献。”孙敬修同志长期在电台讲故事，电台同志对他在稿件文字上的加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说：孙敬修先生“极其认真、努力，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每段故事都做了精细的润色、加工”。1980年6月，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召开，由康克清康克清，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同志亲自提名，孙敬修被全国儿童少年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授予“荣誉奖”。这是我国儿童文艺创作最高一级奖励，也是终生奖。
  孙敬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当然应主要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和钻研，但与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和支持、广播电台极大的宣传作用、广大少年儿童和他们的家长的热爱以及领导和同行们对他的帮助等等，都是分不开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条，都成就不了举世闻名的孙敬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三代人听着他讲的故事长大。孙敬修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退休以后，孙敬修退而不休，他不仅继续活跃在勤于耕耘、精心育苗的事业中，而且足迹踏遍祖国大地，向儿童教育工作者及各行各业的人们传授自己讲故事的经验和体会，传授教育儿童的方法，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到处宣传党的光荣伟大，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痴心不变，80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用“甘为春蚕吐丝尽，愿做红烛照人寰”的座右铭激励着自己，为儿童教育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孙敬修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明天。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党和国家正面临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国民素质的水平，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未来的中国培养合格的接班人，便成了我们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孙敬修同志有着关心祖国命运，发奋振兴中华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所以他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儿童教育事业。他的这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儿童教育工作者的楷模，也是各条战线职工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孙敬修同志的政治品格，学习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对工作不懈的钻研与追求的敬业心，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目前所要出版的《孙敬修全集》，除了要收入他永远不会过时的“故事集”之外，还将收入他的“回忆录”、“言论集”，他介绍自己教育儿童及讲故事经验的“专著”和别人研究、介绍他的“研究回忆”文章，以及从未发表过的他的“遗嘱”、入党申请书及书信等等。这将是我们研究、学习和总结孙敬修同志的教育思想，继承和发扬孙敬修同志事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便是我们出版《孙敬修全集》的意义所在。
  我热切希望在儿童教育战线和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更多的孙敬修式的先进人物。
  1997年12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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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痛追念黄鼎臣同志
  本文原载华文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黄鼎臣纪念文集》一书。（二○○○年九月）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致公党卓越领导人、中共优秀党员黄鼎臣同志，逝世已经一年有余了。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悼念他，怎奈每一握笔，便禁不住思绪万千、悲痛不已。鼎臣同志不平凡的一生和他那巨大的人格力量，每每念及，都使我深感失去了一位兄长般的好同志。
  我和黄鼎臣同志于政协共事时相识，六、七届政协常委会期间，我们经常被分在一个小组，加上我们又同住在一座居民楼内，平时还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相遇，所以交往颇多，并逐渐由相识到相知。
  鼎臣同志非常谦虚朴实，为人正派，党性很强。他身为致公党主席，具有很强的参政、议政意识。每次会前，他都非常认真地围绕主题准备材料并积极发言，对国家大事坦陈己见，提出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经常受到与会同志的赞扬和支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不同意见，鼎臣同志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一位负责同志针对时弊，建议发动群众由下而上开展揭发、批判。在小组会上，鼎臣同志坚决而冷静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作法无异于又要搞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于人民无益，还是以领导干部与共产党员严格自律并依党纪国法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查处为好。
  在“文革”中，鼎臣同志深受迫害，但我从未听他诉过苦或抱怨过，但事关人民利益，他则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可见他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在政协共事期间，我们严肃而认真地对每个议题展开讨论，鼎臣同志还常来我家坐坐，继续他在小组会内尚未尽兴的话题。他讲话声音洪亮，略带广东口音，我听来很清楚，而他则年高重听，渐渐地，我发现借助笔谈，可以大大方便交流，于是，我便用很粗的铅笔在纸上写出较大的字来帮助谈话。后来，连陪我的老赵阿姨都摸出了规律，鼎臣同志一来，她不仅要送上一杯清茶，还必然要递我几张白纸和铅笔。我们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他几次出访回来，都兴冲冲地来我家讲述他在国外与侨胞亲切会见，特别是与老洪门洪门，又称“洪帮”或“红帮”。清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原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洪武（明太祖年号）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在海外华侨中建立致公堂等组织。成员来往的情况，讲他的见闻和感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8月，鼎臣同志回家乡参加了纪念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60周年大会。回来后，他满怀感情地对我讲了家乡的变化，感叹这一切来之不易，盼家乡乃至国家能蒸蒸日上。回想鼎臣同志这殷殷期望，怎能不叫人在悼念他的同时，更要学习他，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我还特别记得，鼎臣同志几次谈到自己年事已高，需要积极物色、培养年轻人接班。他说，民主党派物色接班人更困难。为此，他曾亲自至广西、湖南、安徽、青岛、上海等省、市与致公党在各地的领导人座谈，并于1988年主动提出辞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职务。他深远的见地和重事业兴衰的高风亮节，感人至深，因而被推举为致公党的名誉主席。
  和鼎臣同志的交往，使我获益匪浅。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他帮助我恢复了同一些老侨胞的联系，建立和加深了与归侨、侨眷的感情，还使我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记得80年代时，鼎臣同志曾陪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望身患重病的黄周规老先生。1963年，我陪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时，黄老先生是印尼华侨报业巨子。后来，他回国定居，并带回了他组织出版的少奇在印尼访问时的画册。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画册已破损不全。鼎臣同志告诉我，黄老先生很珍视这本画册，它反映了印尼人民特别是侨胞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黄老先生极希望能亲自将画册送给我。鼎臣同志建议我去医院看看他。我们到病房时，黄老先生已卧病不起，他的夫人和女儿黄曙晖守护在身边。黄老先生见到我，挣扎着探起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从床边拿出画册，双手颤抖着递给我，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黄夫人和他的女儿简单地叙述了在“文革”中收藏这本画册的危险情景。我深深感受到了侨胞的觉悟和厚谊，再三地重复说：“谢谢，我将好好保存它。”此时，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相通的感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