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是在一步步地寻找最佳的创作感觉。《一地鸡毛》比较偏重人的物质生活，《故乡面和花朵》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层面，而《手机》是寻找物质和精神的磨合点。我以为这本书写得最好的是第三部分，它扒掉了我以前小说中加在人物身上的政治、道德、伦理等等的外衣，是纯粹的赤裸裸的心与心的碰撞，它还原了人的本质。我想这是我以后创作的增长点。
  记者：《手机》经历了先剧本后小说的过程，你这是第一次采用这样创作方式吗？它的利弊在哪里？
  刘震云：其实采用怎样一种创作方式无所谓，问题是很多作家把这个间题弄拧了。剧本本来是一杯葡萄酒，一些人把它变成小说时加了很多水稀释了。我觉得恰恰应该相反，有了剧本就有了一个台阶，可以以此为材料，写得更加好。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形式，对内容要求也不一样，电影需要的是面上的东西，像大海表面的浪花，小说则需要挖得更深，像海底的潜流和涡流。这样做很辛苦，但读者的反馈令我欣慰。
  记者：《手机》的小说和剧本有很大的不同吗？
  刘震云：有很大差别。我在小说中重新进行了布局和深挖。电影只有一个部分，而小说写了三个部分，我想让读者看到那种潜流和涡流。我可以这样说，看电影和小说，你不是和同一个人谈了两次恋爱，而是面对两个不同的人。
  （蒋楚停《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22日）
  张颐武：“中等收入者”与文学想像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近年来有关中等收人阶层的讨论相当热烈，特别是对其文学想像的关注更成为批评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关这一问题的探索和中国社会变化的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文学想像乃是社会转型的表征。社会变化为新的文学想像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人者的比重，提高低收人者收人水平。”“中等收人者”被写人报告，无疑显示了国家对于社会的阶层利益和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等收人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对于文学想像来说，中等收人者的品味和价值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学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像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学想像的中心。
  其次，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被神圣化，而昔日的现代性的神圣价值被日常化。
  再次，个人负责的价值观的崛起成为一种文化标志。
  最后，国家的角色在文学想像中由“民族性”转变为“市场性”的这一转变是中等收人者崛起带来的新的文学想像策略。
  中等收人者的文学想像当然有异常复杂的因素。它一方面表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和中国文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又仍然表现了严重的问题。它在挑战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察。我们如何在面对这种新的现象和话语的发展是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在认真地回应它提出的复杂的问题，给予同样复杂的观察和思考，乃是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这里，思考这一文学想像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尖锐性之间的平衡是我们所需要的。一方面，这一文学想像也已经展现了自身的活力，它所显示的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激情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自有其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片面的对于“底层”的冷淡和对于我们“现代性”原有的“革命”历史记忆的冷淡仍然是我们必须反思和追问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有一种更为灵活和深人的思考。
  （摘自《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1期）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网络文学是网络时代的文学，也是网上的文学。在它的身上，技术的因素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都要多，因而不仅容易出现如评论者所讥讽的“只见网络没有文学”的现象，而且还容易在文学观念上叛逃应有的审美设定，宽容乃至助长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以技术审美化替代艺术审美性，导致文学的“非艺术化”和“非审美性”。
  第一，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最早从事网络文学写作的人多不是搞文学的，甚至不是搞“文”的，而是学理工出身，属于文学边缘人群或业余文学钟情族。如痞子蔡是学水利的，邢育森是学通讯的，安妮宝贝、宁财神最初是学金融的，李寻欢也是学理工出身，恩雅原来是个画家，黑可可曾在外企工作，“新语丝”的领头人方舟子是生物学博士……他们大多都是率先“触网”者，上网摆弄文学完全是休闲时的“无心插柳”，更多的是游戏冲动，而非审美动机。
  第二，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网络是一门技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首先是由技术载体的分野引起的。“以机换笔”、“软载体飘移”、“无纸传播”、“蛛网覆盖”、“触角延伸”、“虚拟现实”、“交互式欣赏”等等，都是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崭新名词。但网络技术不等于艺术，技术优势不等于文学强势。作家张抗抗就曾质疑：网络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但它能否改变文学本身？文学源于精神而不是源于技术，技术只是艺术借助的工具，它应该受驭于艺术，为创作者遵循艺术规律插上创造的翅膀，而不是以技术优势替代艺术规律。
  第三，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而价值理性是以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以及人性的终极关怀为阪依的人文精神。工具理性着眼于“器”的因素和“物”的目的，价值理性瞩目于“人”的因素和“道”的宗旨，它们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及其认知方式。网络工具理性是一种见物不见人、重器不重道、重手段不辨目的、重技治效应不重科学精神的实用主义技术观。它通过主客分立的二元论，导致技术至上，使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破坏性的力量横陈在人类面前，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看来，我们从人文的视野中考辨网络和网络文学的时候，需要坚守的仍然是人文本位和审美立场，反对以技术主义替代人文动机和审美规律，更不能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以技术的艺术化替代艺术的审美性。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0日）
  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文学与以往（1950~1990）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它所置身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不是单独发生的，它是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因此，这个新的正在继续变化的文化生产机制（包括作为它的一部分的文学生产机制），就充当了社会生活和文学之间的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变化，都首先通过它而影响文学；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具体来说，这个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包括：
  一、一套越来越清晰的与譬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明显不同的国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比方说，现在的管理重心越来越偏向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过程，而非其创作过程。
  二、一个继续拥有垄断地位、在遵从上述政策的前提下越来越自觉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文化／文学的发表和传播（出版、放映、演出、销售、宣传……）体制，它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状况，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所谓文学批评的“商业化”。
  三、一个从中、小学阶段就愈益“应用文”化或实用化、在大学阶段又加上“经院化”的文化／文学教育体制。
  四、一系列由各种社会因素合力造成的对于文化／文学的新的消费趣味和消费能力，例如，现在最有购买力的人群的年龄和阅读趣味，都与譬如15年前明显不同。
  五、文化／文学的创作者、出版（制作）者，评论、研究和宣传者的新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例如，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些行业的人员普遍属于城市的中等阶层，这对他们的文化和文学活动产生了无形的但却非常深刻的影响。
  六、一系列由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铸就的偏向于远离公共生活、转向“个人”生活的集体记忆，以及与之配合的文化／文学的理论阐释，例如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个人化写作”的宣扬等等。
  七、一系列由已经初步形成并日益蔓延的“新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对于文化／文学的“现代化”前景的与80年代有很大不同的新的想像，例如“消费社会”、“娱乐”文化等等观念。
  八、正在稳步展开的跨国资本对文化／文学产品的销售、出版（制作）和广告宣传体制的渗透，事实上，这种渗透已经开始进人文化／文学作品的内容制作的领域。
  九、由于外语教学、翻译的选题和组织方式、稿费和出版制度等因素的明显变化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和理论翻译环境，例如，自90年代中期以来，直接从欧美以外的所谓“小语种”翻译过来的作品和理论几近于无。
  十、力图对上述状况做出批判性分析的写作和讨论活动，进人90年代以来，这种活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尽管如此，它目前仍在继续，也依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一部分大学的文学教学和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发生影响。
  就目前来看，文学界对上述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以及其后的复杂深刻的原因，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或者视而不见，继续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讨论创作问题，或者虽注意到了，却只是用“市场经济”、“商业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产自西方的概念作笼统概括，几乎看不见这个变化的多样的中国特色。我觉得，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研究界恐怕就很难对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变化过程、对今天的复杂的文学现实，做出准确的理解和深人的分析。
  因此，在今天，当继续对文学的文字文本的深人和细致研究—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这种研究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文学批评依然缺乏细读的功夫—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特别去建立一种观察“文学”的比较开阔的视野，不再将文学仅仅理解为创作和批评的文字文本，而将它看做是一个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的社会复合体，或者说，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锻造一种将物质性的“制度”因素与个人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能力，在各种互动关系中认识当下文学创作的限度和可能性。这样，文学研究就有可能大大地拓展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批评和研究格局，使我们能从文化研究、当代社会和历史研究中获得多样的支援，当然，也同时反过来支援它们。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26日）
  谢泳：文学期刊应由大学来养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讨论文学期刊相关问题的会议上，《黄河》杂志副主编、学者谢泳提出一个建议—有鉴于文学期刊江河日下，举步维艰的现状，由大学来接办文学期刊应是一条好的出路。此说甫出，便引起大家的关注。
  谢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繁荣实际依赖两个条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文学期刊如《学衡》、《文学杂志》等绝大多数是由大学教授来办的，作家协会办刊只是1949年以后的事。随着改革的深人，作协这样的机构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现在提出“让文学期刊回到大学里”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并非妄者虚言。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社会不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下，作家协会与大学联合，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目前文学期刊的困境，特别是经济上的困境，因为现在大学的经费有保障；二是近年与当代文学研究相关的各种主要活动已明显向大学靠拢，从事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已基本完成了由作家协会、社会科学院向大学回归的过程。像汪晖、旷新年、陈晓明、蔡翔等一些当代知名的文学研究者都从这两个机构里回到了大学。同时，大学本身在一定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