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这种救赎都是不自觉的。”
  对于新作的外部反应，王安忆显得并不在意，“我负责的只是把东西写好，至于能激起什么反响，这并不需要我来负责。我个人还是满意的，每个作品的容积量不同，对于《桃之夭夭》，我感觉已经把它充满了，但又不溢出。不存在外界说的‘琐碎’，整个作品还是比较紧凑的。”
  或许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吻合，王安忆特别钟情于描写50年代生的人物，发生在50年代的故事，而且每每写到这一段时特别得心应手。王安忆承认“不仅熟悉这一代人，也熟悉他们的生活背景，了解他们的生活细节，也了解他们的道德观，这提供了我准确想像的空间。”
  〃80年代与现在是那么不同，10年前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世界变得这么不真实，我觉得那时候才是真实的，而且是具有美学意义的。”王安忆强调说。其实，即使在《长恨歌》里，80年代那一段，也是王安忆最着心力的，可惜大多数人都只在意那“上海小姐”的繁华旧梦，并没有体会到王安忆的苦心。最用心的地方，旁人往往看不出来，这也使王安忆觉得颇为无奈。
  “《长恨歌》里描写的老上海其实是引子，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基本上靠想像。我所关心的真正的故事发生在80年代，她与老克勒的感情才是我想重点描写的。”关锦鹏在与王安忆谈《长恨歌》的电影改编时，希望把重点放在王绮瑶和李主任的那一段，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王安忆执著于王绮瑶在80年代的生活。话剧《长恨歌》第一版演出后，王安忆也对第三幕（80年代）意见最大，觉得乱哄哄的，整个线索没有交代清楚，逻辑有问题。
  “人们对80年代没有兴趣”，王安忆说，“好像离现在太近了，其实完全不同。对80年代的理解有两个误区，一个是把它等同于改革开放之前，另一个是以为它和今天差不多。”或许前一次《长恨歌》第三幕，演员就犯了把它等同于21世纪的毛病。谈起王安忆往往把80年代的爱情写得很节制，她说，“惊涛骇浪是假象，那个时代给人的感觉是有很多铺垫，而今天的爱情非常急迫。当时由于青年人对性别的不了解，所以表现出来的爱量不大，而过程长，是一种节约的微妙的爱，很多细节看上去都无关爱情，其实都是爱情。应该说今天大多数人还是这么生活和谈情说爱的，可是一般人眼中已经没有这样的审美价值了，而需要惊世骇俗。”
  对于把她的名字与写上海联系起来，王安忆非常反感。“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两条线并重的，一条是‘寻根’文学，一条是关于上海弄堂里的故事。80年代的时候，上海不是话题，于是大家只看到我‘寻根’的那部分作品；现在上海成为话题，弄堂被关注了，于是大家只注意我写的上海弄堂，把另一部分又忽略了。”其实这也为写于1994；1995年的《长恨歌》为什么红在2000年后标明了注脚。
  王安忆认为她的一些小说把上海弄堂作为背景，只是因为自己就是弄堂里长大的，从个人经验来说，这是她最了解的阶层。而且几年前搬进公寓房以后，就发现生活的审美性差了好多，还是弄堂故事最有意思。但是，“我没有必要对上海发言，描绘上海精神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小说。”
  谈起其他一些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家，如陈丹燕、程乃珊、素素等，王安忆说，“真正持之以恒一直描写上海故事的作家是程乃珊，相对来说她写的上海故事也最扎实。而我的个人特色体现在文学上，不在对某个地方的描绘上。上海只是我写作某类故事的背景和舞台。”
  或许已经被媒体频频让她谈“上海”的要求所激怒，王安忆抱怨“言论不自由”，自己的话经常被左右和歪曲。“现在是媒体、市场的霸权，我觉得作家似乎又回到了代言的角色，只是这次不是政治的需要，而是市场的要求。”
  （钱亦蕉《新民周刊》2003年10月29日）
  刘恒：奢侈地期待知音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记者：您在日前召开的北京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全票当选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向您祝贺。您对这种结果感到意外吗？
  刘恒：有点儿意外。我不敢奢望获得这么大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人拉选票，我又是一个淡于交往的人，一下子得了这个结果，让我觉出了选票后面大家的从容和善意。我将用同样的善意和从容来回报他们。
  记者：本届北京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年龄跨度在48岁到6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3岁，是最年轻的一届主席团，您也是历届北京作协主席中上任时最年轻的一位。您对本届作协主席团的年轻化有何感想？
  刘恒：年轻化是相对的，实际上大家都称不上年轻了。我明年就50岁了。这是知天命之年，还能说年轻么？我的意思是说，本届主席团难以拿年轻来自居，想做什么事必须赶紧做。人生易老，岁月从来是不等人的。
  记者：目前北京作协的会员已达到1010人，其中45岁以下年轻后起之秀占到170余人。史铁生、刘庆邦、毕淑敏、张洁、陈祖芬、张承志、宁肯、曹文轩、凌力等都属其魔下。新一届主席团将在改革作家体制，实行签约作家制方面进行哪些有益的尝试？
  刘恒：作家协会将延续已有的改革措施。新的举措将在文联党组的安排下逐步实行。不论是签约作家队伍还是驻会作家队伍都要适时扩大。北京要建成名副其实的强大的文化中心，需要一大批实力强健的作家来支持。希望志同道合的人能走到一起。
  记者：根据凌力同名小说改编，由您编剧和担任总导演的40集电视连续剧《少年天子》已经开播，在改编中您遇到过什么技术上的困难吗？有观众说剧中有些台词听起来比较文，比较诗化，您为何采用这种风格？
  刘恒：我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评论我的台词。对电视剧来说，比较文，比较诗化，实际上等于是说它比较脱离观众。这个评价应该献给凌力的小说，而且我认为这恰恰是这部小说的长处，改编的困难也正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或别的观众有时间也有兴趣，可以将小说和电视剧对比着看一看。只有这样你才能领略这两种艺术方式的不同。凌力女士对我的改编很满意，她爱人是导演，对此剧的拍摄也很满意，这是最让我欣慰的地方。我希望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能向凌力女士表示他们的敬意。
  记者：从《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西楚霸王》、《漂亮妈妈》等作品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再到现在的《少年天子》，您在小说和剧本创作上都得到成功，能否比较一下小说和影视编剧这两种创作上的异同？影视剧本的写作对您写小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恒：相对于拍摄而言，剧本的文字是草图。剧本虽然也有文本上的意义，但是不像小说文本那样具有惟一性和珍贵性。小说是雕塑，是纪念碑，不怕风削雨蚀。剧本是水，一拍摄就流走了，是树叶，一拍完搬上屏幕，文字就随之凋零了。但是，如果我自认为别人也认为我是优秀的剧作家，那么我也不妨利用这个优势，把我的剧作做成有意义的文本。不管结果怎么样，敝帚自珍还是可以做到的。其实，对真正的作家来说，任何写作都是正常的写作。一篇讲话，一封信，一张便条，都是有意义的。当然，最主要的赛场还在小说这里，这是最能炫耀肌肉和灵感的地方。我是老拳击手了，在没有被人打躺下之前，还想抓机会出出风头呢。等着瞧吧。
  记者：据说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生活上的原型，是这样吗？您在《白涡》等作品中展现出的对感官细节那种敏锐的捕捉能力，在《黑的雪》、《虚证》中准确把握人物心理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
  刘恒：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提的捕捉能力和把握能力等等，其实反映的都是一个能力，想像的能力。好的小说家给人直接看到的是文字表达能力，背后真正支撑着他的是想像力。作家和导演都不能缺了这个。我们经常看到整脚的导演出丑。其实出丑的作家更多，只不过不像导演那样容易被人看到罢了。
  记者：最近在读些什么书？在阅读上有什么偏好？
  刘恒：在读电影和话剧方面的书，从老舍到法斯宾德，很杂。我喜欢读史料。读的时候有把玩文物的感觉，很舒服。这就是衰老的证明了。
  记者：您是一位处世低调的人，在随笔集《乱弹集》中您曾自谦，自己所写的短文数量不多是因为“这无能与性格有关。短文是匕首，便于攻击。我偏偏过于内向，不敢出手，不是怜悯人家，而是怕他回过头来打我。万一打不过，岂不羞杀我也？”您的性格与创作风格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关系？
  刘恒：我处事很愚钝，言行经常与所处的环境不符。后来我发现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毛病，我就放心了。我是敏感的人。我所认识的知名作家几乎全是敏感的人，很多导演和演员也是，这让我更放心了。我不具备攻击性，但是被逼急了很可能会一鸣惊人。我不善言谈，平时话不多，给人的印象嘴挺笨的。可是遇上大场面，在大庭广众之下也能口若悬河，让认识我的人都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当我旁若无人的时候，我一定是进人创作状态了。不论在写字台前还是在主席台前，这应该是我最理想的状态了。这是性格与创作、性格与人生的结合。我只能无奈而平静地看待这种关系，随他去吧。
  记者：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刘恒：没什么可说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了。
  记者：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对北京作家协会和您自己的创作有什么期待？
  刘恒：我想把话说得小一点儿。一般来说，作家的难题都属于个人的难题，理应由个人来解决。你写不出东西来了，谁能帮你？一旦某个作家向作家协会求助了，那么他必定是有了不得不求助的理由。在这种时刻，我希望这个人能从作家协会这里体味到人生的温暖和友人的善意。至于我自己的创作，最最切近的期待，是希望正在播出的《少年天子》能够得到大家的共鸣。看《中华读书报》的人大体上是文人，而文人是不大看电视剧的。这次我盼着大家能给我一个例外，捧捧场，我真希望我的表达能得到回应，赐予我更多的知音。这个期待太奢侈了，大家还是各忙各的吧。
  （咸江南《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
  马原：“我随和了许多”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马原的客厅有着很强的“气场”，古朴的桌椅，青花瓷瓶上硕大的牛头骨，放满旧书和影碟的书架，面上贴着书法作品的空调。他坐在沙发上，那双曾被韩东精心描写过的眼睛依旧“泪光闪烁”，他说，“我变了很多，特别是性格，随和了许多。”
  教授马原的幸福生活
  曾经有人说，马原身上有很多奇迹，其一便是：口才不好，讲起小说却能滔滔不绝，且感染力极强。教授马原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进人校园，马原一门心思当起了老师，他每周大约上四五节课，主要是“阅读课”，把讲稿整理一下就是论文。但马原对现有的教学体制有些看法，他的课大多是一人“唱独角戏”，学生提问很少，他说下个学期想带研究生。考试的方式主要是考察，除了进行文章评估外，平常的考勤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马原说只要来听课就有收获，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说到当教授后的转变，他说自己现在看书比以前更有计划，而且带有选择性。在依据个人兴趣和教学需要的基础上读书，目的更加清晰了。他读书首先是古典味浓，基本上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认为大师要经过时间的证明和沉淀才能称其为大师。“我老师对我说千万不要看活人的作品。”马原笑说：“其实我骨子里面也是倾向于古典的东西。”
  其次国外作家作品占绝对优势，他说：“用严格的眼光来看现在的小说，总体不太成熟。中国小说是从明清的话本转化而来，在发展时间上就比西方落后很多，成就并不高。”作为讲稿，马原表示《阅读大师》会不断吸收新的作品，不会一本讲义讲到底。
  “故人往事”的小说家马原
  在一次和网友的交流中，马原表示，小说家马原已是故人往事，即使以后写小说，那也是“马老师的一份副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原还是透露说，他可能会重操旧业，写一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