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农业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及阻碍变革的病疾根源所在，其内涵的厚重价值不可低估。
  《革命百里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实验。史志型的平稳架构，为文本的叙述方式和谋篇的逻辑关系，奠定了从容不迫的风格基调。对素材的梳理和安排，着力均衡、脉络清晰，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流畅和平滑。尤其在语言风格上，力避陈旧的报章式语言和所谓主流话语，绝少指点江山、大包大揽的骄躁情绪，犹如一凝神智者娓娓说古，平实中跳荡哲思的火花，静气下不乏冷峻的讥消，看似随意自如，实则严谨有序，于沉稳中显出大家风范，营造了生动鲜活的阅读畅快。《革命百里洲》的创作实践对报告文学的文体革新具有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百里洲》的文本价值不容忽视。虽然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合理性在理论界仍留有疑存，但并不妨碍作家们不断在这个领域里的创作追求。如果说《革命百里洲》是作者重写了一段局部地域的局部历史，那么丁三的《蓝衣社碎片》则是对一段历史存在的翻查和清洗。这部长篇历史报告试图努力揭去一些蒙在历史真实上的封条，拂去厚厚的积尘，将清晰的历史面目展示出来，让那些已久去的模糊身影，再鲜活地回到我们面前。作者的孜孜追求和艰辛付出，在作品中显而易见，所提供的文本也是一部好看且有新鲜感的成功之作。或许是作者对文学意义的刻意追求，叙写中的激越情绪，使作品基调缺失了应有的稳重，这在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常常能见到的偏差。
  “报告”与“文学”的争论
  谈到报告文学“报告”与“文学”的关系，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不能不提到。不仅是因为它在2003年是一部重要作品，更因为是它的发表引发了一场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的合理性”及“报告文学是否已走到尽头”的不大不小的论争。
  讨论的起因，是《当代》杂志在推出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时的一段编者语：“最初，是想把真的写得更真，运用了假的手法，才有了报告（纪实）文学。遇到麻烦，又把真的说成假的，天长日久，就真成假的了。然而，在读者当它是假的同时，站在侵权官司的被告席上，法官总当它是真的。于是，歌功颂德的赞美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就成为报告（纪实）文学的必归之路。”这段话本是针对邓贤作品的缺陷——“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所引申的议论，但已隐然在预示报告文学的前景暗淡。
  不多日，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先生，就《当代》5期上的编者议论和《中国知青终结》发表短文，把《当代》编者的暗示变成率真的宣示：　“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且枯竭。”他对这则“宣示”的解释是：“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与小说、诗不同，报告文学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结果：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文学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我们的一样。”因此，他针对《中国知青终结》的问题，指出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　“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像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李敬泽先生的论断，对报告文学界不啻是一颗爆响的炸弹。因其言重，回应也激。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学理论家李炳银先牛在一篇《2003年报告文学导读》的文章中提起：“最近，有人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发表了很不符合实际的看法，认为报告文学创作一片荒芜，毫无生机，甚至连报告文学文体是否合理都给予怀疑。从他的言语间，我敢断言，他是真的不了解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状况的，对报告文学未做研究，又有一种主观的排斥。没有读过几（部）篇作品。不读作品却可以随便发言，斗志昂扬地指点江山，这在如今的文学评论界已经不是个少见的现象。真不知道这样的论者底气何以这么足。但愿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阅读感受，不被不负责任的发言搞坏了印象。”
  对报告文学，李炳银先生始终怀有一腔深情，他认为：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生的年轻的文体。在我看来，她正是一种极具潜质和生气勃勃的文体。”他不能容忍“在没有深人研究的情况下非常主观的简单推导”，“轻易地将扎根于真实生活土壤上的报告文学排除到了文学的大门之外”。
  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王晖、南平的文章《报告文学：一篇虚构的‘讣闻’》，也对《当代》编者和李敬泽先生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恐龙已死”的断言提出了商榷。他们承认“李敬泽先生在《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发表的《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一文，以及之前《当代》杂志2003年5期《中国知青终结》‘编者按’对报告文学现状的尖锐批评无疑是一个警钟。”“然而，如果把作品的警钟当作文体的丧钟来敲，就过了，就是在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发布一篇虚构的‘讣闻’。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敬泽文和《当代》‘编者按’报告文学‘恐龙已死’的断言，以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结论，也代表了学界和媒体对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文体的一种误读、误解和误判的声音和倾向。”他们指出：　“李敬泽先生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文体的颠覆”，其主要理由—　“叙事理论的不成立”的“前提错了”。他们认为：“李敬泽先生将‘报告’等同于‘真实’，将‘文学’简单等同于‘虚构’。这便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我们赞赏李敬泽先生把‘求真务实’视做报告文学的生命线，但不能沟通将报告文学中的‘文学’与‘虚构’如上等号。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这一文体规范，即兼容文学性语言、结构或表现手法，而并不包揽虚构与夸张的元素。倘若‘文学’一定要等于‘虚构’的话，作为文体，非但报告文学不能成立、纪实文学不能成立，传记文学或者说有着悠久历史的‘史传文学’亦不能成立，因为它们都是‘真实（史传）’＋　‘虚构（文学）’。”因此，李敬泽先生“将作品的批评引申至文体的整体批判是有欠公允的”。
  这场争论的范围虽不大，但其力度却很强。它直接讨论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生死存亡”的终极问题。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发展，极具警示和思考意义。
  报告文学作家所要迎接的挑战不仅仅是理论界的批评，一些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写作，电视专题作品，以渐趋接近文学表现的形态不断逼近。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敏感反映，表达方式的简练活泼，已日益为受众喜爱。2003年3月S日，《南方周末》20余版的专题（朱榕基），不输本年度任何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当日该报举国疯抢，可为一证。应当说，新闻记者写作的“文学”化趋势，是对渐弱的中短篇报告文学创作的强力拉动，对报告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一大幸事。
  名人传记的超越
  2003年称得上传记文学出版的大年，演艺明星、中外文化名人仍是其中的主角，进人该年度传记文学畅销书排行榜前巧名的作品中，有扬绛的《我们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冯小纲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香港凤凰电视台主持人陈鲁豫的《陈鲁豫，心相约》（长江文艺出版社）、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亲历历史一一希拉里回忆录》（译林出版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华文出版社）、《只有一个贝克汉姆》（译林出版社）、《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中国城市出版社）、《中国名人快读》（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个人的振兴—　直面普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商业利益的策动下，出版商家竞相推出此类作品，文化明星撰写自传，成为时下的一种风尚。
  一项重要的历史巧合，给2003年的传记文学生产带来强劲动力。革命伟人、前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110周年诞辰，与国民党前总统蒋介石的遗婿、103岁高龄的宋美龄的去世，两者叠影，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祖国统一大业未竟的历史背景下，愈发显出特殊的意义。如此难得的机遇，出版商家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于是，有关毛泽东、毛氏家族和宋庆龄、蒋宋家族的传记出版物，在这一年汹涌而至，令人眼花缭乱，前者有《走近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青年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毛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贺氏三姐妹》（东方出版社）、《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与统帅》、《毛泽东和他的魔下将领》、《毛泽东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均为长征出版社）、《毛泽东瞩目的中国政要》、《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等等，总计四五十种。后者有《宋美龄画传》（作家出版社）、（宋氏三姐妹》、《宋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宋美龄大传》（团结出版社）、《百年宋美龄》（江西人民出版社）、《美丽与哀愁》（团结出版社）、（宋霭龄全传》（中国社会出版社）、《宋美龄大全》（华文出版社）、《宋美龄自述》、《孙中山与宋庆龄》（团结出版社）、《蒋介石与美国》等等，其势头方兴未艾；与此相关联的传记出版物也纷纷跟进，其中有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我所了解的蒋家王朝内幕”、“民国高层内幕大揭露丛书”等等。应当说，这一类出版物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就开始流行，到2003年可以说达到空前的盛况。
  将这两类作品交互阅读，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那种曾经被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已被消解，具体说，就是阶级意识、党派意识逐渐淡化，民族意识、人性意识逐渐回归，传记人物不再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作简单的分类，历史伟人毛泽东及其伙伴们不再是一味地“高大全”，人情化、人性化的描写大大增加，甚至达到刻意点缀的地步，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也不再是“妖魔式”的人物，回归于正常的“人”。这种写作观念上的变化，无疑是理性成熟的表现。
  黎洁华的《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作为一个经历和思想极为复杂的国民党右翼核心人物，戴季陶一直被定性为思想险恶的反动分子，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而在台湾，他却是一个被肯定的历史人物。《戴季陶传》的作者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戴季陶置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对他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深人的分析与评价，真实地展现了戴季陶思想的多变性、多面性和个性的复杂性，使人们看到：戴季陶的双重文化人格，他的进步与反动，他的变态心理，乃至他的悲剧性下场，无不系于那个动荡剧变的时代，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类中国文化人的面影及其悲剧性的命运。与《戴季陶传》形成呼应的，是《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不同以往的传记写作路子，作者采取烘云托月的办法，将胡适置于各种重要的人际关系中，颇有立体感地彰显了他的人生历程和人格精神，发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比如关于胡适与毛泽东的交往，胡适与茅盾的交往的讲述，让人耳目一新，作者沈卫威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我特别看重传主的书信、日记，而对其回忆录或自传所出示的历史材料，则有百分之五十的取舍保留。原因很简单，回忆录和自传中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虚假东西（或者说文学成分）太多，传主对事对人已经取舍、文饰。”“我写传记，在看重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