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何等之多！司马光用曹操不敢篡位之类的例证，归功于教化的成功。如果教化的功能仅表现在政治号召，而对人民的水深火热，无动于衷。那么，我们认为，美好的教育文化和美好的风俗习惯，应该改换新的内涵。
  事后圣人
  二二○年，魏王曹丕抵达谯县（安徽省亳州市？曹丕故乡），在东郊盛大赏赐六军，并宴请父老，设置杂耍、乐队，以及各种节目助兴，官员和人民都来向曹丕祝贺，从早到晚，联欢而散。孙盛曰：「子女为父母守三年之丧，上自天子，下到平民，一律遵从，即令是三代（夏商周）王朝的末期，战国时代七雄（韩、赵、燕、魏、齐、楚、秦）的乱世，也没有人敢在父母刚死了之后十天半月，「反哭」（送葬后回祭庙再作最后一次哀哭）之日的当天，就脱掉丧服、丢掉丧杖！
  到了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变更古代制度，人道和纲纪，全部败坏；道德本来已比当年低落，风俗本来已比古代颓废，曹丕既然继承两汉王朝制度，接受两汉王朝礼仪，处于沉重的哀痛之中，却设宴享乐。身为继承大业的第一代，即行坠毁王化的基础。等到接受东汉王朝皇帝的禅让，更公开收纳东汉王朝皇帝的两个女儿。所以我们就知道王朝不会太久，政权一定短促。」
  孙盛的评论，跟辛宪英女士（参考二一七年）的评论一样，都是事后圣人。
  曹丕既继承两汉王朝制度，刘恒制订而又被后人遵守的制度，难道不是两汉王朝制度，而是唐王朝制度？从曹丕不守三年之丧，便可看出王朝不久，政权短促；那么，从刘恒不守三年之丧，又看出什么？
  我们不赞成曹丕在老爹死后，不过半年，便大肆荒唐；但也不赞成任何扭曲的对历史事件的评论。
  王朝号国号
  二二○年十月，篡夺大事开始。东汉帝（十四任献帝）刘协，向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祭庙焚香禀告，命代理最高监察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把皇帝御玺、诏书，送给曹丕，要求禅让。曹丕上书三次，谦恭的不肯接受，但刘协坚持。于是在繁阳（河南省临颍县西北？曹丕登极后改名繁昌）兴筑高台。
  曹丕登上高台，接受皇帝御玺，正式称帝（曹魏帝国一任文帝）。在郊外祭祀天地、名山、大川；改年号（之前是东汉王朝延康元年，之后是曹魏帝国黄初元年），大赦。
  东汉王朝自一任帝刘秀于二五年建立，于本年（二二○）无声无息灭亡，历时一九六年。事实上，自一八九年董卓罢黜十三任帝刘辩，扶立十四任帝刘协，东汉王朝便不存在，幸而曹操崛起，于一九六年把刘协接到许县（河南省许昌市东），使东汉王朝勉强延长二十五年寿命，刘协也享受二十五年的温饱荣耀。没有曹操，刘协可能饿死洛阳，即令落到任何一个割据军阀，诸如袁绍、孙权、刘表、刘备之手，命运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刘协应该是中国亡国之君中最幸运的一位。
  资治通监是一部编年史，然而，在正文中，我们只看到刘协把皇帝宝座让给曹丕，却看不到东汉王朝灭亡、曹魏帝国代之而兴的记载。仅从文字上检查，曹丕既然坐上东汉皇帝的宝座，当然仍是东汉的皇帝，并没有一个字提及改朝换代。
  曹丕以魏王的身份夺取东汉王朝的政权，传统史书只称之为「魏」，单音单字是中国文字最大的缺点，不能精确的表达事物。一个王朝亡，一个王朝兴，应该是「魏王朝」才对，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允许有两个以上的王朝，却能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政权。所以，我们对控制全国的政权，称为「王朝」，对分裂情形下的独立政权，依它首领名号，分别称「帝国」「王国」。历代当权人士，或由于脑筋僵化，或由于政治利益，往往在一个名称上打滚。五千年来，称「魏」的政权，就有四个，难以辨识，万般无奈中，史学家只好在上面加一个字，作为区别，好像「王二麻子的剪刀」，有「真王二麻子」，有「正王二麻子」，有「东王二麻子」，有「西王二麻子」，有「真正王二麻子」。对于「魏」，我们只好分别称「魏」（前三六九年），「曹魏」（就是曹丕先生本年建立的国度），「冉魏」
  （三五○年），以及「北魏」（三八六年。中国历史上称「汉」的有八个，称「燕」的有七个，称「凉」的有五个，称「夏」「周」「宋」的各有四个，也只好分别在它们头上加点花草，跟保持一人一名一样，保持一个独立政权一个名号，免得鱼目混珠，把我们读史的人累死）。
  年号问题
  二二一年，汉中王刘备（时在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在武担山（成都西北）
  之南即皇帝位（一任昭烈帝），大赦，改年号章武，任命诸葛亮当丞相、许靖当宰相。（刘备建立的政权，仍称汉王朝，因首都设在蜀郡「四川省成都市」之故，史学家称之为「蜀汉」，以区别「西汉」「东汉」。中国于本年进入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跟蜀汉帝国对抗；孙权在理论上仍是曹魏帝国的藩属）。
  司马光曰：「我，司马光，所着述的资治通监，只打算说明国家的兴衰，记载人民的悲欢，使读者自己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作为勉励或警。并不打算建立像春秋那种褒贬的法则，用它来消除混乱，使社会秩序纳于正轨。所以，「正」「闰」之间的关系，我不敢多谈，只是根据事实，平铺直叙。问题是，当天下分裂的时候，不可以没有「年」「月」「日」「时」来记载事情发生的先后。东汉王朝把政权传给曹魏帝国，曹魏接受；曹魏帝国把政权传给晋王朝，晋接受；晋王朝再把政权传给南宋帝国、传给陈帝国、传给隋王朝、传给唐王朝、传给后梁帝国、传给后周帝国，然后由我们宋王朝继承。
  所以，不得不用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记载其他各国的史实，并不是尊崇谁和鄙视谁，更跟所谓的「正」
  （正统）「闰」（闰位）无关。」
  司马光是一位极端的保守份子，十一世纪时，领导旧党，跟主张改革的王安石领导的新党对抗，对宋王朝和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可是，在「正统」
  问题上，他却有重要的突破。梁启超认为司马光把「正统」给曹魏，是为了宋王朝的利益，我认为他的判断正确，但也可能有另一个原因，迫使他不得不作这样的决定，那就是，如果把「正统」给蜀汉帝国的话，「二六四年」便成了大空位（二六三年蜀汉亡于曹魏，而曹魏在二六五年才亡于晋）。换句话说，如果不用司马光的办法，就在二六四年，中国史书上便标不出该年是哪一年？这是一项实质上的困难。
  「正统」「僭伪」「年号」「正朔」之类的争执，司马光和梁启超所作的驳斥，我们全都同意。而且了解，司马光所作的这项突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冒有很大风险。所以他才不得不作长篇大论，耐心解释。因为他可能被罩上忠「贼」不忠「汉」的铁帽，脑浆崩裂。梁启超迟生了八百年，当然拥有更多的资料和更积极的见解。不过，每个人都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太远，所以在司马光版的资治通监上，仍不得不差异处理，像「正统」君王称「帝」，「僭伪」君王称「主」。
  而梁启超也只能走到孔丘纪年，不能再进一步，所以他认为用耶稣纪年，其荒谬不容置疑。
  我们最大的幸运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超过前人（同样道理，后人也会站在我们肩膀上，超过我们），能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好的工具，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直接的使用耶稣纪年。孔丘纪年跟韩国的檀纪、泰国的佛历、阿拉伯国家群的回历一样，固然有梁启超所赞扬的特色，但它仍孤立于世界之外，当全世界十分之九的国家都使用耶稣纪年（比梁启超时的二分之一，已大量增多），单独另创一个系统，似乎多此一举。结果仍然得列一个年份对照表，何必再找一个新的绊脚石？纪年只是计时的工具，工具越方便越锐利越好，不应管它是什么人制造。若干对耶稣深恶痛绝的国家，照样使用耶稣纪年，并不伤害国家的尊严。
  中国人史纲首创此例，柏杨版资治通监跃马继进。并不是我们聪明睿智，而是司马光、梁启超给我们的启示，至为深刻；古史书带给我们的困扰，沉重而繁琐，必须解决，而我们庆幸已经解决，后人会失笑作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但只有突破桎梏的当事人──包括司马光在内，才知道桎梏的僵硬性和杀伤威力。
  刘晔的大谋略
  二二一年，孙权派人前往洛阳，正式归降曹魏帝国，向曹丕称臣，奏章恭敬卑微，并送于禁返国。文武官员一致道贺，只刘晔警告说：「孙权无缘无故，投降归附，内部一定有紧急情况。孙权前杀关羽，刘备一定出兵复仇。外有强大敌人，民心不安，又怕中国（曹魏）乘机动手，所以才献出土地，向我们归降，一则阻止中国（曹魏）的攻击，二则利用中国（曹魏）的声势，振奋国内人心，而使敌人惊疑。天下三分，中国（曹魏）拥有十分之八，蜀汉跟孙权，只不过各保一州（蜀汉帝国只据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孙权只据扬州「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受到山川阻隔，有急难时，互相救援，这是微弱小国有利的地方。
  想不到却自己互相攻伐，是上天决心灭亡他们，谁也阻挡不住。我们应出动大军，渡江进击。蜀汉攻击他的边境，我们攻击他的心脏，孙权之亡，不出十日。孙权亡，则蜀汉势力孤单，即令把孙权土地割一半给蜀汉，蜀汉也不能长久存在，何况蜀汉只得到他们的边境，我们却得到他们的心脏。」曹丕说：「别人投降称臣，我们却乘机翻脸，恐怕阻塞天下英雄归降之心。不如接受，而去袭击蜀汉的背后。」
  刘晔说：「蜀汉远而孙权近，蜀汉发现中国（曹魏）攻击它的背后，一定回军迎战，缠斗不止。现在，刘备正在盛怒，起兵攻击孙权，听说我们也出动大军，知道孙权一定覆亡，心里高兴，一定迅速挺进，跟我们争夺孙权土地，绝对不会克制自己的怒气，作一百八十度转变，反而援救孙权。」曹丕不理，遂接受孙权投降。
  孙权之存亡关键，间不容发，刘晔的谋略如果实施，中国历史将从二二一年开始重写。曹丕不是一个开创性的雄才，夺得帝位后，已经踌躇志满，不知道天下江山，每一寸都要血汗换取。如果曹操迟死三年，对这个天赐良机，定有闪电反应。假定有幸运之神的话，幸运之神正专心一意看顾孙权，使曹丕沉醉在恍情之境。试看他的理论根据：「别人投降称臣，我们却乘机翻脸，恐怕阻塞天下英雄归降之心。」这话在群雄并起时，是至理名言；而今，孙权之外，不过只剩下刘备，还有其他什么英雄？难道能鼓励出刘备归降之心？
  曹丕谋杀于禁
  被孙权送还洛阳的于禁，头发胡须，全都雪白，形容憔悴（他内心受到压力的沉重，全部显现），晋见曹魏帝（一任文帝）曹丕，流泪叩拜。曹丕安慰他，引用荀林父、孟明视例证（前五九七年，楚王国攻击郑国，晋国国务官「大夫」
  荀林父救郑，跟楚军在邻邑「河南省郑州市东古城村」会战，晋军大败。晋国国君姬孺「二十八任景公」仍用荀林父，灭赤狄部落「山西省长治市北一带」。前六二七年，秦国大将孟明视，向郑国发动奇袭，在山「河南省西境」被晋国伏兵生擒。获释后，秦国国君嬴任好「九任穆公」仍委以重任，遂称霸西戎），任命于禁当安远将军，教他前往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祭拜曹操墓园（高陵）。而曹丕却事先在曹操墓园房舍中，绘出「关羽战胜」「庞德发怒」「于禁降服」壁画。于禁看见，惭愧悔恨，发病逝世。秘专制独裁头目，大都残忍无情，自己怕死怕得要命，却偏偏喜欢慷他人生命之慨，要求别人为他而死。西汉七任帝刘彻，天天求仙找药，希望长生，可是对李陵战败被俘，却大发雷霆，不但诛杀李陵全家，连司马迁也处腐刑。曹丕比刘彻似乎稍好，于禁陷入敌手，含羞而归，曹丕也恰当的援引荀林父、孟明视例证，并不是不明事理，也不是不知道用人之道，可是却用绘画小动作，逼人于死，证明一项事实：说得明白并不就是真正明白，理智明白并不保证他一定有能力实践他的理智判断，观察一个人，绝对不要只听他说什么，还要了解他想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