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爱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　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　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