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如故意沉吟了一会，方始说道：“办法是有。先要问你，你是只想今天捡捡便宜呢，还是仍旧要我？”
  “仍旧要你。”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原样不动。”
  “怎么叫原样不动？”
  “别家的管总，你尽管去调动，老唐仍旧管公济，”月如又说：“老唐是帮你管典当的头脑，跟别家不同，他不动是说得过去的。”
  “那怎么说得过去？一有了例外，大家不服。”
  “那就大家不动。”月如又说：“我是不懂做生意，不过照我想，做生意全靠人头熟，忽然之间到了陌生地方，两只眼睛墨黑，等到你看清楚，生意已经让别家抢走了。”
  胡雪岩心里七上八下，盘算来盘算去，苦无兼顾的善策，最后叹口气说：“只好大家不动。”
  唐子韶的“美人计”，元宝街的下人很快地都知道了，不过胡老太太治家极严，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句俗语，奉为金科玉律，所以没有人敢到十二楼去说这个秘密。
  但近处未传，远处却传到了。古应春以抑郁的语气，将这件事告诉了七姑奶奶，而七姑奶奶不信。
  “小爷叔不是这种人。如果为了女人会把生意上商量好的事推翻不算，小爷叔哪里会有今天这种场面，老早败下来了。”
  “我懒得跟你争。好在他就要来接左大人，你不妨当面问问他。”
  “我当然要当面问他。”七姑奶奶继续为胡雪岩辩护，“二十三家典当管总仍然照旧，一走有他的道理。小爷叔的打算不会错的。”
  第二天，胡雪岩就到了，仍旧住在古家，应酬到半夜十一点多种才跟古应春一起回家。七姑奶奶照例预备了消夜在等他们。
  把杯闲谈之际，七姑奶奶闲闲问道：“小爷叔，你二十三家典当管总调动的计划，听说打消了，是为啥？”
  “嗐，七姐，请你不要问了。”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勃然变色，立即问说：“为啥不要问？”
  “七姐，有趣的事，大家谈谈，没趣的事谈起来，连带你也不高兴，何苦？”
  “这样说，是真的了。真的姓唐的做了圈套，请你胡大先生去钻。小爷叔，你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
  说到“糊涂”二字，嘴已经歪了，眼睛也斜了，脸红如火，古应春叫声：“不好！”赶紧上前去扶，七姑奶奶已在凳子上坐不住，一头栽在地上，幸好地上铺了极厚的波斯羊毛地毯，头没有摔破。
  “是中风！”胡雪岩跳起身来喊道：“来人！”
  于是一面叫进人来，扶起七姑奶奶，一面打发人去延医，胡雪岩关照去请在咸丰年间曾入宫“请脉”，号称太医的曹郎中，但古应春相信西医，且有一个熟识的医生，名叫艾礼脱，所以另外派人去请。
  时已夜半，叩门将医生从床上叫起来，自然得费些工夫。古应春倒还沉得住气，反是胡雪岩异样地焦急不安，望着躺在软榻上，闭着眼“呼噜、呼噜”只在喉间作痰响的七姑奶奶，搓着手蹀躞不停。他知道七姑奶奶是听到他做了没出息的事，气恼过度，致生此变。倘或不治，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会一辈子歉疚在心，日子还过得下去？
  好不容易将医生等到了，先来的是艾礼脱，一看七姑奶奶躺在那里，用英语跟古应春说中风的病人，不宜横卧。古应春随即叫两名仆妇，把七姑奶奶扶了起来，靠在安乐椅上、左右扶持。西医看病，没有“男女授受不亲”
  那一套，艾礼脱打开皮包，取出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关照古应春解开七姑奶奶的衣钮，拿听筒按在她胸前听心跳。诊断完了，撬开牙关，用温开水设法将他带来的药丸，让她吞了下去。然后告诉古应春，六小时以后，如能苏醒，性命可保，他天亮后再来复诊。正在谈着，曹郎中到了，艾礼脱脸色不大好看，抗议式地对古应春说，看西医就不能看中医。这一下，让古应春为难了，跟胡雪岩商量，应该怎么办。
  “你相信西医，自然是你作主。曹郎中，病情他照看，方子由他照开，不吃他的药就是了。”
  “不错，不错！这法子好。”古应春照他的话办。
  艾礼脱的本领不错，到了天亮，七姑奶奶居然张开眼睛了，但胡雪岩去倦得眼不开眼睛。
  “小爷叔，你赶紧去睡一觉，下午还要去接左大人。”古应春说，“尽管放心去睡，到时候我会叫你。”
  “能放心睡得着倒好了。”
  “小爷叔，死生有命，而且看样子也好转了，你不必担心。”
  话虽如此，胡雪岩如何放心得下？双眼虽涩重得睁不开，睡却睡不好，时时惊醒，不到中午就起身了。
  “艾礼脱又来看病，说大致不要紧了，不过风瘫恐怕不免。带病延年，活上十几年的也多的是。”古应春说道：“小爷叔办正事去吧，可惜我不能陪你，见了左大人，代我说一声。”
  “好，好！我会说。”
  左宗棠等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方始出京，奉准回籍扫墓，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湖南省城长沙，第一件事是去拜访郭嵩焘。
  郭嵩焘与左宗棠有一段重重纠结的恩怨。当咸丰八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时，一切独断独行，一天骆秉章在签押房里看书。忽然听见辕门放铳，看辰光不是每天正午的“午时炮”，便问是怎么回事？听差告诉他：“左师爷拜折。”连上奏折他都不知道，湖南巡抚等于左宗棠在做，因而得
  了个外号，叫做“左邵御史”。巡抚照例挂“右副都御史”衔，叫左宗棠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他比“右副部御史”巡抚的权还要重。
  其时有个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声名不佳，有一次去见左宗棠，谈到永州的防务情形，樊燮一问三不知，而且礼貌上不大周到，左宗棠大为光火，当时甩了他一个大嘴巴，而且立即办了个奏稿，痛劾樊燮“贪纵不法，声名恶劣”，其中有“目不识丁”的考语，也不告诉骆秉章就发出去了。樊燮是否“贪纵不法”，犹待查明，但“目不识丁”何能当总兵官？
  当下光革职，后查办。这“目不识丁”四字，在樊燮心里，比烙铁烫出来的还要深刻，“解甲归田”以后，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当下延聘名师教他的独子读书，书房里“天地君亲师”的木牌旁边，贴一张梅红笺，写的就是“目不识丁”四字。他告诉他的儿子说：“左宗棠不过是个举子，就这么样的神气，你将来不中进士，不是我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倒也很争气，后来不但中了迸士，而且点了翰林，早年就是名士，此人就是樊增祥。
  一方面教子，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熨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两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进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出奏，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做“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名器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走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夏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摺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个摺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
  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藩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对潘祖荫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走专差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失败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那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南以外，且四次上奉祈，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仲付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信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
  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至于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
  所以狠狠心不顾感情友谊，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
  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越滇缅边境接应英国武装“探路队”，为中国军民所杀，因而引起的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咸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析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杀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击杀情由，据实奏报，一味倭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郭嵩焘以为，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
  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治来关说。朱孙治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不过上谕下来，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此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分去钳制正使。
  这刘锡鸿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以为李鸿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