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斯看着大家拿出钱来支持抵抗运动，就在说笑间，居然积聚了相当的数量。我来到爸爸身边，伸出手，对他说：“真棒，爸爸。”他摸着我的头，对他的朋友们说：“这是我儿子。”他们递给我一只募捐箱，伴随着“美洲解放”乐队演唱的奇兰帕约的歌曲，我在人群中穿梭，对他们说：“同志，多捐点儿。”有个人正站在人群中，你们猜我在“国际团结”的人群中会看到谁？
  不，这次你们猜错了。不是米切尔。那个人只不过，尊敬的读者，是我班上的同学埃迪特·克拉默而已，她身穿蓝色的牛仔衣，头上的发卷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两只手插在海蓝色的上衣兜里。
  我捧着募捐箱，呆站在那里，我想用另一只手挡住它，因为我从来不为智利向我的同学乞讨，特别是埃迪特·克拉默（“小鬈毛”，她的朋友都这样称呼她），这个女孩总是在9月和秋天写下悲伤的诗篇，又在4月的春天写下欢乐的文字。
  我很想把手插进她的头发，先一个一个地摩挲她的发卷，然后再一起摸。但是，课间的时候，学校的女生们总是躲在校园的角落里，像小老鼠那样地笑着。很多女生的脸上长着星星一般的粉刺，恨不得每天花上十个小时的时间在脸上涂抹各种神奇的化妆品。
  她们甚至公然在课堂上涂脂抹粉，一想起这点我就全身发抖。对我们这些同年级的男生，她们冷漠得近乎残酷。她们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只有那些高年级的男生才配得上她们，她们向那些男生抛媚眼，简直丑恶极了。当你走到她们身边，想和她们说句话的时候，说不上两句，她们便哈欠连天，连瞅都不瞅你一眼，因为她们是准备奉献给那些白马王子的。想和她们交朋友就好像刚开始下国际象棋就把皇后输了一样难。
  总之，我们男孩子更喜欢在操场上踢足球，或者玩彩票。彩票让我们着迷，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这样，我在这里见到“小鬈毛”，目瞪口呆，好像别人用贞节带堵住了我的嘴一样。
  “你好，”她说。
  “你好，”我说。
  就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对话。
  “你好吗？”
  “很好。你呢？”
  “很好。”
  “很好。”
  我们对视了千分之一秒，然后垂下视线，看着鞋，然后，我们环顾四周。
  “人真多，是吗？”她说。
  “的确很多。”
  她看了看募捐箱。
  “在捐款吗？”
  我也看了看自己手上的东西，脸上现出漠然的表情。
  “是的。”我说，“捐了一点儿。”
  她用手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发卷，难过地笑了。然后，她拽了拽站在旁边的一位先生的袖子，这位先生长着和她一样的鬈发，她用手指着我。
  “这是卢乔，”她说，“我学校的智利同学。”
  那男人伸出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很高兴认识你，同学。”他说。
  “我的爸爸。”埃迪特说，接着，她用手指着募捐箱，“卢乔在捐款。”
  克拉默先生把手伸进上衣兜里，掏出了一枚五马克的硬币。他把硬币投入箱子的缝隙里，走到他女儿前面，拍着我的肩膀，严肃地看着我。
  “在柏林过得好吗？”
  “很好，先生。”
  “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很好。”
  此时，活动即将结束，在观众的要求下，“美洲解放”乐队演唱了歌曲《我们必胜》。克拉默先生松开了我的肩膀，唱着副歌，不过他只会唱“我们必胜”这一段，然后，他便看着我，让我来唱剩下的部分，但是没有用，我不得不耸耸肩，表示我不会，尽管看起来像个谎言，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学会过。我无法理解歌词，比如“我不知道什么是历史的熔炉，也不知道谁是那位勇敢的战士”。我感到很惭愧，决定以后去问爸爸这些是什么意思，弄得明明白白的，以便下次游行的时候能用上。
  稍后，克拉默先生问埃迪特为什么不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无法理解“我们必胜”的歌词，我也同样无法理解女人。这些我是听爸爸说的，我惊叫了一声，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像我已经成为了她的男朋友一样。不过，女士们，先生们，她吻了我的脸颊，尽管只不过是嘴唇轻轻掠过，但是我的脸却红得和我的这件毛衣一样了。
  “明天8点。”她对我说，然后挽着她爸爸的胳膊，朝我挥手告别，就像在火车站台上告别一样。
  那天晚上，很多人来到我的家里，把所有的钱摆在桌子上。乌尔、亚力桑德拉和豪尔赫把硬币分成一堆一堆的。募捐箱里还有很多纸币。乌尔斯让我把一马克的硬币十个十个地分成堆，而我的弟弟则负责把芬尼十个十个地放在一起。
  我时不时地斜眼看看达尼埃尔，因为这家伙经常买口香糖或者巧克力，完全有能力为抵抗运动捐一点钱。
  总之，那天所有的人都很高兴，他们从熟食店买来鸡肉，开始喝酒，那天晚上，没有人吵架，大家都在不停地笑，爸爸让妈妈从柜子里面拿出了为下个星期准备的葡萄酒，他们一直喝到凌晨3点，依然乐此不疲，他们说明年将在智利度过9月18日，这是我们的国庆日，那天，人们将在公园里聚会，畅饮奇恰酒，德国人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酒。我一直很困惑，既然德国是那么发达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很少那么多东西呢？
  夜越来越深了，我却越来越沮丧。我真想绑住这美丽的夜晚，让我的余生永远生活在夜里。我爸爸伴随着蒂托的吉他，演唱着歌曲。妈妈和亚力桑德拉有点喝醉了，她们在笑。乌尔斯趴在桌子上。我的弟弟躺在地板上，在一只猫的旁边，睡熟了。
  为什么一个人喜欢的东西不能永远地陪伴着他呢？我有时不相信上帝，因为我看到了在世上，人们需要费尽辛苦，才能换来幸福。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如果上帝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世界，但他却不赐予人们幸福，那么上帝便不应该像宗教所宣扬的那样万能。最近，我总是思考这类问题，我喜欢与荷马讨论。他会运用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向我解释在我脑袋里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不去拯救那些被智利军人杀害的同志。有一次，我甚至想给智利的大主教写封信，质问这一切，听说主教是个不错的人。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透露给父亲时，他却说我是个傻瓜。由此可见，父亲并不喜欢哲学。
  凌晨3点钟，他们发觉我还在听着蒂托的吉他，凝神思索着什么，妈妈看了看表，让我赶紧去睡觉。
  “随他去吧，”我爸爸说，“反正这回他可以不去上学。”
  他让我坐在他的身边，继续与朋友们交谈，一边品尝着西班牙的红葡萄酒，一边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头。有的时候，我的父亲也会温柔地对待我。
  他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而我却想着即将到来的明天。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去克拉默先生家，这可是我第一次去拜访德国家庭。我发现德国人很喜欢互送鲜花。但是，只要想想自己手捧一束鲜花去乘坐地铁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了。我不知道“小鬈毛”是不是个浪漫的人，但是我现在只是单纯地想想脸就很红了，那么，我站在克拉默先生家门口的时候，该会是什么脸色呢？
  我想着这些问题，把我那个和蔼可亲的朋友米切尔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电话响了，是找乌尔斯的，我仿佛如梦初醒，一下子想了起来。
  我躺在床上，想像着也许不去上学，就能把我从噩梦拯救出来，我用腿夹住手，回味阒埃迪特印在我脸颊上的吻的芬芳，希望能入睡。我暗自问自己如果这吻是印在我的嘴唇上，那么该是什么感觉呢？那一夜，我仿佛成为了罗密欧。当然了，罗密欧在临死之前，至少和朱丽叶共度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我睡着了，因为纷繁的思绪让我疲倦。另外，在歌声中，我还喝了一些酒。
  第二天11点，我醒了，周围一片寂静。大家都在安静地睡觉，只有达尼在打着呼噜。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在夜里起床，替他翻身，让他暂时不打呼噜，这样，我才能睡着。到了爸爸妈妈挣更多钱的时候，我希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会买一台唱机，在墙上贴很多的海报。我还要买有美女照片的杂志，把它们锁起来，免得被我弟弟看到，和我一样变坏。
  我站在地在板上，脑子开始恢复了运转。我啃了半个多小时的手指甲，脑门比茶壶还要烫。我做了一个现代历史上费时最长的三明治。我抹上黄油，拿着刀子，呆坐了十分钟。我没有吃，走进洗漱间，为我和埃迪特·克拉默小姐的第一次约会梳妆打扮。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我的头上有一小撮头发垂下来，看上去非常滑稽，那些绅士们的头发可不是这样。苏菲娅曾说过我的笑容很亲切，有时，她希望我笑，结果我正好在笑。不过我也发现女孩子喜欢那种表情严肃的人。另外，如果一个人成天笑个不停，别人会认为他是个傻瓜。
  我开始洗头。我一向认为惟一可以保护我的东西就是我那傻乎乎的头发。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在我妈妈的那只贪婪的剪刀下幸存下来的。对于我妈妈来说，最理想的男士发型就是士兵的平头。我洗了一个小时，然后又花了一个小时晾干头发。午饭的时候，我妈妈切了很多火腿，放在汤里，然后告诉我，她下午会去商店为我买一根皮带。
  一切如常，没有故事发生。已经3点了，3点过后是4点，5点马上就到了，尽管我希望时间停止，但是它却飞快地溜过。从午饭时开始，我就一直在想着一个牛仔们的常用词儿“指定的时刻”。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念叨着“指定的时刻”。我试图想一些睿智的事情，来忘记这个词，但是我失败了。
  4点半的时候，我来到爸爸的书房，想把这一切告诉他。我在他背后看着他，他正聚精会神地做着愚蠢的德语课后问题，比如：　Herr　Weber　kauft　die　Fahrkarte　und　bestellt　eine　Platzkarte＇德语：韦伯先生买了一张车票，并且订了一个座位。＇。爸爸先问自己：“Wer　hat　eine　Fahrkarte　gekauft？＇德语：谁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又自己回答：“Herr　Weber　hat　eine　Fahrkarte　gekauft＇德语：韦伯先生买了一张车票。＇”。我爸爸以为想念好德语，就得像嘴里含着一只烟斗一样发音。单词如同石子一样从他的嘴里蹦出来。
  我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放在左脚的鞋里。我总是很担心别人会偷走我在阿尔布莱希特挣的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带着钱去见“小鬈毛”。
  5点差5分的时候，我茫然地走下楼梯，坐在阴沟旁的邮筒边。我放在兜里的惟一一件东西是一把梳子。我触摸到了它，忽然想起要是我带的是一把铮铮作响的刀可能会更好。天色阴沉，令人压抑，我那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许正在希腊海滩的礁石间嬉戏。我怎么会惹上这样一个麻烦？没有办法让时间停止，同样也不可能让时间倒流。但是我还是想像着如果那天晚上我不和苏菲娅一起画海报，那么现在会怎样呢？也许，如果我从来都不认识苏菲娅的话会更好。我紧闭着双眼，想像着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突然，传来了一阵让我恐惧的声音。一辆摩托车停在了我的身边，那个米切尔就坐在不断震动的车的上面。他穿的还是那件皮夹克，绿墨镜的带子垂在后颈上。他转了转摩托车的柄，机车吼着，几乎要像爆竹一样炸开了。
  “你就是那个智利人？”他冲我喊道。
  “是的，”我说，声音轻得连我自己也听不见。
  “什么？”
  “是的，”我喊道。
  他依然扭着手柄。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我在学校里学过的事情：当那些印第安人第一次见到骑马的征服者的时候，他们竟以为马和人是一体的怪物。
  “你来了？”他在机车的轰鸣中大喊着。这是一辆本田CB350，重达一百七十公斤。达尼有副纸牌，每张上都画有不同牌子的摩托车。它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尽管今天一点阳光都没有。“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我说。
  “你就是那个让我弟弟住进医院的家伙？”
  “这纯属偶然。”
  他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然后松开油门。街区里的一些孩子围在旁边，盯着我样。
  “你的意思是说你把脚抬起来，他就凑上去，把……放在你脚下？我真想就在这儿把你打死！”
  我站在那里，裤管在不断地抖动。我看了周围的人，我发现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