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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在柏林过得很艰难。不过我从来没有偷过一块口香糖，也没有尝试过大麻，但是，因为苏菲娅，我卷入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麻烦之中。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库米德斯一家，一天，我坦白地谈起了苏菲娅，向他们讲述了我和你们讲的那些话。我知道荷马已经和女孩有了交往，我告诉他我想迷途知返，但是找不到出路。我认为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伟大的哲学家，因为荷马总是一边躺在库米德斯先生的床上吞云吐雾，一边思考着哲学问题。他每时每刻都在深刻地思考，并且展示一种他称之为“逻辑”的希腊讲话方法。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苏格拉底会死。”他总是这样说三句话。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边举例：“所有的女人都需要爱情。苏菲娅是女人，那么苏菲娅需要爱情。”又说：“所有的男人需要爱情。你是男人，那么你需要爱情。”他越说越快，每次只要说点东西，便会问我：“对吗？”当然了，我找不出他任何的毛病。如果荷马关注一下为什么会对学习感到厌倦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是位乐观的哲学家。他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爱。你和苏菲娅是男人和女人。那么你和苏菲娅需要相爱。”荷马总是对的。我很相信他。我从来不和他争论。
  一天晚上，苏菲娅陪我去乌尔斯的家，因为那时候正是智利军事政变一周年，我们疯狂地画着宣传品，准备将在萨威格尼广场举行的游行。爸爸妈妈让我参加了绘画组，而他们忙着搞其他的活动，而老年妇女们正在做智利的工艺品，然后卖掉。到9月份的时候，已经攒了三万马克。我不是毕加索，但是在苏菲娅的帮助下，我一直画到了凌晨2点。
  这一切和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家中参加的支持阿连德的活动类似，当时连公共汽车都参加了游行。我们回家的时候，地铁都用铁链锁上了。我们边抽烟边嚼着奶糖，我搂着苏菲娅的腰，上帝好像不喜欢手指，所以才赐给我，而我用它们抚摸着她的腰身。苏菲娅和我差不多高，在夜晚的街道上，我们一起走着，看上去如此般配。
  其实，相对于我的年龄，我的身材算很高了，尽管我妈妈说我嘴里总是叼着烟头，肯定不会长高了。我们走到苏菲娅家附近的街区，这时，我拿出一根我以前说过的罗托·托托牌香烟。在演奏厅的门口，有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小流氓喝着啤酒，相互扭打着。最不擅飞翔的鸟儿是猛禽。柏林有很多人喜欢像小鸟一样唱歌，抽那么几口大麻，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圣女的白鸽或者迈克·塞约·阿里奥拉。他们差不多和我一般大，在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已经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了。
  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他们靠近我们，其中的两个开始唱“拉——拉——拉拉”，这是婚礼进行曲。有的时候，当我和小无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开开玩笑，但是我知道我最好若无其事地经过。而且，爸爸的苦心劝告还在我耳边回响，这样我搂紧苏菲娅，想走过去，表现得好像连猫叫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但是我们没法过去，因为那四个小无赖走近我们，往我嘴里灌了一罐啤酒，推了我一下，眼看就要抓住苏菲娅的手了。此外，有一个人认识苏菲娅，因为他说：“你好，苏菲娅。”
  他们一边喊着为了情侣而干杯，一边逼我们喝酒。他们还想往苏菲娅的嘴里灌酒。我和他们说不，谢谢了，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很累了。这是我在柏林想出的最糟糕的主意。因为首先让他们注意到了我的口音，其次，因为如果我在晚上这个时间感到疲惫，而且是在苏菲娅的陪伴之下，这就是说我想和她一起上床。这样，一个叫汉斯的家伙一边看着苏菲娅一边问我苏菲娅在床上怎么样。他走了过来，手插在大衣下的口袋里。
  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是柏林最容易头脑发热的人。我感到血在沸腾。因为我的血听到看到了这一切，诱惑我踢出中后卫的一脚。只不过不是在踢球，而是轻轻地踢了他两脚。汉斯倒在了地上，我简直要疯了。
  “我们走，”我对苏菲娅说，她拉着我的胳膊，而那著名的汉斯，我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的，躺在了地上，一只手向下，另一只手向上，一声不吭，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一样。另外三个人呆站着，好像前锋越位之后，后卫等待裁判判罚进球无效一样。他们站着，不过和地上躺着的那个一样安静。
  总之，那天晚上苏菲娅不让我回家，她认为他们就在楼下等我。甚至连灯都没开。我们摸索着走到窗边，稍微拉开一点窗帘，看着街道。他们四个在那里。那个被我踢的家伙还在躺着，其他三个想扶他起来，但是没有用。
  我感觉到身边苏菲娅沉重的呼吸，发觉自己流了很多汗。我们坐在一只吱吱作响的旧沙发上，几乎不敢呼吸，因为苏菲娅害怕吵醒她的妈妈。差不多有一小时，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煤炉里面的火光。后来，我握着她的手，我们的手指紧紧地扣在一起，有时会松开，然后又紧扣在一起。她开始啜泣，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总是这样：当别人哭泣的时候，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问她为什么哭泣。她说她很害怕。她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到。我再次探出头，街上已经没有人了。风很大，落叶随风飞舞。
  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厨房召开全体会议。他们隆重地迎接我，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特别是那天阳光灿烂，而且由于我们从来没有买窗帘，所有的一切都闪闪发亮，玻璃也好像冒出了火花。
  我弟弟像老鼠一样缩着身子，鼻子恨不得浸到牛奶里。“你去哪儿了？”老家伙冲着我喊。妈妈看着地板，手拉着起床穿的晨衣。我从来不撒谎，因为我缺乏灵感。我的爸爸当然也是如此。我知道他以为我做了可能患上梅毒的勾当。“你去哪儿了？他妈的。”我抬起头，以一种他希望看到的绝望的神情看着他。
  “画画，”我说。
  “画画？傻瓜。”
  “是的，爸爸。”
  “你画的是什么？”
  “11号的宣传画。”
  “一直画到早7点？”
  “是的，爸爸。”
  几乎是灵光一现，我看了看自己那双像调色板一样的手。溅到手上的颜料拯救了我。我举起手，就像电影中的青年面对土匪的瞄准一样。爸爸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我担心他会认为我是故意画上的。
  “很好，”他说，“下次通知我们一声。”
  他骄傲地看着我，每当他高兴的时候，脸上就会浮现这种表情，他挺着胸脯，好像一只雄鸽。当然了，我放下了胳膊，垂下了视线，这是因为我撒了谎，感到很羞愧。我觉得警察会突然之间闯进我家，把我抓走。我好像坐在电影院里，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一个男孩双腿夹着手，倒在人行道上。老家伙现在想打人了，他走向我的弟弟，轻轻敲打着他那杂草丛生的脑袋。
  “你想干什么？怎么还不去学校？”他喊道。
  我弟弟抓起桌子上的书包，一边嚼着面包，一边跑了出去。我也背上书包，走到洗漱池旁，沾湿了自己的额头和眼睛。
  “你不吃早饭了？”妈妈问。
  我心中充满了祖国的英雄主义，尤其是在被侮辱的时候，我用手指胡乱拢了拢头发，离开了家，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我不饿，”我说。
  9点半正是课间休息的时间，我在院子里面寻找阒阳光，准备小睡一会儿，但是老天都在和我作对，没过多久，开始下起了小雨。
  我走进教室，双臂交叠，躺在椅子上睡了一觉。懵懵懂懂中，我听到德语课的铃声响了。我想像着，我睡着了，全德国都知道我昨晚像马一样站了整整一晚，他们给我量体温，命令我回家休息，带给我爸爸一张条，而我自己要翻译给他听。
  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上过的最好的课，因为克尔伯格先生组织我们讨论一部我们年级上个星期在汉莎广场刚刚看过的布莱希特的作品。话剧和名字叫《特例和规则》，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证明了富人会收买法官，而法官一点也不公正。我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在智利，法官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判处穷人有罪，而富人就算杀人也可以逍遥法外。智利的法官没人看得起。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怎么样。
  课上到最后，老师让我们画幅画表现话剧的内容。我画了一个手提钱袋的正义女神，克尔伯格先生说我画得很好。我高兴地离开了学校。看到别人喜欢我做的东西，我总是很快乐。我是个很自恋的人。
  我的快乐没有维持多久。我来到唱片店，苏菲娅简直望眼欲穿，一见我就开始哭。她说汉斯进了医院。汉斯就是昨晚被我揍趴下的人，如果你们不记得的话。他的哥哥在到处找我。他想知道我的地址。一旦把我找到，他就会好好收拾我。
  我一言不发，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最新的音乐剧刚刚开播，但是我没有半点心思收听。苏菲娅告诉我最好离开这里。我试图拉她的手，但她退缩了。她招待别的客人的时候，我看了看唱片的目录。然后苏菲娅走近我，对我说我们一段时期内不要再见面了。我问她是不是再也不想见我了。她回答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甚至不能慢慢地抽根烟来度过这难堪的一刻。我觉得要是我慢慢地抽会儿烟，她就会拉住我的手，重新做我的女朋友了。但是现在，我没有烟，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踢足球。我越位了。
  好吧，我对她说，如你所愿吧。
  我离开了唱片店，耳朵发烫，双膝颤抖。在乌兰德大街，我来到了地铁站，我在月台上站了一个小时，看着去往维滕堡广场的短途列车来来往往。
  总的来说，我不断地在失去。我没有了国家，苏菲娅不愿再见我，一个家伙满世界地找我想要收拾我，我让一个德国人进了医院。起码还有很多人挨了枪子。我没有钻进火车轮下，而是在阿尔布莱希特收集纸盒子，我很高兴地做着这些，两个小时以后，我结束了工作，满载着垃圾回到了家中。
  家总是温馨的你们听说过这句话吗？创造这句话的人应该被授予诺贝尔撒谎奖。
  我打开房门，妈妈告诉我有个人一直在打电话。他说德语，询问那个智利人。我妈妈简直是个直觉冠军。她问我究竟惹了什么麻烦。我没有回答，只是坐在电话旁，注视着电话，仿佛里面会突然奔出一只狂吠的狗一样。
  五分钟之后，电话响了。我真希望那一刻双耳失聪。我能做的惟一一件事便是任它响个不停。我用拳拄着下巴，希望铃声停止。此时，耳边传来妈妈甜美的声音：“电——话——”我拿起电话，将话筒远离耳朵，调整呼吸。
  “喂？”那个人说。
  我没有说话。我大概是害怕一旦我说了什么，那个家伙就会从话筒里蹦出来一样。
  “喂？”他说，“你就是那个智利人？”
  我轻轻地挂上了电话，然后，把手放在话筒上，好像希望擦拭掉信号的痕迹。我转向厨房，很想躲在妈妈的怀里痛哭一场，就像我小的时候在圣地亚哥一样。我夹紧双腿，意识到了自己在干什么。这时，铃声又响了。我的嘴里积攒了很多唾液，但是我一点没有觉察到。
  我迅速地拿起话筒，贴近耳朵。现在我害怕的是妈妈会出现在我面前，听到这场谈话。就像每次抽奖的时候，我都会获得大奖一样。事情果真发生了：妈妈站在门楣下面擦盘子，对谈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喂？”那个声音说，声音有点刺耳，使我更加紧张。我遮住话筒，对妈妈说：“一个朋友。”“喂？你是那个智利人？”
  “是的，”我清了清嗓子，说，“我就是。”
  我妈妈还在用抹布擦着盘子。
  “我刚才打电话给你，你挂断了。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吗？”
  “不，”我说。
  “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我说。
  “真的吗？”
  “你们在说什么？”妈妈问道，她还在勤劳地擦拭着盘子。
  “我们在说德语。”我回答。
  “我知道你们在说德语。你们究竟在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