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是，在城郊结合部每条路的路口，设卡守候。
  我被指定蹲点守候的，是城市最东边那个卡点。从那儿往前走大约一公里左右，
  就是高速公路。再往前，连接着十几个省市。毋庸置疑，它属于十分敏感的部位。
  就是在那儿，我意外地碰见了一个正病休没上班的刑警同事。
  我说：“哎，乔渊，你等等。”
  这个名叫乔渊的刑警同事，正朝一辆满载的公共汽车上挤，听见了我的叫声，
  立即退回到地下，那辆车“啪”地关上车门，开走了。他拿眼茫然地四下寻找。我
  又叫了一声，这一下，他也看见了我。
  乔渊站着琢磨了一下，我估计，他是在想怎么称呼我。他进单位比我晚，还不
  到半年，年龄倒比我大一岁。他读的是四年制警官大学，我是两年制警校。他索性
  什么也不叫，只说他就住在附近，听到了外面议论抢劫案，正打算朝局里赶。我看
  了看那张病容未退的脸，告诉他，大家都出去执行任务了，建议他不妨留在这里，
  共同守候这个卡点。
  我简略介绍了案情，把发下来的那张纸递到他手里。有关这桩恶性抢劫案的线
  索，全部打印在上面，包括：歹徒数量，3人；性别，男；年龄，25岁左右；身高，
  一米七八上下；穿着，蓝色或灰色夹克；逃跑途径，红色夏利出租车；其它重要特
  征物，白色蛇皮袋。
  我俩开始查车，试图打这儿往外走的每一辆出租车，都受到拦截。稍有可疑，
  就来个彻底搜查。我们的做法并没错。在这个中等城市里，出租车几乎90％都是夏
  利，而且，100％的夏利，都是红色外壳。我们甚至不放过那些空车。这里有血的教
  训。大约半年前，有个歹徒参与群殴，杀了人后，持枪拒捕，也是钻进一辆红色夏
  利车逃跑，警方撒下了跟这次差不多的搜捕网，一无所获。三天以后，那家伙竟然
  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上海浦东一个火锅城内。当然，根据当地线人举报，歹徒被上海
  警方一举擒获，他逃跑之谜，也随之解开。一般说来，人们以为他会拿枪胁迫那个
  司机，实际情况是，他直截了当地杀了对方。他钻了警方不查空载车的空子，将自
  己装扮成出租司机，开着劫持来的红色夏利，从容不迫地通过卡点，开上高速公路，
  径直去了上海。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有人开始找我们的碴儿。这人有点儿符合歹徒特征，例如，
  年龄25岁左右，身高一米七八上下，穿件灰色夹克，开辆红色夏利。他掏出驾驶证，
  证明自己确实是这辆出租车的司机，而不是我们查找的作案歹徒。我们声明说，我
  们既没有确凿证据说他是，也没有确凿证据说他不是，因此，建议他最好留在城里。
  可他坚决要走。他说，他得到前边的县城，去接一个私营企业主，赶乘飞机。他先
  是大声坚持，接着低声协商，往下是苦苦哀求。他告诉我们，他是私营企业主定包
  的车，这个人很有钱，很慷慨，脾气却有点怪僻。他说那人十分挑剔，蛮不讲理，
  不允许迟到一秒钟，哪怕你有充足的、不可抗拒的理由。
  这个人不肯把车子调转头，他让它停在原地，两只车灯像眼睛似的，巴巴地瞪
  着那个县城的方向。那人嘴里开始骂骂咧咧。乔渊首先被惹火了，我想，可能是他
  正在生病，心里焦躁，特别沉不住气。他走过去，责问那个人。那人说他没有骂谁
  谁谁，而是骂自己，骂自己的车。那人抱怨说，他从私营企业主那里，三个月就得
  到了超过一年辛辛苦苦的收入，这下子，这个金饭碗怕是砸定了。说着说着，那人
  一下又一下，踢起了自己的车轱辘，一直踢得乔渊的脸，慢慢涨成了深紫色。
  那辆红色出租车，正是这时疾驶而来。歹徒抢劫的事，早已传遍了城市角角落
  落，警方张网追捕，也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这种地步，大多数出租车都明白自
  己的处境，安分守己地留在城内转悠。这条出城的路上，几乎看不到需要搜查的车
  了，正是这时，那辆红色出租车，风驰电掣一般，疾驶而来。
  我立即迎上前去，打着手势，示意它减速，停车，接受检查。它没有把我放在
  眼里，加大车速，从我面前卷起了一阵风，呼啸而过。我后退一步，看到乔渊在对
  面地上翻滚。刚才，他发现情况不对头，忘了跟找碴儿的司机计较，也奔过来拦截。
  他被高速行驶的车带了一下，倒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又翻了一个跟头，这才挣
  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的的确确，真是这样，我看见了车里可疑的地方。在红色出租车强行闯卡的瞬
  间，我分明看见，司机脸色苍白慌乱，后车厢坐着人，可能是两个，也可能是三个，
  而且，中间夹着一个白色的，类似于那张纸上打印着的蛇皮口袋的东西。
  我说：“乔渊，我觉得车里有点儿不对头。”
  乔渊说他也看见了。他看见的东西，跟我一模一样，而且，我俩不分先后，是
  异口同声说出来的。
  我跟乔渊疾步追过去。刚才它擦倒乔渊时，自己也受了影响，偏离了正常行驶
  轨道，被一根路桩碰着，打了个趔趄，停在那里。我俩追到近处时，听到了它的哼
  唧声。原来它的司机又发动了机器，没等我俩到跟前，它继续奔窜而去。
  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拔出了手枪。首先是我，我朝急促逃窜的红色出租车看
  了看，实质上，就跟我下午打靶时，盯住靶心和飞碟一样，我用我已经练好了的眼，
  盯住红色出租车，举起了手中的枪。
  我听到“啪啪啪”三声枪响，不过，着弹点不是前方的车，而是头顶天空。我
  的枪口抬举起来，仰面向上。我突然明白了上午李队长说的事。当时，他说到我爸
  一刀攮穿他肚皮，肠子滑落，举在空中的第二刀没再往下攮，反而不顾一切救了他，
  我真是难以理解。我当时认定，谁都难以理解，你杀一个人杀到一半，停了下来，
  然后背着他，翻越那么高的围墙。现在我理解了。这就是，人总要碰到那种时候，
  会下意识地、不由自主地改变主意，就像当年我爸拿刀攮了李队长又救了他，就像
  刚才，我朝红色出租车扣动扳机的片刻，将枪口指向了天空。
  又是“啪啪啪”三声枪响，这一次，是乔渊开的枪，他把子弹全部射进了那辆
  车里。红色出租车的身子不断扭来扭去，到了一家路边饭店的草垛跟前，它就拿头
  拱着草垛，一直拱到隔壁另一家饭店的墙上，喘息一阵，才趴着不再动弹。
  我俩提着硝烟未尽的枪，冲过去。我打开前车门，司机软成一团，不过没死，
  也没受伤，不过是吓晕了而已。乔渊拉开后车门，我听到了他的失声惊叫，随后，
  顺着车缝，我看见了，朝地下流淌着的，鲜血。
  坐在后排的三个人，一死两伤。受伤的，是坐靠车门的两个四十来岁的男性农
  民。死的是中间那个，看样子，年龄在十岁左右，还是个半大男孩。他手里攥着用
  一只白色塑料口袋装着的生日蛋糕，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心脏部位，当场毙命。
  7
  事情就是这样，我用我练好了的眼，在靶场上打个满彩，出尽风头。然后，在
  搜捕劫匪行动中，我跟一个名叫乔渊的当刑警的同事，拦截一辆可疑的红色出租车，
  判断发生重大失误，酿成了流血事件。该事件经立案侦查，确认其中具有犯罪情节，
  检察人员将提起公诉。我跟同事乔渊，将双双走上法庭。稍有区别的是，这场警察
  枪击案的被告，是乔渊，而不是我。就是说，经过缜密调查，他们放过了我。当然，
  作为现场目击者，我是本案最重要的证人。
  出庭作证那天，我早早起床，上街买了一份报纸。我先看到的，是那辆红色出
  租车的照片，自从它在路边饭店墙边趴倒以后，事情就在整个城市传得沸沸扬扬，
  越说越离谱。我翻了翻手中的报纸，第二版整版篇幅，说的都是警察开枪伤人这件
  事。我读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它大致说了实话。
  这篇文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说清楚了。那辆红色出租车里的几个人，都不
  是警方追捕的歹徒。死者是郊区一所乡中心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左边受伤者是他的
  父亲，右边受伤者是他的舅舅，坐在前边开车的，则是他的表哥。死者准确的年龄，
  是10周岁，事发当天，他正过生日。
  我读过文章觉得，应该承认它恰到好处，把握得体。它说乔渊事发之前，正病
  休在家，躺在床上吊盐水，这时听到外面议论劫匪的事，不听劝阻，一跃而起，硬
  是拔掉了针头，赶去加入搜捕。至于那辆车强行闯卡的真相，是死者的表哥学会了
  开车，没领到驾驶证，但他实在技痒难忍，就趁着表弟过生日，从跑出租的熟人那
  里，弄了一辆车，自己开着送这几个人进城，回返路上遇到拦截，才想起证件的事，
  他怕车子被扣，对熟人不好交待，便心存侥幸，想硬闯一下，没想到酿成了血案。
  文章最后提到，死去的男孩是三代单传，家住郊区已经富起来的那个乡，一般说来，
  在农村，10周岁男孩生日总会隆重庆贺，家中早就准备了丰盛的物品，包括生日蛋
  糕，可他不满意，坚决要求进城，买一只更大的。他爸他妈劝不住，舅舅表哥也劝
  不住，连爷爷奶奶都劝不住，众人劝啊劝啊，谁都劝不住，跟中了邪似的，他死都
  不肯松口。那三个只好屈从他的意志，奉陪进城，结果遇到了这码子事，丢了他的
  性命。最后这一段，我觉得，有取悦读者、赚取发行量的嫌疑，它真的给人一种宿
  命感，好像这个男孩是硬要自己找死似的。
  我拿着报纸，走进法庭，登上证人席。顿时，我的尊严荡然无存。我指的是，
  那种想象中的属于我自己的尊严，因为，从站到那个木牌跟前起，谁都有权对我指
  手画脚，问这问那。假如在其它地方，我可以搭别人的话碴，也可以不理睬对方，
  可是此时此地，我必须有问必答，还得实话实说。首先是审判长，要我宣誓，说的
  每一句都是真话。尽管我明白这是法律规定，是例行程序，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似
  乎成了人所共知的说谎者，被逼着当众保证，下面一定说实话。接着，是控辩双方，
  他们扔向我的每一个提问，不但尽是朝有利于他们的角度问出来的，而且乍听起来
  平淡无奇，实际上却闪烁其辞，深藏机锋。
  我作证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描述跟乔渊见面的情景。我当庭大致描述了一遍。
  跟着，控方发出了他的提问。他说，乔渊正在挤车，你叫了他的名字，然后，建议
  他留下一道守候卡点。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看见了他，建议他留下，他听从了你
  的建议，就留下了？”
  我说：“是的，应该能这么理解。”
  辩方把刚才的提问，仅仅稍作变动。他的提问是，你说，乔渊正在挤车，你叫
  了他的名字，然后，你让他留下一道守候卡点。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看见了他，
  让他留下，他就留下了？”
  我说：“是的，应该能这么理解。”
  我作证完毕，控辩双方干了起来，他们双方都拿我刚才的话当做炮弹，朝对方
  扔过去。双方的分歧是，“建议”乔渊留下和“让”乔渊留下，是两个性质截然不
  同的概念，它直接关系到，本案轻罪与重罪，甚至罪与非罪的定性。于是，我不得
  不再次登上证人席，将我的话重新表述一遍，彻底讲讲清楚。
  我告诉他们，一点不错，是我看见了乔渊，喊了他的名字。
  我说：“是我‘建议’他留下的，也是我‘让’他留下　，这一下，好了吧？”
  往回返的途中，我朝乔渊看了看。刚才他是被铐着押进法庭的，此刻，他松了
  手铐，站在被告席前，病还没有好，神情呆滞，目光散乱。我拿眼盯了他一下。我
  拿我这双练好了的眼，盯住了他迷离的眼睛，他感应到了，抬眼也朝我看了看，我
  的理解是，他认为我刚才说了真话。
  乔渊被指控犯有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这是对他的正式刑事指控，是由坐在法
  庭左边的检察员，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但是，真正的危险，来自检察员旁边那张
  桌子，就是原告代理律师。到这里，我得费点口舌，说清楚这件事。我的意思是，
  正在审理的这桩枪击案，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刑事部分，由检察员负责；
  一个是民事赔偿部分，由受害人代理律师负责。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恪守自己的
  界线，可是，原告律师既然坐在了一个案件刑、民两部分合并审理的法庭你就不能
  封住他的嘴，况且，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