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堂，原来也是中共党员，1935年他在南京被捕后自首，参加了中统，后来中统派他到西安，委任他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
  1943年，缪庄林路过延安，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克农同缪庄林进行了会晤，晓以革命大义，鼓励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在李克农的感召下，缪庄林开始秘密为中共工作。1945年11月，怀着将功补过之心的李茂堂也秘密到达延安，李克农亲自接见，经过谈心，得知李茂堂有重新入党的要求。李克农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予以特别批准。
  有了缪庄林和李茂堂积极的工作，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调统室、陕西调统室的密码，得到了蒋介石与“山西王”阎锡山进行勾结的情报以及陕西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联合会议的全部记录。这对中共中央掌握延安周边的敌情，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胡宗南部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于是年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
  撤离延安前夕，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安全的重任落到了李克农肩上。胡宗南大兵压境，形势十分危急，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几次催他赶快撤离。李克农却说：“毛主席不走，我不能走。”3月19日，胡宗南手中的王牌———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占领了空城延安。尽管延安城此时已空空如也，胡宗南还是兴奋异常，他立即向蒋介石发电：
  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于十九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其时，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总数也不过两万余人，且已悉数撤离，不知胡长官俘虏的“5万”人从何而来？蒋介石接电后，尽管情知有诈，仍然欣喜地向胡宗南发来嘉奖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特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除了发电嘉奖外，蒋介石还下令授予胡宗南一枚大勋章，并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高兴之余，蒋介石不忘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下难忘的一笔：
  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唱的是一出“空城计”。他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盖大楼。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不只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
  陕北转战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陕北转战。根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作战；刘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李克农则和杨尚昆、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在叶剑英的率领下，组成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为确保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李克农从原中央警备团中抽调了一个骑兵连和三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随前委行动。同时，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地派出了三个侦察站，配备了电台，直接为保卫中央前委服务。
  1947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下午，北国早春的寒风钻心刺骨，在晋西北临县的三交镇，来了几位骑马的军人和警卫员。为首的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是叶剑英。李克农、杨尚昆和李维汉紧随其后。他们奉中央的命令，率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和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调查部、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共3200多人在这里扎营。
  叶剑英到三交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建立党组织，成立了由叶剑英任书记，李克农、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党委。中央后委在三交历时一年。
  国民党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延安，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似乎一帆风顺。
  胡宗南宣称：“中共已成流寇。”
  蒋介石也高兴得昏了头，向胡宗南连连下令：“收复陕北事小，俘中共首脑事大，如能俘中共首脑，放弃陕北亦值得，望努力为之，以创立国之首功。”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高效而又有序地运转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大量军事情报被侦悉，前方转战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因而有了洞悉秋毫的眼睛。
  李克农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以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西安在战略上的特殊地位，加强了对西安情报机构的建设。李克农在方针上、组织上、任务上都给西安情报机构以具体指导，提出了“巩固发展、长期打算、深入敌内、精干隐蔽”的要求，不仅使西安的情报组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使其成为日本投降后中共开展北方工作的重要基地。
  此刻，面对胡宗南军的猖狂进攻，李克农命令西安情报组织把对胡部进犯陕北的侦察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以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其阴谋，确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在此关键时刻，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宗南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3月，熊向晖将胡宗南攻占延安、进攻陕北的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事先上报李克农，使中共中央能早作安排。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熊向晖又将胡宗南的一举一动及时向中央汇报，使中共中央对胡宗南的动向了如指掌，胡宗南也就不可避免地屡遭败绩。
  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屡建奇效，陕北周旋的结果，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一个又一个美式装备的旅、团一一被吞掉。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以无畏的革命气魄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李克农身在临县，心系陕北，他十分关心中共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等人的安全，通过秘密电台指挥全国各情报系统，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对此，周恩来夸奖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这时的蒋介石却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他“重点进攻”的结果是———全面收缩。
  这时，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人民解放军犹如苍龙入海、猛虎下山，摆开了战略进攻的态势。李克农具体领导的情报工作，到处开花，遍地结果。大批情工人员打进国民党的军队，深入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构内，大量的密电被破译，大批的部队被策反投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以“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牢牢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
  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一）
  这其中，李克农亲自指挥的东北战场的对敌策反工作，就是光彩夺目的一幕。
  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它工业发达、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粮食充足，地理上与苏、朝、蒙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意欲占领东北，出动了大量飞机、舰艇运送蒋军到东北。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共五个军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云集东北各大城市和重要港　　口，企图抢夺胜利果实。中共中央也果断采取了相应措施：由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13万人和两万干部从陆、海两路兼程进入东北，并陆续派彭真、陈云、林彪、李富春、高岗、林枫、张闻天等20多名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同时，进入东北的各路部队与原在东北的抗日联军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是年底，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熊熊战火在白山黑水之间燃烧起来。
  为配合东北的解放战争，李克农亲自指挥了中共驻沈阳的情报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内线人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赵炜，早在北平军调部时期，就处于李克农的具体领导之下。赵炜主管机密室，几乎掌握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情况。1947年3月至9月，在东北战场战况激烈的情况下，赵炜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对改变东北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在批发中央情报部致沈阳情报组织的电文上写道：“最近你们来的情报很有价值，对中央帮助甚大。”对赵炜提供的情况予以嘉许。
  李克农还把目光投向了在东北作战的国民党军事体系中的杂牌部队———滇军。
  在国民党驻东北军队中，六十军与九十三军就是滇军中的两支。六十军组建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时，“云南王”龙云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滇军中抽调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6个旅和部分滇黔绥靖公署直属特种兵部队共4万余人，编成一个军，被国民政府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师，各师辖两旅。
  六十军建成后，转战抗日战场：台儿庄战役，损失逾半；滇南守边，历尽艰辛；越南受降，备受殊荣。
  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戡乱必胜，救国必成”的口号下，六十军奉调前往东北，投入到一场彻底改变六十军历史命运的反共内战中。
  此刻，六十军雄风难再，等待它的是人民解放军暴风骤雨般的重大打击。六十军一时损兵折将，丢盔弃甲，元气大伤。
  “后撤！再后撤！”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停地下达这样的命令。曾泽生，云南永善人，1902年生。他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奉龙云之召回滇，充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抗战期间，历任新六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是一位能征惯战的猛将。此时，“后撤”的命令从他的口中发出，一番难言的苦衷涌上心头。
  六十军人心惶惶，军心不稳！
  滇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活跃起来。这批人中间，有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刘浩。
  刘浩，云南人，原名刘若坚，1937年入党，长期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运工作和对国民党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其妻禄时英是调往东北的国民党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云南彝族人卢浚泉的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龙云的幺叔。因而，刘浩和云南军政要人龙云、卢汉、卢浚泉、张仲、陇耀等私交甚深，在云南滇军中常有“通天”的本事。
  1946年4月26日，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刘浩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请他去谈话。
  刘浩赶到朱德的窑洞，只见还有另外几位云南籍的干部也在那儿。不一会儿，朱德走出来，和大家握手见面。朱德笑着说：“你们在坐的都是云南人，我也算是半个云南人了，我们是老乡相会分外亲啊！”朱德虽是四川仪陇人，但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接着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云南光复之役，此后又在滇军中历任团长、旅长，并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德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已经把云南的六十和九十三两军调到东北打我们，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样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加强对敌军工作，向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根据东北敌军情况，做好滇军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又是为云南父老做一件大好事。”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二）
  针对刘浩今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