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从延安鲁艺转来的材料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的……”
  张克勤，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6年6月因受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回延安，进入西北公学学习。党的组织关系手续齐全，唯一的材料就是鲁艺有位与他同来延安的人揭发了他。突然看管起来，随即在李克农向李逸民布置任务的当晚，在汪东兴的窑洞里，开始了对他的审查。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审问者们开门见山地发问。张克勤把自己赴延安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你来延安干什么？”
  张克勤笑了笑，也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荒唐，说：“我是甘肃党组织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有介绍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绝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到此陷入僵局，审查者们决定曲径通幽，从张的家庭问起，以达到顺藤摸瓜的目的。
  张克勤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位名中医，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的收入过日子。“都给什么人看病？”
  “什么人都有，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
  几个审查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功夫没白费，有点入门了，于是追问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但张克勤一口咬定，仅仅是看病而已。
  一天过去了，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审查。着眼点还是他父亲和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一阵“穷追猛打”，张克勤眼花缭乱，有点招架不住了。几个审查者轮流休息，而张克勤，则不准休息。
  第三天凌晨5点，张克勤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心力交瘁，神志恍惚，疲惫不堪，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承认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自己因为父亲的关系也加入了特务组织，并乱说一通：“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说完，大哭不止。
  交待完毕，几位审查者如获至宝，赶忙向李克农作了汇报。第二天，康生和李克农指示，全校召开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张克勤登台作了典型发言。
  审干的反思
  张克勤在会上痛哭流涕，讲述自己是如何参加了甘肃的假共产党，又是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来搞特务活动，以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教育大家，表示感谢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生动感人，听者无不动容。
  本来，这起甘肃地下党的所谓“红旗党”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康生却自认为抓住了审干运动的突破点，大作文章。
  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个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在一次报告会上，康生以肃反专家的姿态，振振有词地教训那些仍然“糊里糊涂”的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
  这个报告被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
  康生如簧之舌的鼓噪和别有用心的误导，甘肃、四川、河南等许多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一批又一批“特务”被清查出来，整个延安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作为康生的副手，李克农原以为他搞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李克农却陷入了一片茫然和疑虑之中……许多天真、热情的青年人被打成了“特务”、“内奸”，有的单位90％以上的人都成了“抢救对象”，而他所在的社会部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李克农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未能逃过劫难。1943年，中央军委的陶铸被康生当作叛徒抓进了监狱，理由是曾被敌人判过无期徒刑。李克农是了解陶铸的，对此他感到不可理解。
  李克农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去向领导汇报工作，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的妻子还在灯下等着他。没想到这位同志竟然没有理会爱人的一片深情，反而怀疑她是在搞特务活动，硬是揪着她到李克农那儿去交待问题。看着女同志哭哭啼啼的样子，李克农哭笑不得。
  显然，审干审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康生得意忘形，而广大党员干部对此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这时，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遂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之后，立即指示，不要随便作结论，谁的结论错了，就要给谁平反。要纠正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已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倾扩大化错误的危害性，并采取了有力的挽救措施。
  1944年元旦，领导通讯联络工作的王诤，带着一批被搞错的干部向毛泽东“拜年”，反映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公开承担了责任。
  李克农也在痛苦地反思着：为什么会闹出这样一个局面来？他向有关领导反映，但没有下文；他有意识地和康生拉开距离，却又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帮他解了这个结。
  1944年4月的一天夜晚，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和李克农请到自己的窑洞里谈话。
  周兴是党内老资格的政治保卫干部，学徒出身，师哲兼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他们在毛泽东身边都很随便，几个人散坐在床边和椅子上，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随便谈，有啥说啥，咱们这儿可不抓‘特务’，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李克农四下打量了一番：怎么没见康生？
  周兴和师哲也露出同样的疑惑———康生，他是这场运动的总负责呀！毛泽东猜出来了：“几个月前我就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找他谈过，可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你们几个直接抓工作，就找你们谈。”
  审干后的“补救”行动
  毛泽东运用他那独有的循循善诱的方式，为这几位头脑一度发热的保卫干部们慢慢降温。
  毛泽东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也别送了。”“为什么？”师哲问道。
  “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毛泽东反问。
  “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总不会全盘皆错吧！”师哲有点不服。
  “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有十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毛泽东很倔强。
  “你要不信，”毛泽东接着说，“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
  接着话茬，毛泽东谈起当年在江西反AB团时，许多不实口供都是用刑讯逼出来的，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的沉痛教训。强调“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他指示李克农等人，立即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李克农听罢，再也坐不住了，坚定地说：“回去后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此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这场康生本人无法收拾的“抢救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
  李克农忠实地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甄别工作。事实表明，数千个被“抢救”的“失足者”中，真正的特务只有两三个。
  出于革命需要，李克农将200多名“重点抢救”对象，大多数留在了社会部，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中共情报战线的骨干。
  在李克农组织排演的《前线》中，有许多演员都是“抢救”的对象，并未最后作出结论，李克农大胆启用他们，本身就说明，他是信任这些青年人的。
  对李克农在甄别工作中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严肃认真的作风，当年“抢救”对象之一的黄钢有深刻的体会。
  记者黄钢于1938年冬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5年秋至1938年秋，他曾经分别在南京和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场担任过助理编剧，这一差事是由国民党文化巨头张道藩向电影场场长张冲介绍的。在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中，黄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格的审查和冲击。
  尽管黄钢在南京和重庆只是担任了一般性的社会职业，然而，在高压之下，他还是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搞特务工作的。在甄别过程中，黄钢又将以前自己编造的谎话推翻了。一天，李克农找黄钢谈话。
  李克农说：“黄钢，我们昨天还向毛主席汇报，说你‘回来了’———共产党的亲骨肉呀，掉进了敌人的泥坑，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黄钢开始没听清楚，反问道：“昨天向谁汇报？”
  “向毛主席！”李克农有些生气地说，“黄钢，你父亲是武汉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黄负生，你是烈士的遗孤嘛，后来托给了陈潭秋这些同志，可是不幸得很，你以后竟走到敌人的窝子里去了！”李克农见黄钢不说话，接着说：“怎么？前两天，你刚刚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的，昨天怎么又把自己的交待给推翻了！”“那是我在困难面前说谎，李副部长，我到延安是走我父亲留给我的路，博古和夏之栩同志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开的介绍信，我的来历是很清楚的。”黄钢说道。
  “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自己说谎？要编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你这一说谎，我们要是有人搞逼供信，那就要信以为真了！主席说，他就不相信！所以，我来找你谈一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老实。你就是不实事求是嘛！好比说这把茶壶，工人阶级说它是圆的，你要说它是方的，因为工人是生产它的；你呢，你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的事物嘛！你就没有学会这一条！那回我就告诉你：阶级的属性，不脱胎换骨是不行的。”
  “抢救运动”的反思
  由于种种原因，对黄钢的审查并未结束，但李克农却很信任他。1944年底，李克农负责的中共枣园党组织，派黄钢到枣园邻近的裴庄去当小学教师，指定他作为派出的两人小组的小组长。1952年，黄钢在朝鲜板门店采访李克农时，对李克农说：“李部长，组织上今年上半年，在我来朝鲜以前，已经给我做出了历史审查的结论。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多么好的结论———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李克农笑着说：“本来嘛，你就是祖国的优秀儿女！”说完话，李克农叹道：“都九年了！”
  同样，李克农对曾经被怀疑过的李逸民，不仅让秘书罗青长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而且还亲自报告了负责对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进行资格审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使李逸民得以拿到文件，以七大候补代表的身份顺利地参加了大会。李克农却从此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泽东召见李克农，并让他负责甄别工作，康生迁怒于他；甄别工作的结果，使康生顿成千夫所指，康生认为李克农是在故意给他难堪；最令他恼怒的是，中共七大没安排他作重点报告，最后选举时，他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小的挫折。他对老婆曹轶欧说：“李克农这个仇非报不可，倘日后落到我的手里，必给他厉害看看！”
  事隔12年之后，1955年李克农在上海休养期间，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