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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供应社
  由胡愈之创立的国际新闻社以及由胡愈之、陈此生和社会知名人士40余人发起筹建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也都是在以李克农为首的桂林“八办”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文化供应社成立于1939年10月22日，始创者是当时在文化、出版界颇有声望的胡愈之，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地方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李任仁老先生任董事长，广西绥署顾问陈劭先任社长，李任仁最得力的助手陈此生担任总务部主任兼秘书。他们都是桂林“　　八办”的老朋友，在中共的支持下，他们都代表广西当局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广西救国会。供应社编辑部主任由胡愈之亲自担任，总揽编辑出版业务。编辑中有不少人是中共秘密党员和非党进步人士，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文化供应社“实际上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所用干部大部分都是由李克农同志推荐的”，“我当时的党籍绝对保密”。
  周恩来曾经单独找了胡愈之和千家驹谈话，告诫他们“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胡愈之在桂林一直坚持着隐晦曲折的工作方法，在他以后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主席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导下，我们在桂林的活动方向明确，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救国会的组织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以救国会的身份活动，易与广西各方面人士接触。我们紧密团结了广西各界人士，发展了广西的进步力量；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和争取他们，使他们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这样一来，顽固势力也就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分子在广西不能横行。桂林一时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块抗日文化绿洲。
  然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由武汉撤往重庆，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之下，国民党内“限共”、“溶共”的呼声甚嚣尘上，抗日民主力量倍受压制。194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全党“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精神上要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工作。”中央文件下达后不久，李克农就请胡愈之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阅读了这份文件。
  李克农对胡愈之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隐蔽起来的方法主要有三条：一是更改姓名，到别的地方去；二是到八路军或新四军去；三是到香港或是国外。而你是个出头露面的名人，谁都认识，第一条行不通；第二条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也不太容易；只有第三条，先去香港，比较合适些。”
  至于文化供应社的工作，李克农决定指定在新加坡新知书店工作的张锡昌负责。
  7月的一天，胡愈之正在文化供应社建在桂林西门老君洞的一座新楼里，准备和大家一起庆祝新楼的落成，李克农的电话打来了：约他见面。
  胡愈之赶往碰头地点，只见李克农正拿着机票在等着他。李克农把机票交到了胡愈之手中，叮嘱他，第二天就得走，而且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一早，胡愈之手提一只箱子，借口家中有急事需回去看看，从容撤离。
  胡愈之到香港后，按照李克农临行前指示，找到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廖承志。廖承志告诉胡愈之，周恩来已决定派他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实际上就是总编辑和主笔。其后，《南洋商报》在胡愈之的领导之下，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前线的最新消息，文字通达简练，雅俗共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而桂林的文化供应社，也在随后的中共党员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它出版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在灌输进步思想、推进大众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出版发行单位。
  除了统战工作，李克农还承担着为中共军队筹备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的繁重任务。
  设法解决桂林“八办”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推行“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处心积虑地想消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他们不仅在发放枪枝弹药上百般限制，而且还时常停发军需用品。华北前线的八路军缺乏汽车、汽油，江南新四军甚至没有过冬的被毯。
  中共中央电令桂林“八办”，一定要设法解决！
  李克农接电后，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马，四处采购。不久，一批批汽车、汽油、被服、药品、医疗器械和电讯广播器材等物资，从桂林运往陕北和各抗日前线。前线物资短缺，李克农忧心如焚。
  “八办”秘书科科长龙潜带着龙忠柏等人奉令出发了。目标———桂林市郊国民党军需仓库。任务———为新四军争取军用毯。
  可仓库人员拒不承认储有毛毯。莫非情报有误？
  聊天、谈心、交朋友，终于得知仓库内确有毛毯，但国民党军政部已下过密令，不准发给八路军、新四军使用。军令如山，仓库人员怎能违抗？
  李克农出面了，略施小计，二万条美制毛毯终于运回了办事处。但一道命令传来，驻桂林的国民党军需司不准运出桂林，毛毯必须运回仓库。怎么办？
  李克农对龙潜说：“看来，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用了。”说完，他一面派“八办”的警卫武装把守汽车，谁也不准动，一面亲自找到军需司进行交涉。
  两天过去了，国民党军需司只得同意毛毯运走，不过，运费要算在新四军的头上。李克农点头一笑，上万条毛毯出了桂林城，缓解了前方将士的燃眉之急。
  办事处迎来送往的任务也很繁重。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博古、叶挺、袁国平、张鼎丞、胡乔木等都来过“八办”，并由“八办”护送到各地。
  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当时化名胡光，也在“八办”住过大半年，还担任过办事处的俱乐部主任和墙报编辑，并曾给《救亡日报》写过有关东南亚民族革命形势的分析文章，以后也由“八办”护送到了外地。
  李克农的工作如此繁杂，但他却善于出主意，想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平江惨案”发生后，桂林“八办”一方面忙着安置撤退下来的同志，一面准备开追悼会纪念死难烈士，表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议。李克农指导办事处的同志编辑了纪念册，以“平江惨案”的实例，教育大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事要多加注意。他细致的工作态度，令周围的人佩服不已。
  夏衍回忆说，一次，他和李克农谈起自己和国民党一个高级将领之间的谈话。李克农仔细听完后，问道：“你们之间……”
  “现在可以无话不谈了，以前，只是泛泛之交，只听我的，不讲他的，后来，他对我很坦率，渐渐地熟透了。……”“熟透到……”
  “连他家庭生活中的苦闷也和我讲了……”
  “这很好，算是交上朋友了。……讲这些话的时侯，他的态度……”“先很随便，后来越讲越激昂了。”“在哪里谈的？”“在报馆，我的办公室。”“没有旁人？”“没有。”
  “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随身带了一瓶酒，一包花生和叉烧。”“讲这些话的时候，喝醉了没有？”“没有吧，他平常能喝一瓶白兰地。”
  李克农思考了一下，说：“假如喝醉了讲的，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酒醉吐真言’，另一种是借酒装疯，有意讲给你听。今后要注意这种情况。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况下讲，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的。”
  一番话，使夏衍受益颇深，甚至使他觉得，这对他以后创作剧本、刻划人物也有莫大益处。
  1940年冬，随着蒋桂矛盾的发展与激化，蒋介石下令撤销桂林行营，改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白崇禧调往重庆，李济深担任了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由蒋介石的亲信、浙江黄岩人林蔚担任。国民党中央势力趁机渗入桂系集团的大本营———广西，广西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一股暗流向着这座著名的“文化城”冲击而来。
  1940年11月，国民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来到“八办”，要求“八办”先行递交“自动”呈请撤销的公文，并限于11月19日前将办事处事务结束。
  11月12日，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次日，毛泽东复电指示：
  一、向国民党当局申明，我皖南部队准备奉命北移，在实行北移前有事要做，暂难结束；
  二、如彼方要求马上结束，请先来一正式公文；否则，则让其封闭为好。但我方内部要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
  李克农接电后，以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再电国民党军政部，要求缓撤“八办”，并与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疏通。
  “皖南事变”
  李克农心里清楚，这位李任潮（李济深）先生和蒋介石一贯面和心不和。1929年初，李济深作为蒋、桂矛盾的和事佬，由广州去南京，还曾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得自由，以后一直和反蒋人士来往频繁。李任主任的头几个月，的确曾给“八办”一些方便。所以，李克农找过他。然而，现在他也无能为力了。蒋介石此时磨刀霍霍，正酝酿着一场骇人听闻的大事变。李济深只好电告李克农说：
  获悉贵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奉令转饬结束，务希即通令新年终撤销，结束前如尚未经运用之资材，暂准酌量少数人员办理转运为宜，并限于1941年1月内运完，切勿再延。
  实际上，李济深给“八办”又延长了一个月的时间。时间紧迫，头绪纷繁。
  为了在桂林“八办”一旦取消的情况下，中共仍然能取得在南方活动的立足点，李克农化名“龙正泉”，租用了泗河别墅作为“公馆”，在此设立了新四军交通运输处。
  形势逆转，速度惊人。恰在此时，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参谋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命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由50万人缩减到10万人。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调至长江以北，并连续电告中共华南局和军委会书记项英，趁国民党军队尚未部署完毕，迅速率部北上，防止其突然袭击。
  遗憾的是，项英未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行动，却与顾祝同商定新四军的北上路线，在国民党军队部署就绪的情况下，才开始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多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北移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布置的顾祝同、上官云湘指挥的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艰苦奋战7昼夜，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除两千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新四军高级将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军长叶挺被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人无不悲愤万分！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愤怒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全国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国际舆论广泛表示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
  而蒋介石却得意洋洋，17日，他在重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同时，他还调集20万大军进攻华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反共分子弹冠相庆，第二次反共浊浪掀起了。
  桂林的风向也急剧右转，“八办”门前，忽然布满了一群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有时，特务竟大摇大摆地闯进“八办”的大门。此情此景，令李克农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
  李克农令人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