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出走后，负责监视的邱南章立即电话告知李克农，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冷静地说：“张国焘不思悔改，迟早是会走上这条路的。”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被安排进入军统内部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持工作。特务头子戴笠对张国焘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盼着张国焘能利用自己过去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的组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自己亲自培养对付共产党的专门人才，戴笠马上为他挑选人马；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按照他的计划办理。总之，张国焘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时成了戴笠手中的红人。
  哪知一年过去了，张国焘的计划无一兑现：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分配无着，只办了两期就停止了；而策反站呢，由于中共严加防范，成绩几乎等于零。张国焘束手无策，戴笠则大发脾气：“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就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这以后，军统原来给张国焘的一些优待也渐渐取消，连以前配给张国焘的一辆专用汽车，也被收回。
  一位熟知张国焘的军统人员暗地里为张国焘“鸣冤”：“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是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张国焘在军统一直过着坐冷板凳的受气生活，时常摇头叹气，心情郁闷不堪。
  1948年冬，张国焘逃到台湾，在台北租了一间房住下。由于此时的张国焘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国民党既不给他工作，又不给他生活费，甚至连房子也被国民党官员强占。1949年冬，张国焘携妻儿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了由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活动，并投靠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贩卖一些过时的“中共资料”，以资糊口。
  1956年，张国焘托人向中共中央捎话，表示想回大陆。中央转告张国焘，只要他能在报上公开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国。但这一要求遭到张国焘拒绝。
  60年代，张国焘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约请，用四年时间写出了一部90余万字的《我的回忆》，书中对中共历史和中共领袖进行大肆歪曲和诬蔑。肯萨斯大学在其写作期间每月给他二千港元的“研究费”。书稿先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1966年正式出版。这些稿费收入，就成了张国焘晚年主要的生活来源。1968年，张国焘、杨子烈夫妇由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7年，80岁的张国焘因患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将其送到教会慈善机关办的老人病院。1979年12月3日晚，张国焘因盖的毯子滑掉床下，又无人护理，冻死在床上，魂断异域他乡，时年82岁。
  桂林“八办”
  1938年8月以后，日寇以30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大举西进，黄梅、广济、九江、马当相继失守。10月，日寇从水上和陆路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累卵。
  10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新华日报》上登载重要启事：本处奉命迁湘，凡一切信件及临时事宜，请至界限路（今合作路）44号新华日报编辑部接洽，电话号码为24886，尚希各界注意是幸。
  这以后，武汉“八办”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搬迁。
  10月22日下午，李克农和潘梓年率领“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租来的轮船“新升隆”号由长江撤离。由于该船吨位小，《新华日报》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全部塞满，李克农他们一百来号人坐在船上，显得异常拥挤。临行前，岸上忽然拥来几十名无钱买票的难民，送行的周恩来看不过去，也让他们上了船。这一下，这艘小船人满为患，严重超载，行驶相当缓慢。
  10月23日，当船行至嘉鱼燕子窝附近时（现属湖北省洪湖县），突然遭到4架日机的袭击，“新升隆”号被炸起火。碰巧李克农和夏之栩等人上岸办事，得以大难不死。当他们返回时，船体已被淹没在水中，江水顿成血色，四周哭喊声震天动地。
  “八办”工作人员张海青、赵兴才、徐挺荣等人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共16人遇难。李克农强忍悲痛，一面安抚和救济脱险的群众，一面组织和鼓励幸免于难的同志们，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李克农一行辗转长沙、衡阳，于11月中旬到达桂林。李克农到桂林，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一职的。早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就作出决定：武汉失陷后，在重庆、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为此，“八办”副官刘恕，偕同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被派往桂林进行筹备。
  刘恕到桂林后，先是租用桂北路138号“万祥醋坊”老板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办公用房，以后又在城北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电台、仓库和接待站。
  10月25日，周恩来在撤离武汉到长沙的路上，巧遇国民党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周恩来告诉他，中共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已派李克农担任主任（即处长），请白允予协助。白崇禧当即答应。这样，国共双方实际上就中共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李克农率领大批人马抵达桂林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正式开始了工作。桂林“八办”对外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或“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
  桂林，一向以其秀美的山川、碧绿的江水闻名于世，而在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桂林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和海外的重要通道。它既是国民党中央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军阀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域，也是中共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
  抗战初期，桂系的态度比较开明，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曾说：“现在日本人虽然打下了武汉，但蒋求和之心不死，如果他要和，定要牺牲我们，所以必须提防，多与反蒋和反对和谈的人紧密联系。”这个联系的桥梁之一，就是著名的“广西建设研究会”。
  该组织是1937年10月李宗仁赴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职前，主持成立的，李宗仁自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白崇禧指派广西教育界元老李任仁代为延揽了一批进步人士、著名学者，充实这一组织。
  “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是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上是个与各种势力密切联系的政治组织。千家驹、胡愈之、张志让、阳翰笙、范长江、李达、欧阳予倩、杨东莼、夏衍、金仲华、李四光、邵荃麟等知名人士，都曾是研究会聘请的研究员。
  白崇禧的本意，是藉此壮大自己的政治声势，亮出一块广西进步的金字招牌。但这样一来，不少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与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会桂城，客观上使这里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异常活跃，逐渐确立了大西南文化中心的地位。
  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工作的。办事处人员精干，事务繁重，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与开展、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与南方文化运动的推进、八路军与新四军后方的供应运输工作、各地人员来往交通、与香港及海外的联系、后方烈属及抗属的救济等等，都在李克农的亲自主持下，积极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机要秘书谢和赓
  以李、白、黄为首的新桂系，是桂林“八办”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周恩来、叶剑英等已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李克农在这一基础上，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上朋友，宣传中共的统战方针。
  李克农新官上任，首先拜会了广西省长黄旭初。
  双方寒暄过后，黄省长有意无意地问李克农：“李主任，不知我们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活动？”
  李克农诙谐而机敏地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那是在骗你，我本人就是嘛！”黄旭初默然无语，似心有疑忌。
  李克农坦率地说，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目的是支持广西的团结抗战，决不会干涉广西的内部事务，也决不会挖广西的墙角，请黄省长放心。黄旭初点头称是。
  李克农对大事很是注意，小事也从不放松。
  1938年10月，以总编夏衍为首的《救亡日报》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了广州，经肇庆、柳州来到桂林。夏衍原定于11月8日只身赴长沙向周恩来和报社社长郭沫若请示报纸复刊后的指示。临行前，夏衍来向李克农辞行。
  李克农建议，为争取报纸在广西的“合法”地位，让桂系当局安心，应先去走访黄旭初省长。
  言之有理。夏衍在动身前，先由刘仲容陪同去拜访李任仁老先生，然后由李任仁陪同对黄旭初作“礼节性”的拜访。
  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徐特立从衡阳来到桂林，转往重庆。李克农也请千家驹介绍徐特立去看望黄旭初。
  中共态度如此真诚，国民党广西当局疑虑顿消，欣然表示愿同中共合作。
  黄旭初兼任校长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典型。该校建设之初，办学人才奇缺。黄旭初提出聘请著名教育家、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担任教育长。
  杨东莼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担任该职。征得黄旭初认可后，杨东莼掌握了该校的实际领导权。李克农还抽调了40多名中共党员到该校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并建立了两个党支部。学校开办两年，不仅为广西当局培养了一批干部，而且还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这些人对推动广西的群众救亡运动，贡献不凡。
  为配合公开的统战工作，李克农还经常通过在国民党的党、政、军中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和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对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
  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就是其中的一位。谢和赓早在1926年年仅14岁时，就在其兄谢铁民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华北党组织派他赴察哈尔（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冯玉祥西北军担任吉鸿昌的秘书。察哈尔抗战失利后，华北党组织又派他回广西从事桂系上层的地下工作。
  1934年秋，谢和赓通过其同乡、同学马仲孚的引荐，当上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指定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谢和赓随同前往，同时担任了国民政府的秘书。
  作为白崇禧机要秘书和国民政府的秘书，谢和赓的主要工作是在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主持下，分管一些日常事务和做会议记录。由于他经手多种文电和材料，对国内外、前后方的情势，了如指掌，加上自己不断思考，常常会产生一些有关抗战的新想法来。抗战以来，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华北前线，70万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太原前线，国民党军防线岌岌可危，而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对日作战，屡建奇功，原因何在？谢和赓不时思索着这个问题。终于，他有了答案：对日寇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二法门。
  谢和赓将他的这个想法写成了厚厚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并在文章的右下角注上：“白副参谋总长机要秘书并大本营秘书谢和赓呈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副参谋总长核呈蒋介石统帅”。
  这篇长文送呈后，赢得一致好评。白崇禧还根据该文的主要内容，总结出后来成为他战略名言的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谢和赓亲自把这份材料送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交到了李克农手上，请他转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看完这份材料，高度重视，在上面划满了记号和眉批。一天，谢和赓来到办事处，周恩来当着李克农的面夸奖道：“和赓，没想到你在察哈尔只有很短时间的作战经验，而能写出这样具体的纲领和方案来，确实难得！”李克农也走过来，笑着说：“你这个小鬼，还真行！”
  这篇文章也使得白崇禧对谢和赓另眼相看，1938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