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罢电文，钱壮飞大吃一惊。顾顺章———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已经叛变投敌！
  中央怎么办？三人小组怎么办？钱壮飞焦急万分。但他毕竟是一名战斗在秘密工作战线的勇士，他稳定了情绪，将电文的内容仔细记下，再按照原样把电报封好。
  接着，他查找了“京沪路行车时刻表”，决定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特快列车赶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自己则赶到“民智通迅社”，通知那里的地下党员，不巧，人不在家。钱壮飞拿起小刀，在桌上摆放的一张地图上划开一道缝，暗示已经“破裂”，让他立即转移。
  4月26日晨，钱壮飞照常上班，将密电交给徐恩曾后，借口回家休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乘火车前往上海。为防范徐恩曾派遣特务在上海火车站守候缉捕，他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站下了车，转道进入市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上海。到上海后，他又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让他立即想法脱离。
  刘杞夫奉命于4月25日深夜来到了上海。
  位于上海闹市区东方旅馆的一间房门，被轻轻而又急促地叩响。李克农从睡梦中惊醒，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刘杞夫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口，他心里暗暗一惊。
  刘杞夫将钱壮飞的密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看罢，如五雷轰顶！情况紧急，危如累卵！
  他很为钱壮飞的安危担心，不过，凭他的直觉，机智果断的钱壮飞一定会脱离虎口。对站在眼前有些慌乱的刘杞夫，他反倒有些犹豫，不断劝慰他：“小刘，要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
  问及刘杞夫今后的打算，刘杞夫表示：希望马上回南京去接妻子钱椒椒，李克农只好应允。临分别时，李克农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此行凶多吉少，遇事一定要英勇沉着，望你好自为之！”送走刘杞夫，李克农便马不停蹄地去找陈赓。这天是星期六，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怎么办？
  对！先找江苏省委，找到了江苏省委，就一定能找到陈赓！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微明中，他步履急迫，问了一人又一人。
  老天有眼，他终于和陈赓接上了头。接着，他又和陈赓一起见到了周恩来。
  这时，已是4月27日凌晨了。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会同李克农、陈赓、陈云和李强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断然措施：
  第一，周密地保卫并迅速转移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住址，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
  第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地有计划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
  第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应变。立即撤退！
  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搬家，安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从而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4月27日早上，顾顺章乘坐的军舰抵达南京，先行赶到的蔡孟坚亲往码头迎接。
  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一场大搜捕
  4月28日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
  顾顺章领着陈立夫、徐恩曾如饿虎扑食，准确无误地向各个目标扑来。
  处处人去楼空，等待他们的是空空如也的房子。陈立夫、徐恩曾大失所望，顾顺章呆若木鸡。
  在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失望地问自己的手下：“刚才四周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只有一个女人从附近走过。”“还见到一个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刚刚离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远走高飞。
  多险！离活捉周恩来，只差15分钟。
  此时的顾顺章，悔恨交加。蔡孟坚一个劲地埋怨道：“你在武汉，太大意了，太自大了。如果早说出钱匪潜伏在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会立即采取措施，而不会向南京发电了。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事过多年，蔡孟坚在台湾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的回忆文章时，还大骂顾顺章被捕后，“打埋伏”，留一手，不肯将实情和盘托出，以致功亏一篑，害得他们空喜一场。南京的蒋介石也是美梦难圆，连声骂道：“娘希匹！”
  顾顺章投敌后，并未受到器重。1937年冬，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毙。
  这是一段非常的日子。李克农心里只装着中央，他四处奔忙，顾不上妻子、孩子，也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赵瑛和孩子们紧急撤离原来的住处，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只得流落街头，夜宿菜场，直到一个多月后，风声渐息，李克农才和家人团聚。钱壮飞逃离南京时，为防徐恩曾迁祸于自己的家人，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家人有难，将把徐恩曾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公诸于众，让大家看看“徐主任”的真面目。
  这一着很见效。徐恩曾对钱壮飞的家人始终不敢妄动，钱案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史上扣人魂魄的一页就这样被翻了过去。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机关将被破获；可以预料：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等等将难逃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毛泽东以后曾深有感触地说：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存在了。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风声鹤唳，中共中央机关分批转移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克农、钱壮飞转道进入江西苏区，胡底转道前往鄂豫皖苏区。
  赵瑛和孩子们不便前往，返回芜湖老家，赵瑛从此开始了多年的小学教师的生涯。李克农告别了妻子儿女，也告别了上海———这个没有硝烟而同样是翻滚着火药味的战场。他踏上了远行的征途，心中默念道：上海，再见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1931年的金秋，江西的丛山峻岭层林尽染。一身风尘未洗，李克农来到了共产党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繁重的工作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在苏区的四周，国民党大军围困，红军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在苏区内部，情况同样相当复杂。肃反扩大化日趋严重，不少地区在反对“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滥施刑讯，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有的地方甚至搞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这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把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当作进入中央苏区后的头等大事来抓。
  李克农到达瑞金后，经任弼时分配至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吴德峰），奉省委李富春指示，处理江西省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所谓AB团、托派、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案件。任务完成后，回瑞金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邓发）。
  1932年，李克农奉命调前方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领导建立了一、三、五、七、九五个军团的保卫分局组织工作和红军中的保卫工作。不久，红军保卫局改为红军工作部，李克农遂改任红军工作部部长。
  保卫局先后颁布了组织条例、处理反革命条例、自首自新条例，使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得到不断完善，保卫监察工作逐渐建立起来，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也不断得到扭转。
  这段时间，李克农的工作相当紧张而繁忙。以后曾到陕北采访、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李克农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所致。”李克农，几乎是一部永不停息的机器！
  钱壮飞和胡底也都曾担任过保卫局的干部，他们和李克农一样，都是富有经验的行家里手，而对大多数红军的政治保卫干部和战士来说，这和扛着枪上前线打仗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身体结实的棒小伙子，政治上没得说，个个都对国民党蒋介石充满深仇大恨，一心只想着端起枪上前线，痛痛快快地杀敌人。对情报、保卫工作，他们很不安心，有时还嘲笑搞保卫工作的人是“胆小鬼”，没出息。
  李克农又重操起当年民生中学的旧业，教育、开导周围的工作人员。他和钱壮飞等人现身说法，将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说给大家听：
  当年在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里，有这么一位侦缉队长，穷凶极恶地追捕中共地下党员。李克农和钱壮飞决心设计除奸。首先，两人在上海租了一处房子，安排几名中共地下党员住进去，并在屋里放置些党内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国民党特务早就搜获到手过，已经毫无价值。接着，向侦缉队长先生透出口风，但却劝告他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鲁莽行事。几天后，当他带着大批人马前去抓人时，早已人去屋空，只拣回几片无用的文件。上司知道后，连声大骂其无能，不多久，这位侦缉队长终于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秘密处决。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李克农乘机对大家说：“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战士们读书少、文化低，李克农他们就自编教材，并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怎样警戒布哨？怎样追踪？怎样摆脱钉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样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预测天气？怎样分析地形？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诸如此类。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说得大家频频点头称是。正是有了李克农等人的辛勤工作，才培养和造就了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人生新的起点
  苏区的山路崎岖难行，苏区的阳光却格外灿烂。环境虽异常艰苦，但李克农埋藏已久的文艺天赋却有了用武之地，他常常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好戏连台。
  红军学校俱乐部设有一个文艺俱乐部，赵品三任主任，他和李伯钊、危拱之等文艺活动家，拉上在红军学校工作的伍修权等人，发起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经常为军民举办文艺晚会。
  李克农眼睛不好，人们都戏称他是“只眼先生”。虽已过而立之年，并且身体微胖，可他对这类文艺活动却乐此不疲，像小伙子一样兴味盎然。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李克农与李伯钊同台表演两人自编的话剧《农奴》。李伯钊很会演戏，建国后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她一起登台表演，李克农毫不逊色。他表演生动自然，把苦大仇深的农奴哥哥表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场喝彩。李克农还主演过《秘书长万岁》这部戏，对当时猖狂进攻红军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弄，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高层政局也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李克农的安徽老乡、在顾顺章叛变后曾被李搭救过的王明挑起来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仅两年的27岁青年人———王明，倚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公开发难，一举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其极“左”的一套。顾顺章事件后不久，他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通过他的亲信———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