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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这次来湘，还有件事值得在这里叙述一下。先生有个学生叫刘林武，毕业后在安化文化馆当馆长。林武因病去世多年了，他的女儿刘畅高中毕业了非常想考上海戏剧学院。有天我对刘畅的妈妈说，这件事你可给余老师写个信去问问。她说，余老师是大名人大忙人，他会回信吗？我说试试看吧。于是她便寄去一信。正觉忐忑时，余老师回信了。信中说，你在艰难环境中把小孩培养成热爱艺术的高中生，辛苦了。欢迎你的孩子来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因为秋雨老师要急着出国，便把具体事宜托给了上戏的葛朗副院长。刘畅便参加了考前培训班和专业考试，最后因专业少五分而没能进得上戏门。这件事我深有感慨：秋雨老师是个关心他人的善良人；同时，他又是个坚持办学原则的严师。最后、刘畅考上了北京服装学院，我曾叫她向余老师写个信去告知喜讯的。
  那天余秋雨在岳麓书院讲学，刘畅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来见见余老师。但那天门票十分紧张。我说你先来吧！最后多亏中南工大陈赫教授帮忙搞到了—张票，刘畅进去了。讲演完后，大学生们狂热地拥上去要找余秋雨签字。十几个警察手挽手簇拥着余秋雨向外撤。我们怎么也挤不进去，我急得高喊一声：“余老师，有件重要事要告诉你！”余先生站住，问：“什么事？”我说：“刘林武的孩子来了！”“在哪里？”我连忙扯着刘畅挤了进去。刘畅便把她妈妈写的一封信交给了余老师。余老师说：“向你妈妈问好！”人愈挤愈多，警察赶快簇拥着他走了。
  因为是学恭交代过大家，先生太忙，千万不要主动去打扰先生。但第二天张杰打电话给我：“余老师要你带着刘畅去见他。”我说：“她已回益阳了啊！”于是我打电话寻找，结果说刘畅可能还在长沙同学家中。这到哪儿去找呢？真是可惜了一个好机会啊！第三天，我终于把刘畅找到了，我立即打了手机。响起余老师的声音。余老师说：“明天下午，一点，你带刘畅来送我吧！”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一点，神农酒店。
  我用相机拍下了刘畅和余老师的合影。
  接着我也和先生合了一个影……
  后记
  2003年初，我开始写作这本书。
  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早在1999年就有了。
  那时余秋雨老师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摄制组出发去了南亚和西亚，我正在国内参与制作一百集电视片《中国博物馆》（又名《藏着的中国》），担任总撰稿。在这部繁重
  的电视大片创作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难题，包括历史观、方法论、艺术观等等一系列的冲突与沟通。与此同时，我几乎走遍中国大地，探访了许许多多文明古迹。
  像以往一样，每当我满心收获时，第一个就会想到给余秋雨老师写信，把自己最新、最真实的感受与他交流。正是这样的交流当中，我对余老师今天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生存状态”，有了更贴近、更自觉的感悟，也产生了要写一本关于余秋雨老师的书的想法。
  余秋雨先生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一方面，影响深入全国各地各阶层，享誉全球华语文化界；另一方面，引起少数文化人的激烈反弹。余老师说过这种反弹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一种勇敢突破原有格局、重新面对大地民众、亲自历险世界荒原的新兴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在他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已经开始酝酿建立，作为学生，我想到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至少我们认识余老师。
  书的写作过程很顺利，完全都是自己十几年来对余秋雨先生最真实、最自然的认识和感悟，只是越接近完成，心里越不踏实，怕自己能力有限，让“吾师余秋雨”这个概念还不够完整、全面。最后，我决定大胆向部分与余秋雨老师交往密切的校友和同学征稿，让我们共同来书写我们的老师余秋雨。于是，就又有了书的这后半部分。
  感谢同学们，他们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
  感谢父母在我最忙碌的日子里给予的关爱和支持。
  哈马忻都　2003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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