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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普天下的余门弟子奋发有为光大师门，愿尊师余秋雨先生早日成为一代宗师！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1）
  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概论》课的课堂上认识余秋雨的。
  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是戏剧文学系的讲师。他的第—部书稿还在埋头写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我们“编剧进修班”的个别同学甚至不去听他的课，觉得写剧本实在用不着“艺术概论”的指导。后来，听说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确实讲得精彩，才将信将疑地踏进他的课堂。
  198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戏剧理论史稿》。
  在这部长达666页的书中，余秋雨从戏剧艺术在古希腊诞生写起，随着戏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一代—代，一国一国，历数了人类戏剧发展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名剧和戏剧实践家、理论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和观点，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戏剧理论史作。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部书着眼中国戏剧，从戏剧的因子写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国戏剧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这部书受到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戏剧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他把美学和心理学引入戏剧理论领域的尝试，为我国的戏剧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为许多戏剧界人士的案头必读书。
  次年，他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又在上海问世，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购阅。他们从这本书中明晓了艺术创造的奥秘和原理，获得了根本性的开悟和启蒙。
  四年出了四本书，且都是资料详实、立论严谨的高层次理论著作，所涉及的均为我国文艺界的重大理论课题，获得了从一般读者到权威专家的一致好评。更难得的是这四年中他没有耽误过学院里的一节课和一次会。其间，他还亲自主持了一个进修班的教学，担任着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兼着课。在如此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写出了这样四本有分量的好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楼的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只看到了余秋雨写出的书，我却能看见余秋雨窗前的那盏灯每天都是全楼熄灭得最晚的。”对此，余老师曾经玩笑似的对我说，有好几次他一早赶到学院去上课，家里都随时准备着接他在课堂上晕过去的电话，因为他又写了一个通宵，一点觉也没捞着睡。“可是我一次也没晕过去，老是让家里失望。”听着这不无幽默的话，我差一点没掉下泪来。
  有这样四本书，他便成了当然的、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学院破格把他从讲师提拔为正教授，破格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国务院文化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又破格提拔他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时年他才四十二岁，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院长。
  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谓“功成名就”了。
  1992年，听说他有《文化苦旅》一书出版，我非常高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佛西书屋”一下子买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个小餐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便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我说：“我住的小旅馆太乱，还是我去看你。”他却一再坚持：“没关系，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太远，还是我去看你吧！”最后，我们商定在戏剧学院见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风瑟瑟。晚上八时许，余老师匆匆赶来。
  “对不起，路上堵车，迟到了一会儿。”这使我记起他偶尔因路上堵车而上课迟到时，总是很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问他：“是叫你余老师呢，还是称你余院长？”
  他笑道：“叫什么都行，咱们现在是朋友。至于院长，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点诧异。
  “好不容易才退下来。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好轻松，好愉快。“要不是拖了两年，前年我就退下来了。”
  时年，余秋雨四十六岁，是中国最早退下来的大学院长。
  正在他被选为“模范院长”的时候，正当别人眼中的他“仕途辉煌、前程似锦”的时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没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一种襟怀，一种气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书斋，踏遍青山，探询民族文化底蕴的结晶，他又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笔记》、《中国艺术史》便将和读者见面。我问他：“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要写些什么呢？”他轻松自若地告诉我：“我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创作领域！”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着去上海参加“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机会，给他打了一个“中文传呼”，约他在戏剧学院见面。
  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门在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很快便商定了“到济南去一趟”的计划。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师飞抵济南，下榻在南郊宾馆。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国儒教的“至圣先师”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愿。第三天，他领略了五岳之尊的风光和历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遗迹；第四天又赶到蒲松龄的故居。返回济南后，我们五位“上戏学友”陪他走进了泉城幽静的“五龙潭公园”。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2）
  我们在一个小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要上几杯清茶，买了两包瓜子，开始了轻松愉快的谈话。
  用学友黄玉春的话说：“听余老师讲话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此言并不夸张。在我看来，余老师的口才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文笔，听他谈话与读他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号上午，余秋雨先生应邀来到山东艺术学院。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许多没有座位的同学只好挤站在墙边。余老师讲了三个小时，礼堂里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站了三个小时的同学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最后，全场听众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对他的讲课做出最生动的评价与回报。一位老院长说：“这是我们建院以来最精彩的一个讲座。”
  在上海戏剧学院，每当听他的课时，有些生病请假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放弃休息，带病来上课。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纪律的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也会被他的讲课吸引住，变成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听过余秋雨讲课的，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学术观点，都总是会被他的演讲所吸引，所折服。
  听余秋雨谈话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轻松愉快，滋润清醒。他的情绪和风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习习秋雨从高天之上潇潇地洒落，不温不燥，不冷不火，不强加于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逻辑分析配合着准确生动的例证，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抚琴，于从容潇洒之中蕴含着厚实深邃的功底，形成—个强有力的磁场，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认为，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讲话要比用笔写作多得多．因此，必须有意识地锻炼“发言”的生动、敏捷、准确、深邃。因为，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信口开河或拙于表达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师的最大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为了出书而写作的学者，他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激流，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先锋式、前卫式的学者。
  熟悉余秋雨的人都知道．他经常和青年学生在学生食堂边聊边吃；经常到学生宿舍聊天；经常参加学生们自发举办的文艺活动。许多年轻人很快就会惊异地发现：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竟然比我们还天真活泼，还思想解放，还敢于创新，还现代！
  现代，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过去的时代的否定，是对新的未来时代的创建。对此，余秋雨曾用春夏秋冬一季否定一季进行解释：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不是因为哪一个季节错了才否定它，而是新的季节的到来必须以旧的季节的逝去为前提，在艺术上尤其是如此。用什么来否定过去呢？用新的季节！新的创建！“创建艺术，创建人生，只有不息的创建，才能通达人生的壮丽。”——他在我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他的这句箴言。
  余秋雨对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推动，赢得了无数青年的拥戴，他们从《文化苦旅》中获得了爱国主义的启悟，从《文化的碎片》中意识到用文明战胜愚昧和野蛮的历史责任，鼓动起了奔向未来的风帆，振奋起了创建新的艺术和人生，创建新的社会和时代的青春活力。
  对此，也曾有人指责和嘲笑余秋雨的“激进”，作为他的学生，我曾担心学者气十足的余先生会因此走向安稳、和谐、寂静甚至圆滑。也许有人会讥笑我：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撒谎说我未曾有过这种担心。
  事实否定了我的这种担心，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他没有退缩也不会退缩。他时刻在关注着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在进行着有关文化建没、人格锻铸、民族精神的升华、都市文化的走向、文学艺术的发展等重大社会课题的思索．并以极大的热忱去参与在他看来是具有创建价值的社会活动。他已经把传播现代文明、创建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的重责压在肩头，压在心上，马不停蹄地走着他的“文化苦旅”，走着民族和人类的文化苦旅，这也许就是他的宿命。
  对于种种嘲讽和指责，先生的态度是：对某个具体人本身，他将尽量地宽容，但对于愚昧、野蛮等恶劣丑陋的人格和行为，当然不能妥协。记得余秋雨本人曾在评论一部电影时讲：“任何走向新生活的人，对于那些生活在旧轨道上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寻访的。”
  岂是“不可寻访”。而且也是不可调和的。融合和冲突永远地相互伴随着，余秋雨也不能逃避。
  文明的辉光不会黯淡，通向未来的道路不会阻断。“文化苦旅”的路途尽管崎岖艰难，但它却通往壮丽和辉煌。我想，在余先生旅途跋涉小憩之时，定会从心头涌出几分甜美之乐、豪壮之喜吧！
  我想，中国有余秋雨这样具有文化良知和渊博学识的大学者在，向往和走向现代文明的人们当不会寂寞，前景也是光明的。
  余先生又去云游了。
  我们欢迎你再到济南来！
  十二年后见先生（曾少祥）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上午，我正在长沙街头边走边构思一篇文章。忽然呼机响。接着学恭在手机里对我说：“你必须在十分钟之内赶到九所，一栋二○五号。”我问：“什么急事……是不是余老师来了？”“你来了就知道了。”我一时兴奋，结果被“的士”拉到蓉园。下车便见张杰，他说：“搞错了，不是这儿是九所。”我们两人又赶快“打的”到了九所……只见铁森和学恭坐在那儿，待人一贯诚恳谦和的秋雨老师立地走上来，握住了我们两人的手。
  那天见先生，大家有一个共同感觉：平时的镜头有点失真。眼前的秋雨老师和十二年前的秋雨形象几乎没有区别，只是脸上略略胖了点儿。
  先生万分忙。他是特意躲到长沙来写《秋千架》的电影剧本，行踪被敬业勤事的“经台”同志发觉后，于是他又为岳麓书院的讲学而匆匆准备。所以我珍惜每次见先生的机会，他随便谈吐的一些话语我都细心地记着。
  他谈《还珠格格》。他说，这个戏是以一种平常人的凡俗亲情对皇宫中的严峻冷酷所作的一种化解。他谈最近拍的《海瑞》。他说，海瑞的故事人人都知道，但海瑞为什么要这样为人处事，他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将海瑞行事的真正动机和原因挖掘出来、所以使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题材呈现出—片新鲜光彩。他说《雍正王朝》展现了一种政治逻辑。他说他准备对湘西的土匪史进行研究，从而来写一写草莽文化。他说他过几天就要到香港去，去和日本作家《失乐园》的作者渡边淳一进行对话。他说巴金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