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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有一种最质朴的逻辑判断，知道哪一种行为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哪一种行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一度鼓励“校办工厂”，除了试图补充教育经费外，还想借此分流教师队伍，让一些不适合讲课和研究的教师去工厂。但是一系列事实证明，不合格的教师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厂，一切大事还得由我们自己来作判断。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须由副院长荣广润、孙福良和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过问。人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九家校办工厂的经济效益，除了学院留存外，主要以“奖金”的名义发给全体教师作为津贴。我们学院经济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师每月的津贴是上海同类高校的两倍，是北京同类高校的四倍。这种经济优势，使得所有的教师都不愿离开，这就成了我们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否则，人心涣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动权都不在领导者手里，哪里还谈得上改革？
  十一
  我们学院终于成了全国高教系统中人均收入增长最高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开始着力打造校园环境。
  这对教师而言，是对他们过于局促的私人住所的变相衍伸；对学生而言，是对他们领受艺术气质的环境营造；对我而言，则是对自己美学课程中关于各种审美因素互动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我们上任之时，校园的环境实在有点可怕。
  校园本来不大，好心的各届前任领导企图把学院建成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完备小王国，各个部门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整个空间很快就被临时搭建的房舍撑足了，一片拥塞，满目无序。
  最为壮观的是各色各样的仓库：这儿是课桌椅仓库，那儿是金属仓库，转弯是玻璃仓库，背后是砖瓦仓库，正在修理的是电器仓库，刚在建造的是工具仓库，而且每个仓库都在扩充，例如课桌椅仓库分成了新库和旧库两座，新库储藏没用过的课桌椅，旧库储藏有待修理的残损课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来求情，希望自己的仓库扩充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别的仓库。这种景象，让我想到现代物理学中“熵”的概念。满足一切无序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制造更大的无序，直至涨死、乱死、缠死。
  看上去最混乱的问题，其实最容易用干脆的方法解决。我在察看过全部仓库后找来总务处长谈了一次，便与两位副院长商议后作出决定：立即拆除在校园内搭建的八大仓库和它们所属的十几个小仓库，一个不留。
  我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说：“离学院后门几百米处就有金属商店、玻璃商店和电器商店，我们随时可以去购买，为什么要自立仓库？新的课桌椅，立即换到课堂里去，坏的课桌椅能修则修，不能修的立即当作废旧木料处理掉，藏在那里干什么？”
  我还规定，八个大仓库和十几个小仓库拆除后，全部人员回到总务处竞争上岗，仓库原址全部改建成草地和花坛。我说：“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师能把十七世纪的英国园林、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庄园打扮得美不胜收，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教学环境打理得更美一点呢？”
  我能听到（8）
  那天，校园里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庞大建筑物的拆卸声，拆卸现场尘浪滚滚，盖脸呛鼻，但师生们并不躲避，只用手指遮着鼻孔声声欢呼。
  一个月后，草坪、树丛、花圃出现了。
  三个月后，雕塑、石径、庭廊出现了。
  半年之后，我敢于请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吴静吉先生、王润华先生远渡重洋来玩玩了。
  十二
  到这时，上至国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学院内的各部门，都一致认为我具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行政能力，主要来自于“直接法”，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不为任何理由转弯抹角，或拖延厮磨。
  这种方法最能袒露行为的目的和本质，难以被无聊程序和复杂关系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让自己的内心被大家所透视。我认为，官员的亲民举动，有多种表现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个行为被民众的直接理解、透彻感受。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也由此产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坚持每次院长办公会议都定时、公开，阻止任何人在会上长时间争执，大家主要是听我和副院长布置任务，然后是各系各处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解释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决定下一次完成的时间。决不允许出现各部门争经费、争名额的情景。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行政方式比较“霸道”，但因处处直接、充分有效，大家全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成功气氛中，人人精神焕发。即便是我对他们说了几句重话，他们也会像前线领命的将士，决不顶嘴，坚决执行，转身之时毫无愠怏之色。
  本来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急不可待的起点性问题，不存在太多讨论的余地。试想，如果我为了博取“民主”的美誉在要不要拆仓库的问题上把八大仓库和下属十几个仓库的管理人员全都找来开会讨论，结果将会如何？我想所有的仓库大约到今天还巍然屹立，一个也拆不了。
  我对这样的问题只作一种选择：一言既下，梁坍柱倾，灰飞烟灭。
  十三
  这种选择，也与爸爸有关。
  爸爸一生谨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谁提出批评，明知不对，也不予辩正，只谦虚接受。结果怎么样呢？那样的批评者越宠越娇，变本加厉，直到灾难一来，把你彻底打倒。
  当谦虚和宽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们也就成了鼓励诬陷和伤害的“恶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现在连爸爸也早已明白，在远不健全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模式中，那些永远滔滔不绝又不断变更立场的激昂言辞，永远也不能当真，不管它们是不是打出了旗帜、戴上了袖章，或占据了传媒、装潢成了学问。如果有谁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无处下脚。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众间的闲言碎语，虽然没有那么讨厌，却也不能多听。社会封闭已久，缺少思维资源，一切都积习难改、坐井观天，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意见？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经历：文革十年，“群众专政”，那么低层的单位，那么熟悉的人群，却从来没听到一个人提出，应该释放我爸爸。
  既然如此，还多听作甚？
  爸爸的这个人生教训，换来了我的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因此也换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精彩岁月。
  十四
  这次又受到表扬了。国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说，我们学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属高校中已遥遥领先，希望我能总结“治校经验”，以便推广。
  我说：“我的经验很难推广，因为容易产生误读。”
  副部长说：“不至于吧？说说看！”
  “我的经验是：苦难产生蔑视，蔑视产生强硬，强硬产生高效，高效产生轻松。”
  副部长听了这四个句子果然开始沉吟，终于说：“别的都好，就是‘蔑视’有点不妥吧？”
  我说：“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的历史教训，在于宠坏了本该蔑视的一切。”
  我所要蔑视的，并不是上海戏剧学院里哪几个具体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单位的一种全社会的构成。一种悠久的历史沉淀，一种顽固的思维惯性，因此我所说的四个句子，也是一种泛化了的历史哲理。
  后来我在美国一位传媒巨匠的书中读到一句话，不禁哑然失笑，觉得遇到了异邦知音。那句话是：“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不放在眼里，就是蔑视。
  想来想去，除了蔑视，我们别无选择。
  美国传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没有蔑视，就没有伟大。
  文革十年的教训也很明白：当我们停止蔑视，那么，世上正常的一切都会被蔑视，包括伟大在内。
  记得戏剧文学系的徐闻莺老师听了我的这类表述后曾为我担心，说：“如果形势有变，当社会上那些被你蔑视的一切联合起来对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那我仍然将用蔑视，来证明他们即便联合起来也真该被蔑视。”
  “如果他们采取了更恶劣的手段呢？”她问。
  我说：“那就让他们知道，中国还剩下一些男子汉。”
  其实在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这么悲壮。恰恰相反，似乎到处都是胜利的信号。一个院长的骄傲和蔑视直接影响了整个校园的集体人格。大家都不难回忆起，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上下下是多么骄傲啊，即便不能说没有蚊叮鼠咬，但它们哪里敢发出一点咬嚼之声？
  我能听到（9）
  有时我想，如果时间倒转，把现在报刊间那些蝇营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个年代，不必说别的地方，只说在我们小小的校园里，换来的也只能是一阵哄笑：哈——哈——！
  那真是伟大的年月，高贵的蔑视。
  一位英国学人说：“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伟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后，伟大的特征是傲
  而不高。”（兰多：《想象的对话》）
  我们不是高大的伟人，但我们有资格骄傲。历史留给我们的权利并不太多，但灾难毕竟教会了我们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如果你们读到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几声昔日校园里的那种笑声。那是我播种的，我能听到。
  后记
  其他
  我的老师余秋雨（王超）（1）
  1984年5月，我正在山东艺术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业招收干部专修班的消息，希望进一步深造的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赶赴上海参加考试。然而到上海后，却得到消息说导演专业要在次年的春节后才能开学，比一般正常的开学时间整整晚一个学期，更糟糕的是，我还听说导演班要优先录取来自剧团的考生，而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文化馆，自然不是这个班的最佳人选。尽管此消息未经官方证实，但这仍然让我备感沮丧！然而就在此时，无意中我又听说上戏还招收一个叫做戏剧理论的专业，连忙找
  来招生简章一看，果然有。于是便想如果关于导演专修班的消息属实，我不妨报考这个专业试试。尽管此前我几乎没读过多少戏剧理论方面的专业书籍。
  临阵磨枪，我顺手找了一本《戏剧理论史稿》的书来看，一下就被这本书吸引了。这虽然是一本装帧并不精美的理论著作，但在书中徜徉，却让人既能领略散文的优美，又能体味相当的理论厚度。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而又如此吸引我的理论书籍。于是，连忙翻回首页一看，一下便记住了那个当时还有些陌生的名字——余秋雨。与此同时，我又得知理论班的带班老师，就是这位余老师。于是，冲着这本书，冲着这个名字，冲着这位从未谋过面的教书先生，我几乎没做多少考虑，马上决定改考戏剧理论专业。
  经过一番近乎于玩命似的复习和考试，这年八月，我以专业第十三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理论专业录取，成为余秋雨先生的学生。
  然而就在我怀着莫大的喜悦踏进上戏这个全国戏剧学子倾慕的艺术殿堂后仅仅3天，命运就跟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学校对新生身体复查中，我被发现“转氨酶”偏高，按上海甲肝流行不久后的小心推测，“转胺酶”如果继续升高下去，将有肝炎的嫌疑。然而我知道自己绝对没肝病，“转胺酶”偏高可能与来学院之前，自己做导演拍摄了一部电视剧、过于疲惫有关。可是无论我怎样申辩，我还是被做事认真的院医务室，按肝炎疑似病人隔离了。那段时间，我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不能去上课，不能和任何人来往，去餐厅吃饭要坐营养专席……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神似的远远躲着你，没有人跟你说话，没人与你交往。有的同学进你的房子，还要用卫生纸垫着门把手开门……那真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现在想来，心头仍然止不住阵阵打颤。其实对于肝炎，我并不恐怖，我真正恐怖的是确定肝炎后的结果——退回原籍。我16岁下乡，18岁进厂，19岁参军，后来复员时因为喜欢文学并小有成果被分配到县文化馆。而为了求学深造，我撇下妻儿，卖了家里最值钱的电视机，来到从未到过的大上海，而此时要是真被退回去，我将用什么样的理由，告知对我一腔热望的江东父老？那段日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