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房产科长，我问完要问的事情，他又告诉我明天法院开庭，有关我们学院与外单位的两起房产纠纷，一起是被告，一起是原告，我是法人代表，因此法院门口的开庭布告上我的名字已经出现了两次。我匆匆问了案情，又问了所请律师的名字，希望争取胜诉。
  说完回家，在门口就听到电话铃声。赶紧开门，一听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要求立即赶到康平路开会，朱镕基市长要找几位高校校长谈话。司机在隔壁一幢楼的底楼，我去敲门，然后发动汽车。朱市长今天主要了解大学生的伙食管理问题，谈完，又留下我询问上海戏剧学院有没有可能搬迁到浦东，因为浦东开发中还缺少一个响亮的文化项目。我说我们学院还受到北京国家文化部的管辖，估计他们不会同意。后来朱市长每次开会发现我不在，总会自己解释一句：“哦，他是直属北京的。”
  从康平路回来，九点半。我正在翻阅学院内几家校办工厂的经营报表，电话又响了，拿起来一听，声音很轻，是我楼上的一位教师到四楼一个企业家家里借电话打来的，他说：“院长，你说话轻一点，现在你的门口有三个女学生睡在地上，准备睡通宵，让你明天早上开门一见受感动。”
  “她们有什么事要让我感动？”我问。
  “我已经问过了。她们中的一个，就是去年被你开除的，今年想重新报考，表演系不接受，只好直接找院长了。其他两个，是陪她来的。我劝她们回去，劝不走。”那位教师说。
  我一听就笑了，心想这真是喜欢采取极端行动的一代。打人极端，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忏悔，来表达对专业的虔诚，仍是极端。我准备立即开门劝她们回去，有事到办公室再谈，但人家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我总得表示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啊。
  一想意见，我的思绪就更加明确了。任何处分都有时限，去年我们规定开除的决定不进档案，就是要免除一种没有时限的惩罚。表演系的领导去年不同意开除，今年又不同意复招，都是沿袭了以往的思路，我们应该把这种思路扭转过来。
  想清楚了，正准备开门找她们谈谈，不好，马桶又泛滥了，而且势头很大。我连忙开门，拉起那三个睡在门口的学生，请她们帮我抢险，再去呼唤精熟此道的两位邻居。三个学生一见险情身手矫健，一边通堵，一边舀水，一边搬书，闹腾了一个小时左右，大致解决了问题。我对她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告诉她们，重新报考的问题我明天就会与表演系和教务处一起研究。
  她们高兴地离开之后，我又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位老教师。他说，他家窗口的晾衣架已经松动，通知过总务处来修理却一直没来，“我人轻言微，只能麻烦你院长亲自给他们打个招呼。台风季节即将来临，晾衣架一旦脱落砸在人家头上可不是闹着玩的，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啊！”他用诚恳的语调说得非常宏观。
  “是的，人命关天。我明天一定告诉总务处。”我说着把他送走。
  八
  这时，已是半夜十一时。我想明天上午事情一大堆，该睡了，但居然，又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这次是一位年长的干部，我刚开门他就迅速把身子闪了进来，而且回身把门关紧了，这使我觉得非常怪异。他抱歉地说：“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但我看到你窗子还亮着灯，刚才又送走一个人，所以就来抽你一点空。因为事情紧急，事情实在有点紧急。”
  说了半天才明白，原来他家住在底楼，有一个小院，隔壁住了学院后勤部门的一个工人，也有个小院。这几天，那个工人天天晚上在院子里挖洞，一直挖到深更半夜，现在还在挖，影响他睡眠。这道理很明白，但这样的事情显然不必直接来找院长；他感到紧迫的是，那家挖洞干什么？“日本人并没有进村，肯定不是为了打地道战。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个案件的报道，一个罪犯用挖地道的方式抢了银行和金库，因此我们也必须提高警惕。”
  大家在斗争的年月生活久了，总能在别人身上发现大量疑点。前两天一位女士向我报案，说她去华东医院看病时看到她以前的一个对头与医生神秘地点了点头，这个医生开的药她吃了以后发觉浑身不舒服，因此她怀疑有诈，要求验方。医院以为她投诉的理由不充分，没接受，她要求学院出面与医院联系。怎么办呢？只能联系，验方，当然无毒。
  我能听到（6）
  今天的事，照理确实应该交付保卫科处理，但我凭直觉和好奇亲自敲开了挖洞人家的门，浑身汗水泥巴的工人见院长半夜来到他们家吃惊不小，立即推断是自己的施工声骚扰了四邻，连声检讨。
  我到他院子里看了看，问：“有自来水，为什么还要挖井？”
  工人憨厚地笑了，说：“我是在自制空调。用井下的凉气，家里气温能降下八度，省钱，又环保。”
  他结结巴巴地给我讲这种自制空调的技术原理，但显然不会表达，很难听得明白。有一点倒是明白的：这是一位爱动脑筋的工人。我关照他夜间不要影响别人，然后与他握手告别，回家。
  可以听到哪家老式挂钟的敲打声，十二点。
  我回到自家门口深深吐了口气，摸钥匙开门。一摸，糟了，刚才那位干部神秘地多踅进踅出，使我没把钥匙带出来！
  惟一的办法，是从前面攀上二楼的阳台，砸碎一块靠近门把手的窗，把阳台门打开。我下楼绕到前面细细查看了一番，发觉可以先爬上一个脚踏车的车棚顶，再跨上楼下宋光祖先生的院墙，最后翻上我家阳台。凭我的身手，做这一切并不难，但我又担心爬到一半惊扰了谁，然后在阵阵喝问声中被抓下来。披衣而起的邻居们发现是我一定会万分诧异，我在尴尬的姿态下所做出的尴尬解释必然让他们更加尴尬。
  如果不是这样，我悄没声儿地完成了全部过程，没有被任何人发觉，那我又会觉得有点恐怖，因为这证明我日常的居住安全毫无保证。稍稍身手矫健一点的人都能快速地登堂入室，这倒是怎么回事？
  想来想去，为了避免吓着了别人或吓着了自己，必须找一个人来“见证”这个爬墙行动。最合适的人选是住在前一栋楼里的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深夜敲门虽不妥当，但毕竟是院长叫院长办公室主任“办公”，勉强还能属于“本职工作”范围。
  睡眼惺忪的葛朗一见是我立即清醒，我把他拉到爬墙现场让他做个见证。葛朗坚决阻止我爬，说如果真要爬那一定是他的事。我说，他身体比我更胖、更高、更重，爬起来一定没我轻捷。他说，身为院长办公室主任竟然眼看着院长亲自去爬墙，一定是最严重的失职，天理不容。说着他已经爬了起来。
  可怜这位戴眼睛的哲学教师在半夜时分猫着腰做起了近似窃贼的动作，我看他终于爬上了我家的阳台，又在阳台一角找了一块砖，闷声一砸，窗破了，倒也没有闹出太刺耳的响声。他从破洞里伸进手去，扭开门把，进去，把正门打开。我已快步奔到正门口，对他深表感谢。他搓了搓手，掸了掸衣，说明天会派人把窗玻璃配上，就走了。
  我关上门，本想洗洗就睡，却坐在房间中央发起呆来。
  九
  这房子，是家，只有我一个人，我却当了一个很大的家。在这最小的家和最大的家之间，我似乎遗忘了另一个家，爸爸、妈妈的家。
  刚才在盘算要不要爬墙的时候，我倒是想过另一个方案，不爬了，回到爸爸、妈妈家去，那是我遇到麻烦时躲身的最后港湾。但是，这个想法立即就否定了。从龙华回海防路，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可以坐104路，到新闸路下车后再步行三站地。104路倒是通宵有车，但午夜过后要隔很长时间才能开出一辆，我如果等到，搭上，到新闸路再步行，赶到爸爸、妈妈家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爸爸、妈妈家里没有空余的床位，我这样一去一定会把两位老人家骚扰得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我爸爸当了十年“打倒对象”，人家还以为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员，其实最多也只是科级罢了，比我现在取得的级别低得太多。但是这次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原来在他心目中简直是山高水远的“领导干部”职位落到他儿子身上之后，还需要他花费多大的精力。
  首先是分到龙华的住房后需要最简单的装修，例如需要在毛坯墙上糊一层纸，需要在水泥地上涂一层漆。当时整个上海还找不到装修公司，一切必须自己动手。糊墙和漆地的事，由我、爸爸和小弟弟完成。当时，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他用废报纸做成尖帽戴在头顶站上凳子去糊墙的一刹那，不知是不是想到了二十年前同样戴着尖尖的纸帽站在凳子上挨斗的情景？
  装修完了是搬家。我书多，请几个朋友一起捆扎了几天，又向学校借了一辆大卡车，来回搬运。爸爸和几个弟弟全在车上，这边传上去，那边传下来。爸爸仔细，不时点数查看，以防遗漏。当最后一车书运走后，万航渡路140弄5号的旧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收拾厨具。看到几个碗沾满灰尘，想拿到自来水龙头那里洗一洗，谁知刚才搬书搬得太乏力了，一个碗没抓住撞碎在自来水龙头上，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立即在右手掌上割开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整个水池顷刻一片红色。
  我立即抓过一条毛巾，用左手捂住伤口，去找医院。最近的医院是华山医院，但没有公共汽车能够抵达，而当时的上海很难叫到出租汽车，惟一的办法是自己走去。应该奔跑，但我这个人受父母影响，从小怕惊扰别人，只以比普通行走快一点的步伐捂着手行走。到静安寺附近遇见我们学院吴瑾瑜先生的夫人，吴夫人见我这个样子关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轻描淡写地说割伤了手，去医院包扎，她问要不要陪我去，我说不必，她关照我几句与我告别，但低头看见一路上都是我留下的血滴，立即又转身跟了上来。吴夫人陪我走了好一段，直到在乌鲁木齐路口遇到了学院医务室一位叫卜羊根的先生，交代好才离开。卜羊根把我直送到医院急诊室，不停地恳求医生：“我们这位老师是写文章的，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
  我能听到（7）
  我知道事情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只是我的流血量把卜羊根吓坏了。结果，右手掌缝了八针，留下了终身性的伤疤。缝完针的一段时间，我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住回海防路爸爸、妈妈家，由两位老人家照顾我。
  爸爸、妈妈从这件事，警觉到我在日常家务上的狼狈，过几天总要来我的宿舍，替我买米买菜。我们宿舍虽叫龙华宿舍，离龙华小镇还有不短的距离，因此爸爸、妈妈扛着买来的
  东西要走好一会儿。妈妈总是考虑到爸爸有糖尿病，让他提较轻的菜蓝，而她自己在肩上驮着米口袋。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妈妈下厨，等我回家。
  十
  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但是，又依稀出现了某种改善的信号。
  当时还无法设想，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总以为，只有集体改变了，个人才能改变。
  为了提高全院教师的待遇，让他们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工作，我们把不少精力花费在“校办工厂”上。
  校办工厂，这是政府鉴于教育经费奇缺而倡导的一个补救措施，倡导的方式是免税。可惜当时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不知道“免税”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心底里还瞧不起任何经济行为，只是一味等待着北京拨款。
  我和我的同事们倒是听懂了，我们虽然不会办厂，但是相信这种“免税”的政策能吸引不少会办厂的合作者。我自从上任以后就发现，国家拨给我们的办学经费只能勉强发放教师和职工的薪金，其他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怎么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的改革计划呢？因此必须在“校办工厂”上下点功夫。
  我们学院的“校办工厂”最多时发展到九家。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试管厂。原来全国各中学的化学课都需要有实验试管，每个学校需要量很小，品种却很多，没有一家玻璃厂愿意承接这样麻烦的小活儿。然而，如果把全国各中学的需要集中起来，再把各种试管进行分类归并，找相应的玻璃厂，厂方就非常乐于接受了，它们本来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订货。因此，我们学院的玻璃试管厂其实是一个中介公司，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迫切需要。
  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