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说起话来却好像昨天还在一块儿聊过天，真好。
  有时会被人追着要我联系余秋雨，索要余秋雨的地址，我一着急就直不咙冬对对方说，我和余老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碰到一起坐下来聊天，一年也难得有两回，通常都是各自活跃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城市，但心里总是不会淡忘了对方，说的话做的事总是有“一伙儿的”感觉。
  有次一位制片人哭着喊着要找余秋雨，一天几个电话都快要把我逼疯了。可我根本不愿再去打搅余老师。情面与耐心到了快撑不住时，突然就接到了余老师的电话，简直就像是“送上门”来了。我一听他声音就哇哇乱喊，一个劲在电话里念叨：“恐怖恐怖太恐怖了，怎么会这么巧。”他听清原委，自己也笑，说他其实没什么事，只是很久没联系，新年要来了，跟几个朋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这些年，因为找余秋雨，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回我还挺当回事地问他，找他的人那么多，总不会每一件都像我认定的那样是“不好的事”“麻烦的事”，可我要是把“好事”也给他回绝掉了，总不好，是不是该让那些人都去找金克林。他轻描淡写一笑，一点不觉得有那么严重。他有自己的原则，好与不好，只是要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不与一些无聊的群体与事情有染，要的只是特立独行，不愿有事没事在文坛上成群结队地晃悠。事实上，在那种汇聚了各种文人墨客的聚会与活动中，不可能会有余秋雨的身影，他宁愿去为一所希望小学题字、讲课，也不让自己陷入危险而无为的扎堆文人当中，他说过那是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极力要摆脱的，不可能再回头。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3）
  过去我对他频频出现在“普通人”视线中的行为不太理解，交谈过几次后我体悟到他是对的，并且和自己的某些原则也是一致的。是因为他的行动和写作背离了通常的那个文人小圈子，所以他才由其中独立出来，才被许多的“普通人”看得见。我现在反倒尤其敬佩他这一点。
  他和我一样，也不用手机的。找他实在急了，就把电话打到马兰的手机上。
  不知道马兰是比我小一点还是大一点，感觉上她要比我成熟不少，比如通电话，我每次都很不够意思，总是直奔主题，开口就说马兰吗我是马小娟我想找余老师。都不知道问声好。她不是的，每次接到电话都很关心，说马小娟啊好久没有你消息，最近好吗，在干什么。很周到，热情。放下电话我会骂自己，怎么能这样，找余老师是真的，但这样直接太不够意思也不礼貌，总要过渡一下才好。也不知马兰怎么想我。下次一定表现好一点。但下次再通电话，又是老样子，刚想要“欲盖弥彰”绕一下，就要磕巴。马兰总是善解人意，会主动问我找余老师吧。我立刻松口气，说是。
  最早还是余老师告诉我马兰的手机号的。
  第一次打马兰手机在他们的《秋千架》来北京演出时，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余老师要戏票，他让我确定最后要几张，在五点前给马兰手机回电话。结果我纠了一帮余秋雨和马兰的崇拜者，最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打马兰手机，总打到一个陌生男人那里，第一次听说要找马兰，那边还挺兴奋：“马兰？唱黄梅戏的那个马兰吗？”第二次打过去，那边还在笑，说真遗憾你又打错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边开始显出不耐烦。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齿一下一下按那几个数字，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气。怎么搞的，这明明是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号，怎么能有错。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错肯定出在我这里。我领着一帮人在街上像没头的苍蝇一阵乱转，最后才想起来直接冲到长安剧场。终于一进了前厅，就看到被人群包围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腾这才宣告结束。余老师告诉我票都替我留着呢。
  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马兰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么搞的这个马小娟，说好要回电话的，连点儿音讯都没了。最后没办法，只好估摸着留了几张票。更可气的，原来一向没什么数字概念的我，把马兰手机号里的“6”和“9”给记反了。
  有时会突然接到余老师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于是想，哦，他现在在深圳。马上想到他居住的那一片环境，开阔的草地，一些热带雨林才有的植物，真好。也许有一天他又会在北京为自己购置一个写作的空间，他说过那必须要傍水而居，他缺不了水的。
  1999年；边看边写（1）
  1999年的8月28日，余秋雨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结作点评，被到处找他的香港凤凰卫视发现了下落，台长王纪言直接找到他，请他做“千禧之旅”的特邀嘉宾。因此，在千年之交的最后四个月里，余秋雨与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一路对中东到南亚十几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进行了考察。许多人通过凤凰卫视见到他们的风采，更多的人后来读到了余秋雨此行的笔记《千年一叹》。他自己说，那部笔记“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递出去
  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他还说“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那时，我正在《中国博物馆》剧组里上下折腾，每天和川流不息的分撰稿、编导、各路专家等等人交流，“磨合”（一个令我厌烦得要吐的词）。
  一方面，我们的总体构想和先期出来的几集创作细纲，那么快就得到了深圳文化界的肯定和支持，让我由衷地感受到深圳人民的年轻和拥有希望；
  另一方面，在北京，怀疑，消解，争吵，一直不断，历史观、艺术观的不一致险些要引得人面不和了。
  一方是深陷其中的、纠缠于考证的细枝末节；一方是坚守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段、非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述历史的发言。一方是骸骨的陈列，史料言之凿凿；一方是贴近了打量，从不肯妄下结论。结果就是无休无止地开会。
  当我一听到余秋雨的出行，立刻用我的语言表示了对他的最高赞赏和欢呼。我说他妈的，我敢肯定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文人敢走这一趟，离开了书斋，离开了史料，离开了已有的实证，只带着一双自己的眼睛，一张自己的嘴巴，很多人会根本放不出一个屁来。
  这是真的，我对几个月后“千禧之旅”归来的余秋雨说，哎呀我现在太能理解为什么有人那么不喜欢你了，因为你把整个的书斋都给颠覆了，把中国文人习惯和固守的生存模式给颠覆了。我现在太能真切体会那种恼火和自卫了。
  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余秋雨的姿势——行走当中》。
  那时余秋雨在亚洲腹地走，我在中国的版图里面走。总是背着一只行囊，走在城市和乡间的那些路途中。后来的统计说，100个博物馆的摄制，意味着我们完成了行程37万多公里的外景拍摄，2060分钟的电视长度。空间与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
  100个博物馆，作为总撰稿之一的我有幸跑了62个。
  最好玩的是，许多地方也都曾是我的老师余秋雨走过的地方，是他对那里的人文、历史留下过感悟与思考的地方。而我这个学生，简直就是在循着他的足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追随而来。
  更好玩的，许多被他文章写到过的地方，当地都会把他文章里的话当作重要资料、语录，大大地向外来者介绍和宣传自己，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这总让我感动和动情，我们见惯了各类官员在中国大地留下的深深浅浅的题字与行迹，那是常常要被当地拿来作为自炫的资本的，而余秋雨，一位步出书斋独自游历于中国大地的学者、文人，以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赢得了如此推崇，让任何一个进入过他视野的地区对他感念不尽，也让我这个学生忍不住要发些感慨。
  我去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博物馆的资料汇编里，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放在首篇，当地政协主席书写的前言里说，“感谢秋雨先生和我们的广大作者，以其优美深邃而又精湛坚实的文笔，打开了一条连接昨天的时空隧道，将已逝去的岁月风云豁然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在平遥，当地人恨不能把余秋雨当作再生父母，博物馆里处处抄录着余秋雨《抱愧山西》里的段落。就如他自己也在《千年一叹》里说的，“当地的各种人士，从官员到一般市民，见面总感谢我的那篇文章对晋中旅游事业的推动”，他更真诚地说，“其实真正要道声感谢的是我，感谢这块土地为我提供了考察的机会、写作的契机”；
  到丽江，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馆长说，余秋雨是我朋友；
  去敦煌，有《道士塔》，有《莫高窟》，有《沙原隐泉》；
  去四川，有《都江堰》，有《三峡》；
  去湘赣，有《洞庭一角》《庐山》《青云谱随想》；
  去江浙，更是有《白发苏州》《江南小镇》《风雨天一阁》《夜航船》《吴江船》；
  最好玩去他的家乡浙江，去余姚，那里有南宋官窑博物馆，有天一阁藏书楼，有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我一直在傻乎乎给同座念《上林湖》，完全顾不得边上人怪异的目光；
  搞西安碑林博物馆，找不到感觉，偏偏又有一篇洋洋洒洒的《笔墨祭》可以拿来读；
  甚至去香港澳门，写台湾那集，搞到的资料也还是少不了余秋雨的文章。
  以至于我这个学生走到任何一处地方，都会发出一阵骄傲，既骄傲自己的老师来过，也骄傲自己的终于到达。那些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众多充满人文特质的点点滴滴，余秋雨用自己的足迹一处一处地访问过来，而他的思考与写作，又像是一条串连珍珠的长线，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穿在了一起。我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是他用个人的行动、个人的才情，在独自整理、整合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走向与希望所在。
  1999年；边看边写（2）
  所有那些已经出版了的为无数的人阅读着的书籍、语言，还有那些未及整理的思考与线索，它们在未来的时段可能会被酝酿得愈发醇厚、愈发馥郁，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他余秋雨独自拥有的，是一笔属于他自己的研究与创作财富。
  我好生羡慕，还有些些的嫉妒。
  他自己谦虚地在《千年一叹》中表示：“像平遥这样一直公开向我表示感谢，而其实应该反过来接受我感谢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一路上就遇到好几个。车队的伙伴们对于我与那么多遥远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深感奇怪。我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入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
  这些事让我很感动，一个文人、学者，写文章写到这种程度，只能说明他所关注和领悟到的，也是现实生活中大众所关心的文化盲点与空缺，他的出走与远离，也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一个转过身去的动作，而是一次成功的深入，一次与大地、与民众发生亲密接触的实践。民众与人群对他的欢迎，就已经是对他的最大肯定，别的那些“文人”间的争吵，在这些面前也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偶尔在外地宾馆的凤凰卫视中见到余秋雨他们的行踪，正是在异地奔波了一天坐下来整理心得的时候，听一听余老师对异域文明的发现与感受，是交流，也是启发。
  那些图像，那些话语，一晃而过，断断续续。
  他在后来的《千年一叹》里说自己，“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1）
  那段时间，从行动的方式，到对历史对人文的思考与情绪投入，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追随和摹仿。
  过去听他课看他文章，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