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跟余老师谈到过我父亲，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当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写的舞台剧就被拍成了电影，一生创作了数十台所谓优秀剧目，他写的戏，直到现在还有人会唱，让我这个女儿也不知跟着风光了多少回。但他非常清醒，也非常勇敢，对自己的过去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狗屁”。八十年代有人要给他出集子，他说他写的东西一个也没有保留，全部毁掉了，他已经为自己作了总结，不需要再出什么集子来总结了。
  余老师听了，对我老爸大加赞赏，说中国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太少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在我看来也没能成功地转型得过来，即便他早在理论上、思想上认清了“文革”时期所谓创作的实质，即便他在形式上把青、壮年时期的所有作品毁于一炬，但是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看得清别的同辈们的“垂死”挣扎，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好、最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被埋葬在了那样一段莫名其妙的、谁也摆脱不了的历史中了。
  很多他的同时代人还在不甘地坚持“创作”，屁股后面拖着一根别人都看得见只有他自己看不见的“尾巴”，一根总也脱不了旧时代印记的“尾巴”。
  我总爱对人说，还是我老爸好，我老爸不写东西了，不在外面丢人现眼了。我老爸现在除了给儿子写信，已不再拿笔。我老爸总在看金庸，看完全套再从第一部开始看，只剩下金庸能帮他打发余下的时光。
  余老师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如果中国更多些你父亲这样的人，就有希望了。
  是啊，这样的父亲如果不是养育了我们这几个儿女，不也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吗？这样的事儿你跟谁说去？
  余秋雨也跟我说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文革”时被造反派弄去坐牢，在牢里得了肝炎和糖尿病。这是两种相互抵触的病，一个是要吃、要营养的病，一个是少吃、只吃粗食的病，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病并存于一个身体里，他父亲被折磨得很苦。现在好了，医院和药成了他父亲的精神寄托，就像一个饿惯了的人，见吃的就要吃，他说他父亲饿怕了，病怕了，以至于养成了“医院依赖症”，八十多岁的人把医院当作了他的第二个家，每天有事没事要到医院走一趟，不去就像缺了什么，有病没病都要求吃点药，没有药在手边上就没有安全感……
  遭遇“余秋雨现象”（3）
  我们都嘻嘻哈哈谈论这些事，当好玩，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但冷静下来想，真的是很气愤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亲人本来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
  还说转型，要在一种多少年下来的定势中突然扭转，必须得具有实施强有力行动的能力。而那个早年被我们几个研究生称作“秋雨兄”的人，已经成功地转型了两次，并且两次都是先于群体，先于大势，无怪乎他是我们眼里的强者了。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1）
  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深圳宣传部的官员，夹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到了北京。
  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博物馆中，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被选中，10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将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完成。深圳人要在世纪末“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野心，开始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了。
  接头地点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深圳官员打开策划书，很现代很精致的内页里，图文并茂，铺陈的是各种文化人递交上来的关于片子的总体构想，一页页翻过去——我们伟大，我们辉煌，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将在21世纪迈向人类新纪元……
  对，这些都没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说，并且我们也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而现在是20世纪最后的时刻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也难逢的发言机会，我们能不能有点全新的视角，有点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员指着策划书，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这话就够了。我也就干脆把他的东西往边上一推，省得装模作样琢磨那些大同小异的句子。我说我们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方案。
  摄制组总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总是处在不停的沟通，争吵，再沟通当中。偏偏我做人做事的风格，向来不喜欢与人争论。本来嘛，大家都是成熟的个体，有自己的思维体系，谁会为谁的观念或者想法放弃自己的呢？很多时候身为总撰稿之一的我很沉闷，说不出话来。有那么一两次我还别扭得躲在背地里双眼潮湿。那些请来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博物馆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历史背景和史料出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并且在资历和年龄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我非常尊重他们，但多些时候我并不懂得如何去与他们沟通和相处，我顽固地坚持要用自己的目光去看那些文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那些历史，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怎么喜欢我。
  我那时非常想念余秋雨老师，完全像个宠坏的学生，没有人来褒庇我的理念和方式，心里便老大的不乐意，郁闷得很，情急之下就会得对着深圳官员喊，余秋雨肯定喜欢我们这样说。
  不久我们就飞去了深圳，在飞机上遇到“延机赔款”事件，乐滋滋捡了1000多块钱，落地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一头扎进离余秋雨家最近的宾馆，我笑称自己这是来“偷”思想来的。我给他打电话，说误机了才到。他二话没有，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们，他马上就到宾馆来。
  见到余老师，我煞有介事交给他一个艺术顾问大红聘书，他接过去就开始笑。我们还给他捎去两纸箱的北京大桃子。他更乐了，说马兰不在家，我一个人哪里吃得了，这可是“顾问桃”呀。
  这是上戏毕业后第一次见余老师，师徒二人免不了互相吹捧一通，他说你还那么漂亮，我说你还那么年轻。我们一起去他家，我想起北京的规矩，以为电梯工早该下班了，该不会让他爬楼吧？他在前面快步引路，一边笑我，说他居住的楼里电梯24小时开放，没有电梯工，说这样很好，像上海那样多可怕，进进出出都有一个电梯工守着，看着。有的还把电梯当家了，小空间里应有尽有，真是很可怕的。
  到他家一开门，看见地上的木地板跟我家一模一样，我忘乎所以惊讶起来。他急忙提醒我，不要喊不要喊，现在是凌晨了。
  我发现他家收拾得非常干净，并且一切井然有序的样子。电视机边上的相框框里，是一张马兰的照片。我那时还没见过生活中真实的马兰，凑过去看。余老师自己笑自己，说屋子是在我们到之前特意打扫干净好迎接我们的。
  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家很喜欢，带我到各个房间里转一圈，一边把几处家什的来历、布置说给我听。我在他书房里探头探脑。他书桌上还摆着电脑。他说是新的，他正在学着打字。我吓他，说很难的，不过有人说连马小娟都能学会五笔，应该不会难到哪里去。
  最后站在他家的大阳台上。外面依旧一片灯火。我也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身在何方。他指着底下，耐心告诉我我是从哪个方向、如何从机场到达他家的，又指着最亮的地方说，那就是香港。
  看上去就像在他家楼下。
  寒暄一番，余老师提出要去楼下喝酒。这才是最高兴的事情。
  走在草地上，他又开始指着周围数叨小区的规划建设，哪儿要修什么了，哪儿又要盖什么了，清清楚楚的。他的话充满了期待。这本来就是一个叫我好生羡慕的居家好地段，树啊草啊坡啊海啊，该有的都有了，而人则毫不拥堵刚刚正好，又听他如此热烈地谈论它的未来，真觉得他现在真是蛮热爱生活也蛮懂得享受的，深圳的海风好像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把他吹熏得越发生动、市井和可爱起来。心想，一个人在完成了他最初的学习与积累后，抽身而退，给他一种更安宁、舒适的归息之所，才是发挥他潜能与创造力、最终成为大家的最理想生态。
  那时我正热衷于躲在家中昏暗的屋子里看欧洲庄园片，羡慕妒忌加难过，恨不得自己也能过过那样远离尘嚣的简单专注生活。曾经煽动过父亲重回老家乡下做“地主”，盖一栋大屋，给我留一间书房兼闺房用，但被父母狠狠地浇了盆冷水，骂我天真不切实际。其实自己也知道曾经有过的大环境已不存在，一栋大屋反会变成一家人的累赘。现在看我的老师生活的小区，大环境安全、便利，小环境又安宁、闲适，真的好生羡慕。心里想，社会的新秩序正在建立当中，只愿自己不要等得太久，错过了好时光。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2）
  这时他又像个远远的目标立在我的视界内，这样现实和具体。算一算，自己已经昏睡了十几年了。
  我们四个人喝了不少红酒，余老师才发觉小娟的酒量可以，越发高兴，不停地干杯。太久没见面，我东拉西扯，尽说些和要拍的片子无关的闲话，都夜里两三点钟了，也无意扯到正事儿上来，急得同行的人乱给我递眼色。
  最后我有些不情愿，说余老师，制片人跟我们搞深圳速度，时间算得特别死，我们明天就要飞去西安看兵马俑。嘿嘿，这个兵马俑不好搞，剧组专家们的意思，总希望我们突出秦始皇大一统大帝国的伟大，可我们还是想找个什么新的契入点，换个视角进入。嘿嘿，我们想从你这儿掏点东西。
  他问我以前去看过兵马俑吗。我说去过呀，上学时我们研究生去敦煌，第一站到的不就是西安嘛。
  他说哦，那个时候你可能还看不到，这次你去，你要注意看看展厅后面那些未经剥离的、完全“原始”的兵马俑。兵马俑博物馆的人了不起，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特意在展厅的后面留了一大片完全没有修复的残俑，这和前面那些我们看惯了的手脚齐全的兵马俑，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残缺不全、倒卧在地，完全和身边的黄土融合在一起，你根本已经分不清哪是黄土哪是俑。有一次我陪龙应台去看，她趴在那里都不舍得离开了，她说她恨不能死在那里。你们好好看看，相信会有感觉的。
  我听得眼睛一下就贼亮亮起来，又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他的几句话就能把我的思路放开。总是这样，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思路，他很少重复那些已有的现成的成果，总是带给你惊喜。虽然我一时还不能确定从他的话里真正捕捉住那个本质，但我再清楚不过，他的思路，正是在启发我这个学生去看历史的“第一现场”，去体悟历史细节的精微，去亲近和体贴那些历史当中消失久远的生命个体。这又一次与我蒙眬中坚守的想法相暗合，让喝了点小酒的我，愈发兴奋。
  真想马上就跳到兵马俑坑前，看看那些残破的兵马俑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喝完酒，余老师要去结账，我不肯，他非要去。我一着急，就喊，这是吃的公款啊，剧组的钱，不是我的。余老师笑，说马小娟来了，我一定是要请的。我只好说，那我下次在北京请你喝酒。他越发高兴，说好呀　，喝酒总是很高兴很快活的。
  深圳的夜晚，半夜都早过了，酒店里还是吃客一片，人声沸沸。还有几个小时又要分手，爬上飞往西安的航班。我们谈兴未了，都有些遗憾。账都结完了，我们还坐在那说话。余老师喝了不少红酒，脸有点红，他说和朋友来喝酒特别高兴特别轻松，一个人出来吃饭、喝酒不好，总有人注意你，不自在。我心里好笑，这也算是名人的烦恼吧？要是有人认出余秋雨“孤单单”在饭馆里埋头喝酒、吃饭，总归是会有点什么说法的。
  临上飞机前再次在电话里向余老师告别，他反复地在电话里说，小娟，你不要停下来，一定要去恋爱，一定要有男朋友，好不好。
  我嬉笑着答应他，我一定会的。
  见面时间那么短，却还是免不了跟他说点自己的现状。他一点不惊讶，说他早猜到我的生活就要起变化了，在上封信里他就感觉到了。我不信，说我好像在信上没说什么吧，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今天这样子的。他只是笑。也许是我那些肆无忌惮的情绪化的句子，让他的预感再一次应验。他并不问我个中细节和具体，好像我做什么都应该是有理由的，是对的。这样的相处让我感觉非常舒服，自然，并且再次接受到了他一贯的宽容与理解。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说起话来却好像昨天还在一块儿聊过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