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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不喜欢上海人到了连所谓的“海派风格”也要攻击一下子的程度。我的一位酷爱上海的师妹去了一趟中央戏剧学院，回来问我对中戏的学生有什么印象，我说挺好挺大气的，并且看上去都挺有才华的。可是师妹说，他们太土，长得不如我们上戏表演系的漂亮，穿得也不如我们表演系的洋气。我一听就要抬杠，我说你以为你这是在给我们上戏脸上贴金，你简直太不给我们上戏面子了，人家那才叫艺术家，叫个性。我就喜欢那样随意自然的，我们上戏的人是漂亮，可漂亮就是一切了？他们在上海呆长了，穿衣服都有那么点上海式的精致，爱在细节上下功夫，整体上缺少那么点儿“桀骜不驯”的艺术家气质。结果自然是在一片“打倒马小痞”的声讨中，被宿舍众女将批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还搬出“秋雨兄”的“人格外化论”来镇压我。我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他说的是总原则，我这已经细化到风格这一步了。最后说不过她们便做出刘胡兰的姿势，高呼“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那时我们经常在宿舍搞辩论会，那种胡搅蛮缠东一榔头西一棒，再夹带点人身攻击什么的，比现在电视上的“请问甲方辩友”“请问乙方辩友”精彩有趣多了。
  十几年后再回到上海，上海的感觉更加大气和国际化。我坐在出租车里飞驰在高架桥上，也再一次脱离开现实中的上海人，只来得及迷惑在这座城市的气氛里。
  还有一丝悔意一闪而过。突然会想，做一个上海人难道真的那么容易失去自己的本真？如今国与国的差距都在缩小，何况城市之间人的气质作派。
  坐海底隧道去浦东。去“新天地”。去新建的上海博物馆。进入透明的上海大剧院。在路边小店喝咖啡。随处吃西餐。小资也好，崇洋也罢，就是喜欢。有文化，也有享受，两样都进行得优雅、得体。不像北京，一切都愣头愣脑，乍乍乎乎，包括长安街上那些不可思议的戴着帽子的建筑。
  对上海的感情，更加地复杂起来。
  坐在浦东的半空中，底下游人如织。这里既没有商场，也没有山水风景，甚至见不到那些工作在高楼大厦里的人，人们看的是什么呢，那样一拨一拨地不间息？原来都是来看高楼的。所有的人从仿旧的电车上下来后，就开始仰着头一座一座地望过去。
  忘了问问余老师和马兰，那次被人请去在浦东的半空中住上一个星期是什么滋味。只记得他开玩笑说那一周太舒适了，有吃有住，什么也不用操心。可是我听人家说，夜晚在江这边工作的人们下班后就都要往江那边去，有坐地铁的，有坐轮渡的，所有人散尽后，这里会是一座空城。我想象夜静无声，自己留守在空无一人的浦东楼群里的情形，不禁毛骨耸然。好莱坞特技片里的情形出现，我怕这些林子一样的巨楼里会冒出许多非人类的生物，会把我劫到一个见不到人类的奇怪空间去。
  我开始编一个中国版的《最后一班地铁》或《最后一班轮渡》。一对恋人（余秋雨和马兰？）没能赶上夜晚最后一班地铁或轮渡，他们不得不在万人空“楼”的浦东度过一夜。夜幕降临，那些白天隐藏起来的生物一个个出来了，光是它们的影子就得有半座楼那么高。这对恋人在这些巨影的包围中慌不择路，小得像大拇指那样随时就要被吞没。而江的对岸，刚好灯火通明，城市夜生活进入高潮。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
  不见了上海人的浦东，又森严、清冷得吓人了。
  有没有一种办法，既享受上海这座城市的氛围、风情，又不为它琐屑的人情世故消耗你的热情与信念？
  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3）
  就又想到了余秋雨。一年里他总有些日子停留在这个城市，居住在城市的上空，写作，父母家人，朋友，学生，他把什么都占了。
  总是这样，他在前面，就像一个榜样，一面镜子。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1）
  听余秋雨讲课和说话，最喜欢的还是他从不忽略当代，他喜欢关注当代。
  直到现在，也经常在他的文章里看到他提起的某部影片某位西方作家的作品，正好就是我刚看或正在看的，心里马上多出几份认同。按说像他这么一位当代名人，多少会有点装饰掩映自我，但他不，他不回避自己也爱看电视，也看流行的畅销书，也知道影视明星，也议论许多男人女人爱议论的话题。他甚至也爱用三毛的歌词，那盘由齐豫演唱三毛作词的磁带
  ，是上戏时代被我来来回回听得要变调的。
  那时，老师和学生，也总是看一样的戏，一样的电影，参与一样的艺术活动。刚刚才看过的作品，马上就会在他的课堂上得到交流，他总是很快地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和结果传输给我们，又总有全新的发现和诠释，让我总能从中学习到思考问题和表达观点的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学术和思考中，他的姿态是平易、平和的，但经由他那里出来的又都是不同寻常、不同凡响的。我从未见他反对过任何人的观点，也从未见他重复过任何人，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骄傲。是我喜欢和欣赏的。
  那时，我们全院师生每周要去南京路某条小巷的电影资料馆看两部电影，许多国外的优秀影片在那个时候得以见识到，真是一段好时光。就像我现在每周四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从方庄赶去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看电影，仿佛期待了一个星期的一场盛宴，心甘情愿被电影的梦境所迷惑。这也算是那时养下的毛病。
  当时我们的票都是从系里发下来的，老师和学生一人一张，谁的也少不了。每至那一天下午，全校师生倾巢而出，于是从上戏到静安寺去的那一条马路上，就会稀稀拉拉走过一拨一拨俊男美女，大摇大摆的，自我感觉全都好得不得了，引得周围人群一阵眼亮。
  像我这样的次美女，一般都喜欢抄近道，穿过一个又一个的石库门，去坐公共汽车。
  静安寺的一带有许多的石库门老房子。
  在学院不远处还有一家老虎灶，每次学校锅炉出问题，我们就拎着水壶去老虎灶打水，五分钱一壶。还有那条街上临街人家开的小店，不知赚去我们多少零嘴钱。
  那时我也搞不懂自己穿过的那些老房子就叫石库门，以为就是上海人嘴里的弄堂。
  石库门里一条条的小短街总是干净的，每家的窗口都伸出长长的横跨小街上空的晒衣杆，天晴的日子总是晾满了衣服，有人把它们称作万国旗。人家的门都小小窄窄，边上晾着刷得一丝味儿都没有的马桶。一些老年人坐在自家门口，看着我们过去，有时会听到“小姑娘哪呢”的议论声，好像是在肯定和夸奖我们的穿着与相貌，他们并不反对我们这样的小姑娘从自家门口走过。
  再去上海都找不太到石库门老房子，拆得已经差不多。只有香港人想得到那样的好主意，把一片石库门老房子拆了，又按原样图纸、砖块号码重砌，既保住了石库门特色，又不影响里面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条件。
  那就是现在上海人又引以为傲的新去处——新天地。
  后来我去上海拍旅游片，还一脸严肃到即将拆除的石库门老房子里打探老上海的历史，顺带也反应一下民声。
  多数上海人住石库门住出了感情。
  一个十几年前固有印象中的上海，与一个变化中的上海，开始同时出现在我这个上海的过客的感觉当中。
  忍不住地就想多说说静安寺，毕竟那是最靠近上戏的一处老地方。静安寺的中心在我记忆中呈现出一个很开阔的十字路口，鲜有外地游人在这一带转悠，我还记得远远地与迎面走过来的余秋雨或别的老师们互相招呼时的情形。还有别人指着一座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旧式建筑告诉我，这就是上海滩有名的百乐门。我会一下想起那些人影绰绰的夜上海风情，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还有三四十年代赵丹白杨他们的电影画面。
  那时我们老是在这一带出没，晚上肚子饿了会走过来，坐在油灯下吃鸭血粉丝。白天的街面上时不时飘起一阵臭豆腐的味儿，还有糖炒栗子的甜腻。
  在静安寺的大街上，我和本科的小女生被街面上一位优雅的上海女人吸引，她身上的那套衣服出众得让我们眼馋。一阵互相鼓励后，马上追上去，问人家这衣服是在哪买的。上海女人就那么淡淡看我们一眼，淡淡回了一句“法国带回来咯”。
  经常走过一段黄色、肃穆的围墙，幽幽静静，知道里面就是静安寺。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可能因为心理上的距离，那时只觉得它离市面有老大的一段路程，在街的深处。再去上海，出租车开到静安寺，街中心出现一片黄色，十分突兀。司机说那就是静安寺。我差不多要怀疑自己记错了地方。
  每周不少的观摩，也从静安寺出发。往往在那个特定的午后，一辆公交车上拉了一半的上戏学生。表演系的总不安分，亮着上海人怎么也嘣不出来的标准普通话，自我感觉总那么好得一塌糊涂。印象中上海人对操标准普通话和长得高大、漂亮的人倒都是客气敬畏的。
  好玩的是，那时一些追赶时髦的上海市民到时也定会拥挤在南京路小巷的那家影院门口，等着购买高价票。我猜想他们或许把观摩外国电影，也当作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途径了。这是上海人积极向上、务实的表现。北京人不会这样，北京人会把自己搞成有文化有品位的样子，是另一种氛围。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2）
  我们也经常把多出来的票出高价卖给上海人，挣点零花钱。记得有次在校园里，余老师追着我问马小娟你还有没有多余的票子，系里以为我今天不来了，不知道把我的票发给谁了。我遗憾地告诉他，我手上也没有富裕票。看他着急和遗憾的样子，我也不能说我不看了让给他看。想到他的那套票又不知叫什么人拿去卖高价了，害他今天老远地从龙华赶来，却有可能要扫兴而返了，心里免不了好笑。
  那些电影，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前苏联的众多影片，褒格曼的作品，黑泽明的电影，西班牙电影。每次，余老师的课上都会有反应，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讨论，他还会渗透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话总似一阵风吹过，一下就把浓雾吹散，让周围光亮、清晰起来。那时大脑和心境都年轻得不得了，真的像一块大大厚厚的海绵，能把周遭的一切吸纳进去，能被所有自己不曾领略的艺术风景打动得屏息静声。但自己知道，有些时候只是喜出望外，只是留下印象，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总结，去弹跳。余老师的话，像星星点灯。还记得他说《秋天的马拉松》，说《两个人的车站》，说《卡门》时的情形，那通常是些看到了那样的好片子之后，再次在课堂上见到他时，他要拿出来说叨几句的记忆。通常是因为那些刚刚才看过了的片子，把我的思路从纯粹的书本与教室中引开，被他带往另一片天地，他的许多说法，让我学习到看与想的方式与方法。
  相信这不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感觉，这是他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追求、对自己的起码要求。许多次听到校园内外听过他讲课的人说，听他的讲座，总是茅塞顿开、一派原来如“比”的开阔。
  他曾经也被请去我老家的那个省里讲学，回来后他写了《青云谱随想》。　我家院儿里一位老画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上戏舞美系读书，平时总爱戏称与我是校友，那次听了余秋雨的讲学，暑假趁我回家，还专门跑到我家由衷地对我说，余秋雨那个家伙是个大才子，听他讲课就是一种享受，你作他学生，真不得了。他这完全已经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了。
  我甚至都不必知道他讲学的具体内容，就知道凭他的学识与修养，他能把任何一个严肃、艰涩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他要征服我家院儿里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家、文化人，是肯定的。那是他的力量与魅力所在。他则把这作为检验一个文艺理论的布道者自我艺术感受、艺术修养高下的度量衡。
  我知道大学里不少教师都是所谓满腹经纶，也有各种新潮概念统统烂熟于心的，但多是从理论到理论，鲜有自己的艺术与生命体验消溶其中。没有活生生的范例来盘活一大堆的概念，所以他们大都也只能在大学的课堂里折磨那些青年学生，很少有能够走得出去、走向更广大的文化与文学群体的。在他们那里，看书就是钻研理论看大部头书，而之外的一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根本不必也不会触及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