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任何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可以招架得住的，也不是任何单一艺术院校的学生能够对付得了的。那些问答题，让我笔底的文字滔滔不绝铺天盖地。问题果然来得和他的学术方式一样，铺开着一条宽敞的大道，让我可以在上面伸展双臂奔跑、欢跳。那是一年的跟跑之后，第一次在书面上向他作出回应，我几次向考场老师要求加纸。笔完全停不住。
  后来知道，这次研究生考试的范围与方式，对上海戏剧学院的应届考生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所有优秀的应届考生，都在竞争中被淘汰掉。最终接到通知前来面试的考生，大多是接受过中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教育的考生，他们不仅具备很强的文艺理论素质，同时又都是大学各类艺术活动与实践中的中坚力量。我还听说，一位满腹经纶却没有接到面试通知的书呆（袋）子考生愤愤不平，把余秋雨的招生取向大大抨击了一番。我在心里说，倒霉的家伙，你连自己要报考的教授的学术立场都没摸着，还考什么考。
  那是在江南的雨季里，司群华介绍我住在导演系一个南京女孩儿的床铺上。那个小女孩热情漂亮，落落大方，把我关照得很好，我倒像个小妹了。我完全蜷缩在自己的内心里，木木地任由别人来安排、照应。陌生的环境，没能从失败中缓过来的情绪，加上一会儿一飘的雨丝，这些都让我心神不定，恍恍惚惚，大多时间忘了围墙外边就是热闹的大上海。
  我糊里糊涂跟在司群华后头去上戏食堂吃饭，路上遇见未来的师妹们，她们早和在上戏读书的老乡嘻嘻哈哈打成一团，司群华告诉我她们也是来面试的，她们平时就常来上戏玩、看戏，和学院的老师学生已经很熟了，应该是上戏的准研究生了。我的心境更加一落千丈，倒不是非要考上个研究生，而是不想再回南京，不想再回南大。因为坚持要报考研究生，做事又总不留后路，系里、教研室里的关系都被我给搞僵了。南京成了我的伤心之地，失了爱，又失了长辈一样“管教”我的中文系的“同事”们的关心，好似一条丧家之犬，整个人是浑浑噩噩的。
  上海的雨雾，失了浪漫与迷离，全是看不见的秤砣，拉着我往下沉。
  上戏陌生的小院儿，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现在是我惟一的选择，避难所。我没地方可去了。
  现在看那时的自己，像在看别人，22岁，一个形单影只、消沉恍惚的小女人，被深深地陷在里头，不知道自己正处在每一个成熟女人都得经历的过程中。
  我就那么等在红楼那间教室的外面，被叫到名字的考生进去了。等他出来，我们马上围上去，拉住他问：“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很紧张。出来的人里，有的说“没事儿，挺好的”，有人说“你要当心，他们问的问题很不好回答”，也还有的出来时还是一副懵懂样儿。
  我走了进去，先吓了一跳，没想到里面有那么些教授先生，坐了一堆。正前方独独放把椅子，给我的。简直就是末日审判。我往那一坐，完全不知道谁是谁，不知道哪位是神交已久的余秋雨教授。
  现在想我那个时候的样子一定够傻的，我从素有“大萝卜”之称的南京来，又土又木，灰头土脸；又刚刚失恋，还没有新的男朋友，意志消沉，毫无光采。完全像只南京人嘴里的“呆头鹅”。我傻楞楞地坐在那儿，手脚僵硬，当初面对试题时的那般飞扬、张显，消失殆尽。我看着自己的希望正在溜走。
  直到一个声音响起，我意识到这竟是一个对自己很熟悉的人。
  我记得他问我还会不会接着写小说，小说和戏剧有什么不同吗，又问我以后想不想试着写戏。他还问我对“黑色幽默”怎么看——前一天来参加面试的考生刚看过那出著名的话剧《屠夫》，我在当场完成的观后记里大谈“黑色幽默”——这样的问话，我的那根喜欢思辩和横向比较的神经，一下就被激活过来。我暂时忘了自己的傻样儿和处境，朝另一条路上去。我奇怪自己紧张到极点时会突然思路流畅，仿佛拥堵的洪水终于冲挤出了一道决口，奔腾而下。我脑子里亮堂开来，一下又找回了冬天考场上的感觉。
  同时我也知道，就是他了，这就是余秋雨了。
  他比我想象的要稍稍年轻些，文气些。戴副眼镜，说话声调平缓，不急不慢的。这种平静和缓，与他文章里的气势、走向，不太一样。好比我，随着思维的向前进，声音总会越来越尖，速度会越来越快（用余老师的话是小娟的音频很高），不太控制得住。而他却始终是从容的，镇定的。他的话天生就只让别人激动，自己却不动声色。
  最让我觉得亲切的，竟然是因为他当时穿着条牛仔裤，这至少在当时的南大是不可思议的——我的一位同窗就曾发誓，他找女朋友决不要穿牛仔裤的——所以我立刻觉得余秋雨这个人一定是非常随意和好相处的。
  整个的面试过程中，好像只有他在不断地向我提问题。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3）
  司群华告诉过我，他会喜欢我这样对戏剧、美术、音乐各艺术门类都感兴趣和有所涉猎的学生。他果真问我平时爱不爱听音乐，听什么样的音乐。我老老实实回答说，上学时最爱听罗大佑他们的校园歌曲，现在工作了，开始迷上交响乐，最爱听贝多芬的第三和第五，每天都要听。
  这是真的，倒霉的我一边要准备考试，一边要和内心的软弱与犹豫作斗争，那种年龄总
  以为自己遇到了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的痛苦，这时只有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里那些雄洪浩大的旋律与气势，才能把我从水底打捞上来，拎将起来。难过得不行的时候，我会把那台双卡录音机放到最大音量，然后蜷缩在宿舍的一角，闭上眼睛，把自己扔进聋子贝多芬的波澜壮阔中。那聋子在喃喃自语，在咆哮，我就跟着在他旋律的浪尖上漂流，翻卷，跟着他向上冲，向上冲，无限地扩张膨胀，直到全身心注满动力与力量，以为无所不能，心志再不被困扰。
  完全是灵光闪现，我跟第一次见面的余秋雨大谈《英雄》和《命运》带给自己心灵的洗涤，我说每次听过贝多芬之后，全身心都像是历经一场大雨的冲荡，所有的软弱、消沉洗劫一空，这时会神志清宁，心绪通畅。他果真听得高兴，完全不知面前坐着的“小骗子”哪里有多高的音乐鉴赏力，不过是把贝多芬当作了郁闷时的救命稻草，一味挣脱痛苦必须依赖的毒品。
  他的身体略略前倾，眼镜片儿在光线里停留着，很认真地听我表述。我接受到他的友好、亲切与鼓励。当我谈到自己对文化与艺术的某种感觉时，他会诚恳地问我：“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他不像是在考问我，更像是在与我交谈。我渐渐开始活跃开来。
  我真把他当久违的交流对象，对他说流行音乐带来的愉悦是表面的，已经没法进入到自己的内心了，现在精神上更能与古典音乐相通和共鸣，听起来也再不像音乐鉴赏课上老师引导的那样，这段是快乐的，这段是忧郁的，这段又开始紧张了，而是一种情绪的自然带入，慢慢地就化入进去，融为一体。而事实上，我那时脆弱得听不得流行歌曲里的词儿，一听就伤感，就想要往下沉。贝多芬也好，古曲音乐也好，都是我的强心针或者迷幻剂。坐在那些教授们面前，与其说在谈自己对音乐对艺术的感受，不如说是在变相倾遣当时的郁闷、不顺。但因为发自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又一直处在一种鼓励的气氛里，临时一发挥自我感觉还挺好的。
  总之恋爱的失败，以及和大学时的老师后来又都成为同事的人们之间同样失败的人际关系，这些挫败感，可能让我显得沉静、成熟，看上去更像个有点思想的人。而余先生友好、对路子的提问，让我的身心放得很开，思路和语言的表达也越来越松弛。虽然做了一年的大学教师，但因为是留校，一直都没能摆脱做学生的感觉，那时关于我所谓事业的未来、甚至恋爱、每天该干什么看什么样的书，哪个关心我的同事都可以教导几句，我又不会装假，最后弄得大家都对我很失望。我相信谁都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刻，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再任性、再自以为是的人，在困顿、处处受挫的情况下，能得到别人的一点点支持和鼓励，都会温暖、感动得不行。复试中的交谈，余秋雨和上戏教授们的亲切、随意，让我的情感一下就投靠向他们，走出红楼的时候，连周围的陌生感都消减了不少。这样的交流，余秋雨他们似乎并不在考核我有多广泛的知识面，而更像是在试探我的感性与直觉。
  我的感性与直觉，已经有一年多时间被压制得不能动弹，应该说是上戏的氛围唤醒了它们，那是一种群体性的弥漫在整个上戏天空中的气息，学生们感知的毛孔与触觉张开着，年轻的生命在自然和自由中开放。所有老师的手里都像握着根无形的鞭子，不是把学生往圈里赶，而是一个劲地朝外面轰：去，去，去脱掉你的拘谨与胆怯，去张开你全部的感觉，到艺术的殿堂里去呼吸，去飞舞！那是我这个一直处于严正肃穆的大学教育中的人一下就能接受到的不一样，带给我一阵阵的惊喜。即使不被录取，我已从余先生他们友好欣赏的目光里获得了足够的自信。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次转机。
  后来我从消息灵通的师妹那里听说我的面试分蛮高，但是笔试分里仍有分数比我高的人没有被录取。她们说完全是余秋雨坚持要录取我的。在她们眼里，我完全就是余秋雨的“嫡系”了。
  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要搞清楚这件事，尤其是问问余老师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在我这里，分数本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并且分数还偏偏一直是我的一个“死穴”——上南京大学时我的总分就比不过班里其他同学，以后我也就干脆厚着脸皮对别人说，我混进了大学，又混上了研究生。
  但是因为心里有那么一个“结”的客观存在，依了我的个性，竟然又对别的导师横生出几分疏远与陌生，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有些气短。而对余秋雨，除了觉得大家对路子，还平添了所谓“知遇之恩”。
  真正到了上海进了上戏，懵懂的我才知道，余秋雨在上海的学术界、文化界早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一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大姐，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在南京大学外语系进修，待我考入上戏，她又刚好在上海师大中文系进修。她的进修班同学年纪都与她相仿，他们是大学里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读过余秋雨的文章，听过余秋雨的讲学。他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得低低的，对他的学术成就充满敬畏，对他活跃开阔的思维满怀钦佩。同为教师，他们对他讲台上的风度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集体表情，让我对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精英”一词，有了最直接的认知。而我这个余秋雨的学生，一进入他们的圈子，就沾光添彩，大受欢迎，成为他们当中的宠儿。他们喜欢唱前苏联歌曲，他们喜欢带我玩，他们喜欢和我讨论外国文学话题。我还那样，总不爱用教材上的那些语言，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对西方文学的热情和理解。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但他们喜欢我的话，他们看重我的思考。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4）
  我想这多半都因为我是余秋雨的学生。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1）
  上戏的学习和生活改变我许多。
  一开始我们都被要求“打开”，导师们爱取笑我们这些来自正统大学的弟子们的内向、羞涩。就像现在电视里的现场“秀”，我们被要求大声作自我介绍，不要常规的简历背诵，要搞点个人魅力展示什么的，害得我们每一个都涨红了脸。
  我还记得一位妈妈级的学友最勇敢，站起来就表决心，要如何珍惜这三年的学习时间，又说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当时的系主任陈多先生听得哈哈大笑，说你千万不要当海绵，光把知识都吸进去了不往外吐有什么用，不怕把你自己的肚子涨爆了。别的导师们也都跟着发出会心和善意的笑声，原来他们全都受不了我们的假模假式。第一次师徒见面，导师们就显示出一种集体性的不循常规的状态，吓得我们再不敢老生常谈，却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现自我的方式。这情景反倒比考试还难了。
  类似的情景在表演系学生那里，完全就是小菜一碟张嘴就来。那时凡是来上戏找我的同学或朋友，事后总要念叨一下他们所受到的“惊吓”与“摧残”：有时刚进了校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