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102岁的老太太，对于生命，她领悟了三个意义：第一诚实，对她而言，诚实就是生命的全部；第二不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所困；第三同情与体恤人之心。
  她能保持一个开放的自我与开朗的心。
  当今的世界，100岁、102岁，都不算老，最近在土耳其有一位120岁的农妇，还像年轻村姑一样，在烈日下下田耕作。
  这位120岁的老妇，养生长寿之道，还是“老生常谈”——乐天知命、勤奋工作以及天然饮食。
  乐天知命，勤奋工作，天然饮食。这可能是生命的自然哲学。
  她不知道病的滋味，如今还不知道医院是什么样子，从未到医院看过病。
  她的生活是这样的自然与如意。当她108岁的时候，丈夫才离她而去，俩人恩爱异常，她至今未有再嫁的念头。
  美满的婚姻生活，也许是她长寿的另一种动力。
  人生，往往少年不知愁滋味，当你感觉老的时候，难免愁城满布，寸步难行，那是生命的警讯，那你真的老了，你更要迎接生命，来创造生命力。
  只要你能和100岁相比，你就有足够的资格，不只是横跨20世纪，而要准备在另一个世纪中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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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9157
  Title　：四句话
  Author　：叶蔚林
  Issue　：　总第　175期
  Provenance　：珠海特区报
  Date　：1995。10。8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张10元汇款单。汇款寄自湖南江华县码市乡大柳村，汇款人是李丁财。大柳村我当然熟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放插队落户在那里整整住过两年。李丁财我当然也记得，而且印象深刻。当年我的确曾偷偷送过他10元钱。问题是那是个秘密，他知我知，别人不知，而且我离开大柳村不到1年就听说李丁财病死了。如今事隔20多年，谁替他还这笔“无头”帐呢？
  我想后面肯定会有说明原委的信，我等待来信。
  李丁财当时是大队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专管下放干部、下放知青和四类分子。李丁财黑瘦，冷峻沉默。我在大柳村两年，他总共只对我说过四句话。李丁财是个荣军，抗美援朝肚子穿了两个洞眼。因此，公社武装部特许他个人保管一支“七九”式步枪。最初李丁财就是背着这支步枪，把我从公社“押”回大柳村的。路上，他突然问我：“你当过兵？”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一天下着大雨，公社通知李丁财领我去公社写大标语。路上隔条河，靠一道简陋的浮桥沟通。等我写完标语，山洪下来，河上的浮桥漂脱了。我和李丁财返回时，只好搭渡船。船资每位5分钱。我先上船，掏一角钱给摆渡老头。李丁财大声说：“不要给我那份钱！”他卸下肩上的步枪，脱下上衣，一起塞到我手里，自己硬是泅水过河。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二句话。
  李丁财小崽一大堆，嘴巴连起一尺长，年年铁定当超支户。李丁财就靠他手里那支步枪打野猪，十天半月打得一头，杀肉卖几个现钱，买些杂粮，好歹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可是村里有人害“红眼病”，联名状告李丁财搞资本主义。公社便下令缴枪，李丁财不分辩，把枪擦拭干净，亲自送归公社。结果野猪横行，不久便将队里的一山秋包谷毁掉了。我和李丁财在路上相遇，他站住叹口气，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三句话——毛主席的话。
  从此，我和李丁财似乎有了默契，成了无言的朋友。清早开门，我住地门口时不时会有一把新鲜青菜或豆角，我明白是谁送来的。我出工时则灌满一壶白糖开水，歇息时随便放到一处，再开工时，水壶便空去一半，我明白是谁喝掉的。
  正是“双抢”农忙季节，李丁财最小的儿子得了痢疾，送入公社卫生院。李丁财铁青着脸找大队会计支点钱。会计说全大队只有2元9角现金。李丁财蹲在河边咬根空烟杆　，瘪的烟荷包扔在一边。我去挑水，弯腰汲水时，将一张卷成细条的10元钱钞票塞入他的烟荷包。冬天我离开大柳村到县里分配工作。李丁财送我到车站，握握我的手说：“我一定还你！”这是他对我说的第四句话……
  3天后，我果然收到了李丁财一个儿子的来信。信上说，父亲生前写下一张字条：欠10元一定要还。字条塞在灶洞里，最近拆灶才发现，至于如何打听到我现在地址的，信上没说。
  10元汇款单我没去邮局兑钱，保留做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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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9158
  Title　：最后的甜玫瑰
  Author　：任捷
  Issue　：　总第　175期
  Provenance　：八小时以外
  Date　：1995。10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今天是金辉两周年的祭日。雨下得真大。
  两年前的8月2日，在一个浅浅的小河里戏水的他，随波而去。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一条只有齐腰深的小河，如何能吞没一米七五的金辉。这莫非又是诗人的谶语，他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海浪的手托住了我的孤寂，我的心第一次，找到了，酣睡般的宁静……”我不知这条小河会不会流入大海，但我真的希望它能穿越崇山峻岭，找到那片金辉醉心的深蓝色，让他的22岁的生命得到这一点点的满足、一点点的补偿。
  1989年的夏末秋初，我来到北京郊区的师范学校临时任教一年。金辉是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诗人。语文教研室出的一本油印的诗选小册子，里面选有金辉的诗，我还记得其中的两句：“是大海染蓝了天，还是天染蓝了海？”我教二年级语文，并不认得金辉，但我却记住了这两句诗。
  我住在教学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学生们常来我这里聊天、借书。有一天，一个头发蓬乱的大男孩来敲门，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有点紧张地笑着，对我说：“老师，您有纪德的诗集吗？”我说我没有，不过我可以回城里到图书馆去借。他说谢谢不用啦。这个大男孩就是金辉。说实在的，我当时很惊讶，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还有人知道纪德这位法国象征主义作家，比起拜伦、雪莱的名气，纪德算是极其生僻的作家了。不知是现代派诗正合乎金辉的心境，他才会喜欢，还是那些伤感颓唐的诗句影响了他的心境，总之，比起他的年龄，他显得过于沉郁。
  从此，金辉常来我这里借书，因为学校里的图书极其有限，也只允许学生一学期借一本，而对于这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每月只有10元钱的生活补贴，他们是无力购买书籍的，况且，买书也得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我每次回城里，总是尽可能地背些书回来，我知道金辉他们都盼着等着我的书。
  学校快放寒假了，期末考试分派我监考金辉他们班，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偷看、打小抄。与其说我是生气，不如说我是伤心。我平时很喜欢这些来自山区的孩子，他们真的很朴实，给予了我从未有过的一种清新的感受和体验，使我找到了我在城市的喧嚣与漠然中从未找到过的温馨与充实。现在，看着他们贼头贼脑打小抄，我冷冷地冲着他们说：“你们这和小偷有什么两样？”我把所有能摔的东西，粉笔、黑板擦、教鞭，还有发剩的卷子全都摔在地上，然后我走了，狠狠摔了教室的门。既然我是田间地头的稻草人，吓唬不了偷食的麻雀，那我只能逃掉了。我不愿看见他们六神无主的样子，这和我平时认识的他们多么截然不同啊。
  因为我是临时老师，校方没有追究什么，我大概是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从考场撤退的老师。散考后，金辉来找我，他说：“我是按规矩做完的。”我苦笑着说了声谢谢！真的，我要谢谢他的规矩，这似乎留住了我心中即将流失的某种东西。金辉吭哧了半天才问我：“您干吗生那么大气？”是啊！我干吗要生气呢？我就离开这里，这些课桌、讲义、试卷将永远不会再走进我的生活，可我还是生气、伤心。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多么珍视他们给予我的至真至纯的感受。金辉听了我的话，他好像明白我为什么那样不顾师道地乱摔东西了。他望着窗外，不停地用手摆弄窗栓，咯楞咯楞地。半晌他才说：“考试不及格要留级的，那就变成自费生了，家里供不起。要是被开除，回村务农，连已经转的城镇户口也得退回去。”我不知该说什么，咯楞咯楞，窗栓就那么响着。
  这就是金辉。他可以善良到无原则地原谅任何人任何事，但他又不为环境所诱，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做人的准则，追求自身的修身养性与自我完美。当我真正走进这些山村的孩子的心灵深处，我才知道，背负的现实越沉重，对未来的向往渴盼就越强烈。
  金辉毕业的那天，我也回城里　原工作单位干我的老本行。金辉被分配到著名的北京猿人所在地——周口店工作。他背着自己心爱的吉他和诗集，来到偏远的山村小学。几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在龙骨山洞穴中用火种奠定了他们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而现在，龙骨山脚　下的后生们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小学校里只有一排破旧的平房，课桌都是东摇西晃，下雨时教室里到处漏，学生只能放学回家。学校晚上没有电，只能点着蜡烛批改作业。没有自来水，金辉得一担一担地往回挑，没有伙房，只能自己上山拾柴烧灶擀面条，150元的工资，除了吃饭，还得买书买诗集。他的来信总是充满着矛盾与冲突，他说他要调动工作，这里太闭塞了，他无法忍受这种仿佛与世隔绝的孤寂。在深夜，校园里只剩他一个人住校，他会大喊，但空荡荡的校园里只有他自己的回声。然而，他又说，这些山里的娃娃就像儿时的自己，他不能背弃他们。
  小学校里只有一只羽毛球拍，一个水泥乒乓球台，已经用了20年，风雕雨蚀，裂了无数的大缝子，金辉只能领着孩子们玩丢手绢、老鹰抓小鸡。孩子们多么喜爱他们的老师啊，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他们，下雨下雪送他们回家，怕他们在山路上滑倒摔伤。冬天，北风呼呼地从每一道窗缝屋缝里飕飕地钻进来，冻得孩子们直流泪，是老师上山拾柴给孩子们生火取暖，让冻僵的小手能写字翻书本。孩子们又是多么崇拜他们的老师啊，老师会弹吉他会唱歌，老师还去过北京天安门，去过动物园看见过大熊猫。这个山村虽然距离北京城区仅仅只有50公里，但绝大多数孩子还没有去过北京。金辉总说，他一定要带孩子们游览北京城，到天安门广场放风筝，让孩子们看一看山外面的大世界。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带着自己的学生徜徉在颐和园的山水间、长安街的林荫道，他终究没能兑现自己对孩子们的承诺。
  金辉的小学是在一所破庙里度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了6年的小和尚。当他回到山村小学时，他怀揣着的是一个滚烫的愿望：让孩子们有一个比他自己幸福的童年。是的，孩子们不用再当“小和尚”了，但教室却和破庙一样破旧不堪，难经风雨。孩子们可以从自家的收音机和村里的大喇叭里学唱流行歌曲，但学校却无法给孩子们安排音乐课，因为学校没有一件乐器，孩子们唱歌还是跑调儿的。每月，全校只有100元的办公费，连教学用的粉笔纸张还不够，一面国旗褪色褪得难辨真色，可买一面国旗得花去98元的办公费，这就意味着全校一个月上课不用粉笔。每个星期一早晨，在这面褪了色的国旗下面，听孩子们齐声唱着跑调儿的国歌，是金辉一周里最难捱的时刻，他那诗人般敏感的心灵在颤动在疼痛在煎熬。他无法从一种沉重的使命感中解脱出来，他得奋斗，他需要用这种奋斗来减轻自己内心深处的的失落，但他又极力想离开想逃遁。
  他在忍受与奋进中挣扎着，他说他很累。
  1992年，我采访这所小学时，又见到了金辉。在他的宿舍里，那把吉他已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他也不再写诗，因为他有更要紧的事要做。白天，学生不停地来敲门问老师抹布搁在哪儿扫帚放在哪儿，这道题怎么解那篇课文分几段。学生放学了，他得批改永远改不完的作业和试卷。我问他，现在最想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蒙头大睡。”他完成一天的工作已是凌晨一两点，而学生们又早早地到学校来早自习，他总是睡眠不足。
  那天他要擀面条给我吃，我实在不忍再辛苦他，坚持要到村上的小饭馆去吃饭，我们也可以安安静静地聊聊天儿。那个又黑又暗的小饭馆，苍蝇多极了，金辉很抱歉：“就这么一个小饭馆，老师将就点儿吧。”他要了些醋，仔细地帮我擦洗碗筷。我注意到他自己的碗筷并不用醋擦，就说：“你的碗还没擦呢。”他说没事儿。我提议喝点啤酒，他说不行，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