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81年自然减员了，名额一下马上就分完了，罗姐工作解决了，因为燕书记还在坑口当书记。按理说罗姐解决工作也是应该的，这是我自己当时的看法，我一直没有因为没得到工作对罗姐本人有意见，我觉得她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可是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有工作呢，跟我一样条件的不是都解决了吗？我哪点也不比别人差呀，有年龄比我小的、家境比我好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都得到工作了；还有，优先知青，可是我比知青吃的苦头多得多，起码知青不受政治歧视吧？不是为我爸爸平反了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受这不平等的待遇？文革的错误是盖棺定论了吗？为什么我要永远当这个错误的牺牲品？我没想通，我意识到这样等下去是没有止境的，我马上跑到贵州省劳动厅反应情况，省劳动厅人事局让我给冶金局劳资处带了个条子，让冶金局处理此事。到冶金局已经很晚了，人们正好下班了，我堵住了劳资处处长，处长姓董，听说他父亲就是冶金局的局长，董处长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听完我反应的情况，有些同情，他说明天讨论一下再回答我。冶金局离哥家太远，我不想上哥哥家，不想让大哥知道我来贵阳了，不想把自己的情绪带给他们，他们为我愁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冶金局办公室的火炉烧得很旺，我告诉董处长这晚上我就睡这办公椅了，董处长说不会吧，我说是真的，我说没钱住招待所。他又急着回家，他说那我不管你，你要是说真的，你就在这吧。他走时，说要锁门，我说不用，我就在这里过夜，他说不行，我生气的问他，那我上你家？他无奈的摇头走了。
  那晚上我就自己添火，真的在冶金局办公室呆了一晚上，心里越想越气，一个晚上没睡。第二天人们来上班了，有些提前下班没见到我的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有些见到我和董处长说话的也很吃惊，说妈呀！真行啊！董处长来了，他也大吃一惊冲我说，你真的在这里过夜了，我说是，如果你们不解决我就把被子搬来。董很客气的对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是不小了，要是有个工作，也该成家了，你在这里坐着等，我们开个会。中午11点左右，董出来告诉我，赶快回去，他们给了两个名额给汞矿，估计矿里会给我的，说他们也打了招呼，还说矿里也来人要名额了，矿里的人已经走了。
  那时每天只有一趟火车上大龙，矿里的人有小车，而我只能赶火车，但是火车已经开了，还好当时贵州汞矿有个转运站设在贵阳冶金局，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间我们姐妹早和转运站的人混熟了，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我家和其它受迫害的人们都很同情，只要是有便车都会帮我们找。下午两点，转运站的赵叔给我找到了便车，其实驾驶员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中我们也都熟了，司机比爸爸年龄小几岁，姓姚，他听说我为工作的事来贵阳，也很生汞矿的气，他说他开快一点，争取天亮赶到万山，可是天气不好，有些地方已经结冰，车只能慢慢的走，等我们赶到矿办公室已经下午了。办公室主任告诉我名额已经分下去了，只有等明年了，我就找他们论理，我说冶金局董处长告诉我的，有我的一个名额。他们说实在没办法名额已经分了，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多子女的老实工人，家里生活实在困难，这次本该解决的，却没能解决，而矿里当官的子女大大小小全解决了，这个人一气之下拿了劈柴的虎头，去了矿长办公室，把矿长们吓坏了，这名额就给了他。可是还有个名额啊，我只有找劳资科长，科长只能说好话，还把副矿长叫来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了很多困难家庭的情况，我也觉得有些家庭的确也困难，可是既然矿领导知道这么多的困难户的孩子需要解决工作，为什么这些领导家的子女却不到年龄就都工作了呢？再说全矿还有一个我这样大的未婚女青年没工作的吗？闹也闹了，说也说了，名额已经分给别人了，只好再等吧，再说我这人一贯吃软不吃硬，他们已经承诺明年解决就算了。但是我变得不爱说话了，在落实政策那些年，在农村那么苦，我们姐妹在一起都常常开怀大笑，现在妹妹读书走了，姐姐走了，我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82年的自然减员又到了，那些天天天下雪，每当这时候家家有子女待业的都开始活动，我也找了坑口和矿里，提醒他们去年对我的承诺。可是这些天矿领导很不好找，他们知道找的人多，都不在办公室，听说名额就分完了，还是没有我的，我知道矿里还是因为我为爸爸落实政策的事报复我。那天我上舅舅家，舅舅家就住矿办公室旁边，舅舅告诉我，自然减员马上结束了，明天各单位负责搞这工作的都要来矿里开会，舅舅是福利科科长，开会要就餐，所以舅舅知道消息。
  天下着鹅毛大雪，我踩着半尺多深的雪，走到了矿办公室，会议已开了一会了，因为冷，会议室烧着煤火，我推开门，室子里一大股暖气扑面而来。很多人把头转了过来，有些人认识我，因为我们姐妹在万山为爸爸落实政策闹得太凶，知名度很大，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地里介绍我们姐妹的情况，地方小了，有一点事就一下子传开了，认识我们的人一见就知道我是为要工作来的，很快的向旁边人悄悄介绍。这时正在作报告的矿长，也是曾经欺骗过我后来又说我冲击会场的那个矿长，他一直对我们姐妹耿耿于怀。矿长看到我很凶的问我来做什么了？我说为要工作，他说你没看到在开会吗？接着很凶的对我吼叫：“给我滚出去！”我正在气头上，他却给我一个下马威，我不理他，站在他站的地方，对大家说了我的情况，从落实政策说到这些年的自然减员，我说得很快。矿长叫散会，可是没人动，个个都静静的听，矿长多次叫散会，后来矿长说你们不走我走，他自己说着冲出了会场，别的人也开始慢慢的离开，有人从我身边过时悄悄的给我树大姆指，有些人见矿长不在就小声说，本来就不合理，让我们来我们也只是个傀儡，没有一个人当着矿长的面拍马屁训斥我的。
  人们都走了，我没走，矿长返回了会议室，他是来拿茶杯的，我堵在了门口把门反锁了，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什么也没想干，现在只想听他道歉，他冷笑，我拿出了口袋里的牛角刀，一把非常锋利的当时很流行的牛角刀，我拿着刀削指甲，我告诉他，我没工作我感觉活下去没意思，但是我想为人类办件好事，除掉几个混官，让其他像我一样的人们不再受迫害，矿长吓坏了，他开始向我道歉，并不停的说他和我爸爸一样大年龄，让我为我爸爸着想，我出了事我父亲会怎么难过，我告诉他我死了我父亲身上的负担就轻了，因为我不能看到我年迈的父亲养活我，我还问他，他也是为人父的人，为什么看到我时没有一点同情心，他在骂我时为什么不想到我父亲的感受？除非他不是个人，他也不停的承认自己不对，他说他愿意当着大家的面给我认错，说他不该当着大家的面骂我混，伤我的自尊，后来他说他一定解决好我的工作问题，我说我知道你说话和放屁一样，因为我不止一次的领教过他，他说让我放他出去，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把你肚子里的饭放出来，我要看看你这么没良心的吃的是什么饭，他吓坏了，说小尤，你陪我死你合不来，我以前做得不对以后我改，你一定要冷静，给我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事情弄到这一步不是我一人的错，是社会造成的，我把他关了三小时，人们吃了中饭又来上班了，有些人没去吃饭，不停的在外面叫门，帮说好话，我看他说好话的样子可怜，心里有些软了，他说要撒尿，我说就拉这里吧，命都不要了还要这么多脸？他流泪了，我看他可怜把他放了，矿书记把我叫过去，让我吃了一碗在食堂打来的饭。
  第二天星期天，雪更厚了，矿里副矿长和劳资科长，组织部长踏着深雪走路上我家了，10里多路，很难得让他们在这样的天走路，一进我家门问我爸爸，桂兰上哪里了，爸爸说不知道，劳资科长说坏了，老尤啊，你一定把你女儿追回来，别让她干傻事，组织部长还吓我爸爸，我爸爸说我这么大了该让社会管了，这时我回家了，他们三人轮流向我赔礼道歉，还说矿长本来亲自来的，因雪大腿又不好才没来，并答应马上下文把我列入知青名额，（不久真下了个这样的文，但是永久都没有实行。）过了一些日子听和平的弟弟说学校开大会时提到了我，让所有年轻人别向我学，胆子太大了敢杀矿长。
  这样，我又成了反面教材。
  这事过后听说，其实为我的工作，我自己这样找省里和冶金局，上面也打过招呼，让他们为我解决工作，是矿长们要报复我们姐妹，所以我这样闹矿里没有采取过激行为，其实当我关矿长时，矿里给公安局去过电话，公安局回答，她们姐妹回矿这么久了要个工作不为过，我想你们处理好这事她们不会闹的，她们还是懂道理的，这样矿里才没有抓我，还上门赔礼道歉。
  护矿队
  那个年代，只有国家有朱砂水银的开采权，地方上还没有一家私人开采汞矿的，不久后，政府就下令一律没收所有市面上和私下进行交易的朱砂水银，抓着了还要罚款，市面上是没有了，可是尝到甜头的人们怎么也刹不住车了，一部分当地的农民开始明抢暗偷。
  我被编织在护矿队里，队长让我当几个人一组的小组长，我这个组女孩子多，也不存在谁管谁，队长让我当小组长我就当，得罪人的事我不做就是了。待业队组织护矿队时，就分了好几个组，三班倒。很多游荡在社会上的年轻人也回来了，参加了护矿队，一是挣工资不用花力气，二来可以一天提着棒子煞威风，这些人本来就是些爱打架的人，有个别人甚至可以说道德品质很坏，还没有一点思想，对什么事什么人也没有一点同情心，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队长说一声上，他们都会不刹眼的把人打死。可是目前闹事的太多，其它坑口也出现一样的情况，为了制止这些闹事的人们，坑口同意收这些年轻人在护矿队，并指名让队长带好队。
  我们组被指定看守大坪坑一带，也就是废矿石堆和冶炼炉这片地方。值晚班时，我们一干人都很胆小，因为护矿队成立后，坑口又发生几次农民大规模的捡野砂事件，捡野砂就是捡原来矿上倒掉不要了的废石，护矿队就和捡砂的动起手来了，农民也还手打了护矿队的年轻人，这样农民有时白天不来晚上来，他们来挖冶炼炉下面的泥土，不管它有没水银用背篓把泥土背上就跑，要是有人遇到了去管，我们人少时农民也会打人的。
  虽然说是废石堆，但是矿里不让捡，我们是矿里每人每月给三十多元钱请去干这看守活的，遇到了事我们当然也要管，不过作为一个无名的只要工资吃饭的小卒子，看到了就上去叫他们走了算了，可是晚上我们就是见到了也不敢上去阻拦，因为农民和工人特别是和护矿队之间有过打斗有了仇恨后，我们怕报复，我们值班就不像一帮男孩那样总想打架，看到人少我们就过去撵他们走，有时还说好话让他们走，每到我们值夜班我们就躲进一个为值班人搭的临时棚子里。晚间农民来挖废矿石要打电筒，我们只要看到灯光就在远处大声叫喊让他们走，要是动静大了，就跑到洞子里去打电话。让上面护矿队的下来，情况严重坑口就喊广播，全坑口的人们就全部从两边的山上围过来，把人抓起来，抓到坑口保卫处关起来。
  有一天晚上是我们组的夜班，我们几个女孩听到声音，也看到手电筒，但是人很多，我们不敢出声，我们也怕挨农民打，因为来捡矿被抓的人也常常挨打，他们也会报复我们，不过说老实话，农民还从来没有主动的打过我们。那晚动静大了，我们就去打了电话，让上面下来人撵，坑口就喊了广播，很多人就打着电筒从两边山围过来，没有电筒看不到路啊，尽管工人和护矿队的人不出声，可是电筒有光，走山路时山上的石头也会掉下来，有响声，挖废矿石的人们就发现了，年轻力壮的人都跑了。等山上的人们跑到现场，挖废矿石的人都跑得没人了，只抓住一个女人，这女人看样子也是那种不灵活的，特别老实的那种，工人们看没事就走了，待业队这帮护矿的在路上追到了这女人，他们把她连推带拉的弄到了冶炼炉旁边，队长就拿出了刀子（是一把弹簧刀），用刀尖顶着那妇人的下巴，那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背上还背着一背篓的废矿石，女人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