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二毛的爱。
  这天晚上姐姐和往常一样上谢家玩去了，我和爸爸妈妈在家，我对爸爸说让他早些退休，让姐姐接班算了，爸爸愣了一会，看了看妈妈，妈妈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姐接班了你怎么办？我笑着对妈妈说，我等嘛，还有怎么办？我一个人，姐是俩个人，她要是一辈子没工作小波以后怎么办？谁来帮姐养小波，她带着个小孩找对象都难。爸爸听了，叹了很长一口气说：春妹子太不听话了。其实在当时爸爸对姐和二毛的书信来往也有所察觉，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都不想把这层纸捅破。
  在当时，社会上很多子女多的家庭，为了争接班，争个工作，打得头破血流的多得很，爸爸不想退休也是想让我和姐姐中一个能等到矿上解决一个工作再退，可爸爸也知道等工作不是一件容易事，爸爸问我，“桂兰，你姐接班了，你以后没工作不怨我吗？”我说我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看到姐吃苦。第二天爸爸就打了退休报告，姐姐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工人。
  姐姐上班后，还是和二毛书信频繁，我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姐姐把和二毛的事说出来。姐姐只要是自己说出来了，这事就没得变了，我太不愿意看到这一事实了，感觉太丢人了，可是有一天爸爸看到了二毛给姐的信，姐姐也不否认这一事实，爸爸一下子疯了似的，大骂，边骂姐姐边摔东西。我心痛爸爸，也恨姐姐，当时我的那种矛盾心理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一直怕失去姐姐，可是姐姐还是要走这条路，我当时的心情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我特别的爱姐姐，可是当姐姐非要叛逆父母、叛逆家庭，非要这样伤风败俗、大逆不道，我心情矛盾极了。我不可能对她的行为做出认可，那就意味着失去姐姐，我非常痛心，对姐的爱一下子转为恨，那恨入骨三分，从来对姐姐百依百顺的我也帮着爸爸骂姐姐不要脸，并帮着爸爸把姐姐的衣物丢在了外面，把姐姐赶出了家门，就这样姐姐带着她儿子小波住进单身宿舍。
  姐姐走后我十分的痛苦，每天晚上都悄悄的哭到深夜，有时候睡梦中还哭她，醒来枕巾都是湿的，睡不着觉时，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叹气，我总在回忆和姐姐相处的日子，心里恨透了二毛，回想着从小和二毛打架的经过，觉得二毛是个坏人，不是个正人君子，从心灵深处还是希望姐姐有一天能够改过，回到这个家来，其实这也是当时爸爸妈妈的心愿。
  二毛比我大两岁，我和二毛从小就爱打架，恨他时，又想起我十二岁那时，他发动了全大队的贫下中农的子女开我和妹妹的批斗会，在生产队的打谷场，几十个孩子站在那里，二毛就上我家把我和妹妹骗出去，到了打谷场二毛就宣布批斗会开始，然后就有些孩子上来让我和妹妹把头低着，还有的孩子来压我和妹妹的头，妹妹吓坏了，把头低到胸前，我不肯低头，一个劲的把妹妹护着，心里恨死了二毛，后来来了一个孩子的祖母，一顿的棒子打，会就给扰了。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和二毛打架，我们一起上学的路上差不多三天一架，每次都要打到二毛哭为止。二毛很要强，他就是没打输，只要是我先动手他也会气得哭，我和二毛打了好几年的架，直到二毛被招工为止。
  在工作单位二毛长高了，长得帅气，也一副城里人打扮了，和那时的城里来的下乡知青一样，流行穿小裤脚，裤脚不光小而且特别短，大冬天的下雪天有些还有一小节脚肚子露在外面。农村的年青人也个个仿效，可是乡下的裁缝不会做，城里人穿的小裤脚贴身，而乡下的裁缝做的，上面很大，只有裤脚口小一点，所以不管在哪里，城里人、乡下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可是二毛不再像个乡下人，是个很招女孩眼光的男孩。二毛工作后也常常回来，但是不再欺负我家，他常常为我家打抱不平。他去工作时，我和他还不说话，后来长大了，他回来主动找我说话，我也不再恨他了，只是对他的一些行为心里还是有些成见。直到姐姐生下小波，奶水特别的多，天天挤来丢掉时，二毛一天上我家看到了，怎么也要姐姐用杯子接一杯给他喝，姐姐真的挤了一杯给他喝，天热，在挤奶时姐姐不停的滴汗，二毛对姐姐说“盐就别放太多了啊，”姐姐大笑。二毛常常跑我家玩，只要是回到院子里多数时间都在我家，二毛变得幽默起来了。二毛说过姐姐是个思想家，特别听姐姐的话，以后的日子里姐姐每到受人欺负时，二毛只要在场，都会挺身而出，二毛出身好，又在工厂工作，乡下的造反派拿他没招，他在单位工作好、人缘也好、常常爱打抱不平，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像姐姐的保护伞。特别是在爸爸忙落实政策那三年，姐姐为爸爸政策落实往返于贵州湖南之间，没有二毛的帮助，姐姐很难逃过造反派的魔掌。
  二毛在厂里也有不少女孩喜欢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个个的拒绝了。二毛对我一家的义举让我感动，他帮助过姐姐，也帮助过爸爸，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过，我们一家要是有出头之日，我会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可是他和姐姐这样我就不能接受了，我感觉他们也不该这样。第一，二毛比姐姐小得太多；第二，我们是一个家族，这是最大的忌讳；第三，姐姐的文化和二毛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爸爸妈妈最不能接受的是我们和二毛一家是同一个家族——其实那时婚姻法也有规定，出了五服是可以结婚的，我们两家以经不止出五服了。但在乡下，在家族那种氛围里生活长大的我，接受不了这一事实的。
  又到春节了，我也领了一百多元工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挣这么多的钱，那时最好的肥肉才七角六一斤——那年代人们不是买瘦肉，而是越肥越好。鸡鸭都只四、五角钱一斤，家里可以过个好年了，我心里十分想姐姐，我心里默默的盼望姐姐能回来过年，不再和二毛好了。可是离春节只有几天了，我听说二毛要来万山过年，我心里再一次非常的恨姐姐，我希望爸爸妈妈能愉快的过个年，可是二毛一来，二坑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爸爸看到了一定非常生气，大年二十九，我对爸爸妈妈说不如上贵阳大哥家过年，爸爸一下子很高兴的答应了，为了不让爸妈知道二毛来了，大年三十，天下着很大的雪，我担着爸爸妈妈的行李，还有妈妈做的腊肉香肠，几十斤花生米（那时花生米非常紧俏），赶赴贵阳。大哥也非常高兴，见到爸爸妈妈这样开心的过年，我心里也很开心，心想总算让父母过上一个物质丰富的年了，可没想到的是还不到初十，姐姐的信就到了贵阳，宣布了她和二毛的婚事。爸爸妈妈一下子全气病了，妈妈一个劲的哭，爸爸气得说胡话，吃不下饭，好好的一个年过成了这样，我对姐姐的恨更刻骨铭心了。我恨她伤风败俗，没有良心，没有孝心，恨她给家里人丢脸。
  过完年我要干活了，我提前回来，让爸爸妈妈多在贵阳玩些日子，那里有妈妈的家族，有很多堂舅和表哥表姐，他们可以常常来陪爸妈玩，我不想二老回来看到姐姐二毛在一起。我回来几天没有看到姐姐，但是听和姐一起上班的人说姐姐背地里骂我，其实在姐心里我一直最听她的话，我一下子这样对她，她也受不了，可是在我心里，要就姐能回心转意，要就我们成陌路人，在农村长大的我把姐的这桩婚事看得太丢人了，我说不出的痛苦和矛盾。那时没有电视，有的也是个别条件好的家庭有台把12英寸的黑白电视，电影院才是整个万山最热闹的地方，人们的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地方。那天我在电影院看到了姐和二毛，我躲路走过，可是和我一起的女孩，也是和姐一起上班的同事，她对我说，刚你姐骂你傻狗，我气不打一处来，本来为姐这样气爸爸妈妈我就恨她，现在她还骂我，我正在气头上时姐姐和二毛从我门口路过了，我想都没多想，跑过去就找他俩打架，我怎么也打不过他俩，就二毛一人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气愤中的我管不了这么多，打输了又提着虎子打到她门上去。我被打伤了，我也把二毛的头打破出血了，晚上，和平和和平的爸爸还有很多很多邻居上我家来了，他们七嘴八舌的，老年人都觉得姐姐这样做是给家人脸上抹黑、给社会抹黑。那时的人们思想还很封闭，在万山别说是家族就是同姓结婚，背地里也有不少人议论说闲话，很多老人反对子女找同姓作配偶。
  在乡下长大的我就这样和姐反目成仇了。我恨姐姐不争气，我们姐妹好不容易离开那个让我们受尽屈辱的故乡，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的回去了，可是姐姐这样处理个人问题，我们怎么扬眉吐气的回去，我们永远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爸爸妈妈在人前也永远抬不起头，封建意思完全统治了在农村长大的我，我一点也不能理解姐姐的感情，我对姐姐的爱全部转成了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姐姐和二毛的婚事，二毛一直对姐姐这么好，他们感情是真挚的，他们的婚姻也是合法的。
  朱砂水银
  在待业队搬完冶炼炉的木料后就开始拆炉子，因为冶炼炉下面的地底下会有流失掉的水银，坑口就让这些待业人员把地底下的水银挖了出来，回收给国家。
  水银是朱砂提炼的，工人们先在地底下的石头里打巷道，然后探矿，再化验矿的含量，确定后就开始开采。经过打洞、埋药、爆破，工人们就把炸下来的矿石运送出来，在上世纪50年代是用人工运送的，因为洞子里爆破后灰尘太大，通风防尘不好，工人在爆破后不久就进去运送，久而久之，大部分老工人都有矽肺病。
  在那个年代，人们只能用人工选矿，把运来的矿倒进一个大溜槽里，后来慢慢的陆续用了机械，就有了机选厂，井下也有了电机车，可是工序基本一样。把没有朱砂的矿石拉出去倒掉，一搬都倒在山谷里，然后把纯朱砂挑选出来，绿豆大的叫绿豆砂，玉米大的叫苞谷砂，再大的就叫宝砂，朱砂的形状非常漂亮，呈三角形，有朱红和枣红两种，通体发亮，传说中朱砂辟邪，所以很多当地人在做棺材时会把很多朱砂放里面，我在给我爸爸做棺材时就放了好几斤粉砂，还在四只角上放了四颗大指母大的宝砂。
  把纯朱砂选出来后，其它矿石就送到冶炼炉炼水银。冶炼水银就像烤酒一样，水银在金属里的比重仅次于黄金，水银是液体金属，只要有一点缝隙它就砧进去了，所以冶炼炉只要有一点缝隙它也会跑到地底下去。水银是有毒金属，冶炼工人每年有半年的疗养时间，但是用不了几年这些工人都会开始掉牙，口腔出血更是常见的事了，大部分人都会手发抖。在最困难的年月，虱子成灾的时候，冶炼工人的家里也不会有虱子，有些农村人虱子太多了无法消灭就去冶炼厂要一点水银灰，放在头发里或床上，一会就会听到虱子蛋噼噼啪啪的爆炸声。
  当我们第一次把炉子地面的水泥板拗开时，大家都傻眼了，摆在我们眼前的乱石和水泥板的背面上全是一颗颗亮晶晶的水银，像露珠一样挂在上面，有些经抖动掉下来马上钻到地底下去了，工人（待业青年）们个个争着把石头上的水银用手抹下来放在各自带来的小盆里，然后把它装进水银罐里，不一会，带去的水银罐就装满了，一罐水银有75公斤，可地底下还有太多的水银，工人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派人走进洞里的罐头——也就是电梯，那里有个电话，是供井下和地面联系的唯一的通讯工具，在那里把这一消息告诉坑领导，坑口马上派待业队的负责人下来，并带了两个水银罐下来。待业队的头头说话声音特别大，人们后面叫他大炮，是个文革造反派小头目，文革中因为派性吃过不少苦头，也整过不少人，给人的印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坑口领导把一些得罪人的事都让他出面，他也很乐意这些差事，感觉很受领导重用。他又是当地人，虽然没有文化，可嘴还是很会说，一些俏皮的待业青年只有他能制住。第一天我们装满了三个罐子，还装满了各自的小水瓶，队长兴高采烈的向坑长报了功，把回收回来的水银放在待业队的办公室，可是没两天办公室的门就被撬开了，小偷把水银偷走了一部分。
  社会经济开始开放，什么东西都能在市面上卖了，朱砂水银也一样的大摇大摆的放到市面上交易了，赶集日有小半条街都摆上了各种不同规格的朱砂，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光顾这一市场，能卖钱当然就有人偷了。当时我们大家挖水银没有定额，不管谁弄多弄少都一起分钱，钱是由队长说了算，水银很值钱，可它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