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那天上午，我是第一次感觉父亲看上去竟是如此地消瘦。
  医生诊断出父亲咽喉上的肿块是癌瘤。在以后的4个月当中，我几乎每天都会感觉
  到父亲正在逐渐地消逝。他好像被所发生的一切搞糊涂了，他一直非常的健康。看着他
  由165磅的身躯转眼间变成115磅的皮包骨，简直让人无法承受。我尽力地和他接近，但
  我猜想他当时的思想一定非常混乱，他还不可能会注意到我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
  我的猜想看上去是对的，直到圣诞节前夕的夜晚。
  那天夜里，我来到医院，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在那里，他们已经在那儿呆了有一整
  天了。为了让她们可以回家去休息一下，我决定留下来继续看护。当我走进父亲的病房
  时，他正在沉睡，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也许已经醒了，但他是如此的虚弱，
  以至于我几乎听不见他要说什么。
  大约是夜里11点30分的时候，我感觉睡意袭来，就躺在一张小床上睡下，这张床是
  早先时候一个护士搬进来的。突然，父亲叫醒了我，他在喊我的名字，“里克！里克！”
  当我坐起来时，我看见父亲正坐在床上，看上去神色很坚决，“我想跳舞，我想跳舞，
  就现在。”他说。
  开始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所以只是仍旧坐在原地。他再次坚持：
  “我想跳舞，儿子，就让我们最后再跳一次舞。”我走到他的床边，轻轻地弯下腰问他：
  “你是想和我跳舞吗？爸爸。”的确让人吃惊，几乎不用我的帮助，他从床上自己站了
  起来。他的能量一定是来自上帝的恩惠。手拉着手，搂住对方，我们绕着房子跳了起来。
  那天夜里，我们所拥有的精力以及我们所分享的爱是以往任何作家在他们的语言文
  字中所从未描述过的。我们结成了一个整体，是在真正意义的爱、理解以及相互关怀下
  结合在了一起。我们所有的生命历程都似乎在那个时刻交织在一起，跳踢踏舞、打猎、
  钓鱼、打高尔夫球……我们在一刹那间复苏了所有的记忆。时间凝滞了。我们不需要收
  音机或录音机，因为所有的曲调（无论是已传唱的老歌还是尚未创作的音乐）都在天空
  中奏响。小小的病房比我所见识过的任何舞场都要宏大。爸爸的双眸闪烁着悲喜交加的
  光彩，那是我未曾见过的。我们跳着，跳着，相对四目已是泪光莹莹。我们依依道别，
  在短暂的一刻，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彼此间坚定的爱。
  我们止住了舞步，我扶父亲回到床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深呼了一口气，握住
  了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谢谢你，我的儿子。你来这和我共度长夜，使我很快活。
  这对于我是如此的有意义。”第二天是圣诞节，他去世了。
  那最后的跳舞是上帝在圣诞节前夕赠给我的礼物——一件欢乐和智慧的礼物，因为
  我发现了父子之间的爱会达到怎样的强烈与明确的程度。
  好了，爸爸，我的确爱您，我企盼着我们下一次能够在上帝的舞厅中跳舞。
  （里克·内尔斯）
  爸爸
  一个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对于生而不是对于死的沉思。
  ——斯宾诺莎
  我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于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
  女孩。你知道吗？是我选的爸爸。妈妈和“爸爸”约会一段时间后，我对妈妈说：“他
  就是我爸爸，我们将接受他。”
  我参加了妈妈和爸爸的婚礼，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说他们参
  加过父亲的婚礼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过道走下来）？
  父亲为这个家而自豪（两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好多人对妈妈说：
  “查理看起来对你的小家伙们感到很满意，很自豪。”那绝不是奉承话。爸爸确实对我
  们的聪明、诚实和对人们满腔的爱而感到满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爱的微笑）。
  我快17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病了。检查了几天，医生仍找不到病因。
  “如果我们这些权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话——他一定是健康的。”他们让爸爸回去上
  班。
  第二天，爸爸从班上回到家里，泪流满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
  我从没见过父亲哭泣，父亲说哭泣是懦弱的表现（与此有着有趣联系的是，我——一个
  爱激动的十几岁的孩子——会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终于，我们说服了爸爸让他住进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医生说他随时都会
  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更了解爸爸，我们知道他至少还能陪我们度过3个星期。因为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后是我的生日。父亲一定会和病魔作斗争的——祈祷上帝给
  他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生日。因为他不愿我们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愿将来有
  这样的回忆。
  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时候，他会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生命必须继续。
  父亲十分希望我们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无忧无虑。我们要求父亲像以前那样仍然是我们
  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达成了一致。我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常”活动，而父亲是
  这些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尽管是在医院里。
  有一次，在我们日常的探望之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亲走到走廊。“你们来
  的时候查理总是平静，很积极，我想你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气和忍
  耐力去掩饰他的苦痛。”
  母亲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饰，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愿让我们难过，他知道当
  我们看到他受煎熬时我们会有多么难受。”
  母亲节那天，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医院。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门厅里等着我们了
  （妹妹太小是不允许进父亲的病房的）。我替爸爸买了一件送给妈妈的礼物。在那个属
  于我们的门厅角落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精彩的晚会。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下楼了，所以我们把生日蛋糕、生日礼物
  带到了医院，在父亲病房的同层楼的接待区里庆贺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举行了舞会。按照惯例我们在家里拍了照，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
  了医院。是的，我穿着带裙环的长长舞裙穿过了医院（我的这身衣着不适合乘电梯）。
  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尴尬，可当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时，这种感觉消失了。这么多年来，
  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可爱的女儿举行第一次舞会。
  妹妹每年要参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总要进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
  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妹妹身着舞裙缓缓地走过走廊。她为爸爸表
  演了优美的舞蹈。父亲始终都微笑着——尽管每一个动作的拍击声都会引起头部的剧烈
  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们把妹妹偷偷地带到父亲的病房里，因为父亲不能离开病房
  （当时护士善意地装作看不见）。我们又庆贺了一番。但父亲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已经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抗争。
  那天夜里，医院来了电话，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以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从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坚决主张不要让生活
  停下来。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关心着我们，爱护着我们，为我们而骄傲。他
  的最后愿望是什么？那就是葬他的时候，衣袋里要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
  （凯利·J·沃特肯斯）
  麻雀死后飞到哪儿？
  死者并没有死亡。他们在一旁观看并帮助我们。
  ——D·H·劳伦斯
  孩提时我经常想：麻雀死后飞到哪儿？我想不明白，一直对此迷惑不解。现在我看
  见一只麻雀没了生命，静静地躺在那儿，悄无声息。我知道它没死。一定是什么东西伤
  害了它：这种东西把它，一个迷途的灵魂，在黑夜里带走了。
  6岁的时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个男孩。我们常在沙箱里玩，讲那些早被
  大人忘记的事——像永远这么小点儿，或者讲藏在床底下，衣橱里面的妖怪。他叫汤米，
  但我叫他麻雀，因为对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有些瘦小。现在想起他的名字有着莫大的
  讽刺含义：他也死了。
  我忘不了知道汤米要死的那天。那天我在沙箱里等着汤米，边等他边漫不经心地用
  沙子堆我们以前就开始堆的城堡。没有汤米，我不会专心玩的，所以我在等他，等似乎
  需要永远等下去的人。天开始下雨了。不一会儿，我就隐约地听到屋子里电话铃声。大
  约10分种以后，妈妈出来了，打着伞，但脸湿了。我们朝屋子走去。在我刚要进门的时
  候，转身发现雨把我和汤米的城堡浇倒了。
  我走进屋子，刚刚喝完一杯热咖啡，妈妈把我叫到桌子前，拉着我的手，妈妈的手
  在抖。我立刻感觉到：汤米出事了。妈妈说医生刚刚给汤米作了血化验，汤米得了白血
  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我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说人们得了汤米所得的病
  ——不，是病找到汤米——一定会死。我不愿他离开我，我要他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我必须见汤米。我一定要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汤米家下了车，刚一
  进门，汤米妈妈说汤米不想见我。她不知道她多么轻易地就伤害了一个小女孩，像打碎
  薄玻璃那样击痛了我的心，我哭着回了家。到家不久，汤米打来电话说，等我爸爸妈妈
  睡着以后到沙箱那儿找他，我答应了汤米。
  他看来没什么变化，也许脸色有点苍白，可他还是汤米。他真的在等我。我们一边
  堆城堡一边讲那些大人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汤米说我们能住进像这个小沙堡一样的房子
  里，永远不长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在那睡着了，沉浸在纯真的友谊之中，躺在
  温暖的沙子上，城堡为我们守望。
  我醒的时候天还没亮。沙箱像一个小岛。四周是望不到边的草的海洋，只是一部分
  被后院和街道隔断了。孩子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一颗露珠也会在那想象的海洋中闪闪
  发光。我记得当时伸出手去碰露珠，看它是否会在草海上泛起涟漪，结果没有。我转过
  身，看见汤米就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他已经醒了，凝视着城堡。我也去看城堡。坐在那
  儿，城堡那令人敬畏的魔力把我们两个深深地吸引住了。
  汤米打破了沉默，“我要到城堡里去。”我们像木偶那样挪到城堡跟前，好像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知道的。汤米的头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沉地说：
  “我现在要到城堡里去了，你要来看我，不然我会寂寞的。”我诚心向他保证我会去的。
  他闭上了眼睛。我的麻雀飞走了，飞向所有麻雀死后都飞去的地方。沙箱里只留下我，
  抱着那只没有灵魂，不再完整的小鸟。
  20年后，我来到汤米的墓前，把一个小玩具城堡放在墓上，城堡上刻着这样的字：
  “给汤米，我的麻雀。有一天我会走进城堡，永远和你在一起。”
  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回到沙箱那儿，想象出我们的城堡。然后，我的灵魂，像汤米
  那样变成一只麻雀，飞回城堡，飞到汤米身边，和别的所有迷失的麻雀在一起，重新变
  成一个6岁的小女孩，一个永远不长大的小女孩。
  （凯茜·考考斯卡）
  请帮我穿上红衣服
  任何理解生命意义的人，决不会害怕死亡。
  ——托马斯·富勒
  在我做教师和健康护理员双重身分的职业中，我一直工作在许多感染爱滋病毒的孩
  子们中。同这些特殊孩子们的关系永远是我一生的礼物。尤其，从泰勒那里学到了勇气，
  让我把泰勒的故事讲给你听。
  泰勒出生时就感染有爱滋病毒，他的母亲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从他生命的开始，就
  依靠药物生活。当泰勒5岁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在他的血腔血管中植入一个软管，这
  个软管同他背着的包裹内的泵相连，药品挂在泵上，不断地通过软管，输送到血液之中。
  有时，他需要补充氧气来维持他的呼吸。
  泰勒不愿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放弃童年时代的每一分钟。在他家后院的周围，经
  常能看到他玩耍奔跑的身影，背着盛满药物的包裹，抱着装着氧气瓶的小车，我们所有
  人都对他十足的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