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人，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地发作。他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范围，
  无法用正常人的标准来理解。一刹那间，我突然想到了雷玛，是不是与她有关？我
  以前从来没有把她设想得很阴险，我以为她那趾高气扬只是在显示她在斯达面前比
  我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女人得志的一种夸张表现。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是她
  出卖了我，把三角烧瓶放在室温之事报告了斯达。这件事错不完全在我，我应该理
  直气壮地告诉斯达真相。一股勇气油然而生，我停住试图逃命而走的脚，牢牢地站
  在斯达办公室的门口。我用尽平生的气量毫无畏惧地大声叫起来：“我昨天把三角
  烧瓶交给了雷玛，她和我都忘记把它放到冷室。”斯达先是一惊，他万万没想到平
  常那么温顺和谦和的我也会猛叫起来。斯达仍高声地说：“你撒谎！雷玛全然不知。
  她今天早上才发现你把抗体放在外面，你居然叫她不要告诉我。我不能容忍不诚实
  的人呆在我的实验室。”原来雷玛不仅出卖了我，而且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我头
  上，我居然那么天真地把她当做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悲愤之极，用十分恳切而坚
  定的语气说：“我没有撒谎，我们一块去找雷玛对质。”斯达说：“我用不着与你
  去对什么质，你不要把账赖到雷玛头上。”当我回过头时他已经转过了背，朝他的
  办公室走去。我望着他矮胖的身躯匆匆在我眼前消失，然后听到他办公室的门“砰”
  的一声被关上。我对雷玛充满仇恨。雷玛见我进来，很镇静地站着，面朝着我，眼
  光里含着不屑一顾的神情，胸部依然挺得高高的，两只被眉笔绘得深黑的眼眶衬在
  脸上。我从来没有感到这张面孔如此丑陋、邪恶，那双眼睛如此阴险、狠毒、不可
  琢磨。我正想尽全力向她吼叫、发泄一通，突然发现珍妮和飞利浦正用同情的眼神
  注视着我。我想狂吼的勇气一下泄掉了，只是紧紧咬住牙齿，用仇视和鄙薄的眼光
  死死盯住雷玛，让无声的沉默代表我要说的话，申诉我的愤慨。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一切都如了她的愿，或许这一切都是她布下的陷阱。为了生存、
  为了她在这块不大的空间所拥有的今天，她何止是如此对付过我一个人呢？
  我终于离开了。我真的感到禁锢了整整半年的心，一下解脱下来，轻松了。
  第八章
  我有一个月的时间用来找工作，这应该是很充裕的。最初的两天，我只想好好
  休息一下，在折腾了半年的时间后，自己已经疲惫不堪。我计划着一边自己的
  简历和写求职信，一边到医学院的图书馆，查找专业与自己接近的论文，抄下研究
  方向和作者的通讯地址，然后按地址寄上我的简历和求职信。
  一星期下来，我已经向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我所在的西海岸的大学医学院、
  研究所发出五十多封求职信。最初的日子，我还没有紧迫感，碰到的熟人和朋友都
  说美国的工作机会多，一定会很快找到工作。李晓刚建议我拿着自己的简历到洛杉
  矶的几所大学医学院和医院的研究室挨门挨户去找，看见像老板模样的人便递上自
  己的简历。我照他的建议，每天一大早就背着包，装满了整整齐齐的个人简历，等
  候巴士，去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找工作。这些全美一流
  大学的实验室竟然让我傻眼了：个个实验室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在那儿做实验。
  我在斯达实验室近似于禁锢般的生活，每天只是实验室———住宅———成人学校
  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模式，使我对外界一无所知。眼前都是一些血气方刚、从国内
  各个大学硕士和博士毕业不久的人，而且绝大多数比我年轻。这些人占满了各个实
  验室的研究位置，他们以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聪明的脑袋、渊博的学识和灵巧
  的双手占领了美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一片不小的天空。我几乎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的
  研究人才从国内涌到美国来，像我一样做着淘金的梦。这既让我感到亲切、惊讶，
  又无形中给我巨大的压力。这些与我有着相似的学历、经历和更娴熟的实验技术的
  一大群已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以及每天仍在源源不断涌来的新人，竞争着仅有的实验
  研究空间。在他们的眼睛中，常常看到的是警惕和排斥的神情。
  我无所畏惧地仍带着谦恭问谁是老板，然后去敲开那些教授们的办公室，恭恭
  敬敬地走进去，千篇一律地问道：“请问你的实验室有空缺的研究位置吗？”多数
  情况下对方总会热情地请我坐下，问问我过去的研究经历，会哪些技术等等。当我
  满怀希望地等待对方张口告诉我是否有空缺位置时，接下来的便是说：“非常抱歉，
  我目前没有新的工作位置。我会把你的简历放在案卷里，当我有新的工作时就会考
  虑你。”这些没有让我完全绝望的答复支持着我每天坚持不懈地四处奔波，敲开一
  个又一个实验室的大门。每天下午赶回住所，第一件事是检查电话留言，然后打开
  信箱在一大堆的广告和垃圾信件中找有没有哪个大学回函。
  这样折腾了十来天毫无进展，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虑不安、不知所措，开始担忧
  万一找不到工作时的身份问题。对我来说，经济问题已不是当务之急了。一个月的
  时间，已经剩下不到二十天，在这最后二十天里如果还是没有一个老板肯雇我的话，
  我的J　—1　身份就失效了，我必须离境，否则身份就会黑掉变成非法居留。
  宁静劝我不要太悲观，实在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呆不下去就去日本。我说：“去
  日本？我又不懂日语，怎么工作、生活？”宁静说：“你不愿意来日本就先回国去。”
  我不情愿地说：“回中国去？实在太窝囊了。半年时间把家里带的钱用光了，又灰
  溜溜地往回跑，不要说亲戚朋友怎么看我，那借的一屁股债拿什么还？”宁静安慰
  我：“借的债你就不用老惦着，至少我还在日本呆着，我会想办法。真要回国也没
  什么不好，谁会知道你在国外呆得怎么样？那么多人回国，个个神采飞扬，让人羡
  慕死了，你真以为个个都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呀？那国内报纸上报道的回国人员，
  个个都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抱着满腔爱国热情，毅然回国投身于祖国的四化
  建设，然后就是房子、位子、票子一起上。你当时不就是被这些耀眼的光环照得耐
  不住，不出国镀镀金死不瞑目？”我说：“在这儿混得怎样，谁不知道谁呀？国内
  报纸报道的是典型人物。那时候伍冬明从英国跑回来，校报上大肆张扬了一通，让
  他当了教研室主任，聘了副教授，把我给挤了下来。我们当时不也都说那家伙没本
  事，别人能在国外呆下去，他混不下去了，跑回来抢位子。他在国外呆了两年，我
  呢，才半年时间。你不知道这里的实验室里面几乎全部是中国人，有几个回去的？
  我真有一天要回国，也得先混出个人样。”
  这天，是我的生日。一清早，我又跑到南加大医学院图书馆，想再查找一些教
  授的名字和地址，把复印好的一批简历寄出去。泡到中午肚子饿了，我挎上包来到
  图书馆门外，找一块草地坐下来啃自带的面包。忘了带水，面包干硬卡在喉口下不
  去。一股浓烈的饭菜香味从不远的医学院的餐厅飘过来，钻进鼻孔。这令人垂涎的
  芳香，使我想起去年在家乡过生日的景象：宁静做了一大桌菜，露露在生日蛋糕上
  插上蜡烛，然后与妈妈一起拍手唱起生日快乐歌，我在一片喜气洋洋中吹灭蜡烛。
  此时，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坐在草坪上啃面包，心里不禁一阵凄凉。我尽力不去
  回想过去，不去加重内心的孤独。在举目无亲、孤魂无定、漂泊流离的日子里，那
  些回忆只会让我不堪负荷的心更加沉重，更加伤感。我捏着干瘪的面包紧闭着双眼
  低下头，心里默默向上天祈祷：“老天爷，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很想有一份工作，
  不管付我多少薪水我都接受。你能给我这个礼物吗？我真的很想要这份礼物。”我
  把剩下的面包塞到嘴里，慢慢嚼着，心里却浸在失落与被遗弃的伤感中。
  踏入房门我看见床头的电话闪着留言信号。我按下播音键，是宁静的声音：“
  志翔，拨了两次电话你都不在家。今天是你在国外的第一个生日，我真希望我和露
  露就在你身边，像往年一样为你点燃生日蜡烛，为你唱生日快乐歌。可是现在我们
  相隔千山万水，我只能对着话筒向你说一声：生日快乐。虽然你离我们那么遥远，
  你正面临找工作的压力，你正经历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你都
  要好好保重自己。露露和我时刻都在想念你并为你祝福。”我很感动，在我失落和
  孤寂的时候，短短的几句话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我想再听一遍，正要按下重播
  键时，听筒里又嘟了一声开始下一个留言。这是希望城糖尿病实验室威廉博士的留
  言，他说他的实验室有一个空缺，他希望约我面谈。我怕听错了，又把留言听了一
  遍，差点儿跳了起来。希望城是美国著名的国家医学研究中心，就在我们附近的城
  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立即拨通了威廉的办公室电话，与他约定第二天去他
  办公室面谈。
  我没有在房间里作片刻停留，马上又返回医学院图书馆。这是一次太难得的机
  会，我必须尽全力做充分准备，做到万无一失。我在图书馆中查阅了威廉发表的所
  有论文，仔仔细细地读了他近几年做的研究，然后又在纸上列出面谈中他可能向我
  提出的各种类型的问题，并对每个问题做尽可能详细的回答，然后逐字逐句地咬准
  发音，反复读反复背那些问答题。我忘记了吃晚饭，一直忙到晚上十二点图书馆关
  门。
  第二天，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找到希望城糖尿病研究中心。那是一
  幢灰白色不起眼的四层楼房。我来到二楼，出了电梯，接待厅里有一张台子，台子
  后面坐着一位黑人秘书。我走了过去说：“我与威廉博士预约了面谈。”她说：“
  你等着，我给你叫一声。”我在靠窗户的地方找了个位子坐下等着，把装满威廉博
  士的论文和我的简历的黄皮纸大信封放在膝盖上，眼睛紧盯着通往实验室的玻璃门。
  我猜想着即将出来的威廉会是什么样子：黄头发、高鼻梁、和蔼友善的老头，或者
  是大肚子、圆脑袋、两眼带着傲气的中年男子？他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第九章
  我焦灼地等待着。心里很紧张，设想着在威廉出现后不久的时刻，将是我命运
  的判决。或许只有半小时，我的命运将完全被改变，我期待着又带着几许惶恐。终
  于玻璃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位灰白色头发、高高个子的中年人走了出来，秘书
  告诉我这就是威廉博士。威廉博士径直朝我走过来，伸出手：“我是威廉，你一定
  是刘博士。”我点点头马上伸过手去握了一下他的手。
  我随着威廉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指着桌子旁的一张椅子，
  示意我坐下，随后很快地把桌子上早已摆在那儿的一个卷宗打开。我坐在他面前紧
  张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心扑通扑通地跳着，等待着他发问。
  威廉博士竟然没有首先向我提问，而是详细地向我介绍他自己的研究，让我了
  解他干了些什么，正在干什么和以后想干什么。威廉是糖尿病专家，他的专业范畴
  与斯达的有很大差别，他的侃侃而谈中夹着一些我很生疏的词汇，让我无法理解整
  个句子意思。尽管如此，我仍不住地点头，装出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每一句话的
  样子。事实上，我只是凭着听懂的一些单词猜测他在讲什么。
  威廉博士扬扬得意地讲着，看情形，他丝毫也没有注意我是否听懂。他对我佯
  装出的欣赏和参与感十分满意。让我惊奇的是当他滔滔不绝地完成了他的讲演，他
  居然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有关专业方面的问题，完全信赖了我简历上对自己加以修饰
  和夸张了的研究能力。他的轻信和真诚，让我觉得他完全与斯达是两个世界上的人。
  他问我：“你是开车来的吗？”我摇摇头：“我不会开车，乘公共汽车来的。”“
  乘公共汽车很花时间，你可以搬近一些吗？”我说：“当然可以。”他又问我：“
  你现在多少钱年薪？”我犹豫了一下，怎么说呢？你给个数就行了嘛。虽然我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