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实验室将缓冲液、透析液配好。其实按公司寄来的现成实
  验方法操作起来并不难。我特别小心地把实验程序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操作步骤
  都严格检查，做到万无一失。这次纯化的抗血清不过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的五分之
  一，但仍要花掉近千美元。如果实验出现差错，无疑我是无法得到斯达的原谅，潜
  意识中我不免有些紧张。我已经做得尽可能周全了，如果再出漏子也就是天意，我
  也就只好认命了。
  我匆匆吃完午饭赶回实验室时，秘书约翰传话过来，要我做完实验后去临床研
  究中心取第二天做实验的血样本。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把纯化洗脱下来的抗血清分
  装到透析袋中，然后把透析袋放到盛有预冷的透析液的大三角烧瓶里，再放入一根
  长长的搅拌棒在烧瓶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三角瓶来到冷室门口。我想，我只要把三
  角烧瓶放到冷室里的磁力搅拌器上，让搅棒慢慢转起来，我的事情就算结束了，明
  天雷玛会去取透析过的抗血清做她的鉴定。我左手把三角烧瓶紧紧抱在怀中，伸出
  右手想打开那扇沉重的大门，门被紧锁着。我抱着三角烧瓶又折回到实验室。我向
  雷玛要冷室的钥匙，她告诉我说钥匙被楼下的人借去了，过一会儿她要他们送上来。
  我说：“我马上要去临床研究中心取样品，回来后还要分离样品。”雷玛说：“你
  把烧瓶放在这里，呆会儿钥匙送来，我有空的话，我把它放到冷室去。”我说：“
  好吧。”便把大三角烧瓶放在雷玛的实验台上，然后匆匆往临床研究中心赶去。当
  我从临床研究中心拿回实验标本时，已到了下班时间。珍妮和飞利浦已经回家了，
  门没有上锁，灯还亮着，好像雷玛还没有离开。
  分离完血标本，天已经暗下来。我舒了一口气，准备回家。突然想起那个装着
  刚纯化出来的抗体的大三角烧瓶，不知雷玛是否已抽空把它放到冷室里去了。我赶
  忙跑到雷玛的实验台上找，没有找到。我想或许雷玛已把它搁到冷室了，我四处寻
  找冷室的钥匙，翻遍了雷玛放钥匙的抽屉，仍然没有找到。我只好朝冷室跑去。我
  期望冷室的门没有关或者我能在冷室门上小小的玻璃窗口看到正放在磁力搅拌器上
  的三角烧瓶，长长的白色搅拌棒正在不停地转动呢。但那冷室的门仍然紧闭，我从
  玻璃窗口朝里面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雷玛平常管理很严，人离开冷室，总
  要把电灯关掉。雷玛是老手，她不会把那么重要的纯化抗体丢在外面而离开，明天
  她还等着用这抗体做实验呢。肯定是楼下的人送钥匙来了，她见我还没回来，自己
  把三角烧瓶放到冷室去了。我认定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推断。我平静了一下悬着的
  心，锁好实验室的门，便去赶巴士了。
  晚上，我刚刚躺下，电话铃响了。谁这么晚来电话？我纳闷着。抓起话筒，是
  讲英语的。我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等到对方道出名字，我惊了一下：雷玛！
  我和雷玛从来没有互相通过电话，她没有给过我她家的电话号码，这些老外都
  很忌讳休息时间被人打扰。相反，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有认识的人，我是
  恐怕别人不来打扰！没人来给我沉闷的公寓带来一些新的内容，万籁俱寂的夜晚和
  空虚无聊的周末对于单身汉来说是最难熬的。但雷玛来电话一定没有好事，我感到
  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果然，雷玛说：“志翔，我刚睡下，忽然想起一桩事，你把
  纯化抗体放到冷室了吗？”我脑袋“嗡”地一下：老天爷，我还以为她早把三角烧
  瓶放到冷室去了呢！怎么得了，我吓得身子发软，声音颤抖起来：“雷玛，我在你
  的实验桌上找不到三角烧瓶，也找不到钥匙，我以为你已经放到冷室去了。”雷玛
  有点儿慌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变得虚弱和惊慌。她说：“那么大的东西
  太占我的实验台了，我把它放在通风柜里，你怎么不多找一会儿呢？”雷玛惊慌的
  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责备。我说：“我找遍了实验室，怎么也没想到你会把它放在通
  风柜里。”雷玛说：“斯达博士现在还在办公室，但我们不能让他去弄，他会非常
  气愤的。你去实验室，冷室的钥匙放在你的抽屉里。”该死，我怎么会没想到找自
  己的抽屉呢？雷玛怎么不留张条在我桌上呢？我顾不得同雷玛啰嗦，放下电话赶紧
  去实验室。
  我匆匆赶到巴士站，夜晚的巴士班次很少，车站里无人候车。半小时过去了，
  仍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等我坐上巴士再到实验室，那三角烧瓶里的抗体恐怕已经
  腐败掉了。我冲出候车亭直往寓所跑，心里焦灼得不知所措。
  我一时间想不起找谁帮忙，平时天天困在十九楼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此刻求
  助无门。算了，自己骑车去，大不了花一小时在路上。晚上车少无行人骑快点儿或
  许半个多小时可以赶到。我认定了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穿上一件外套，冲出住所，
  跨上自行车便一阵猛踩。穿过嘉伟大街朝北，我几乎没有坐在座垫上，弓着身子一
  个劲踩着车子鬼使神差地沿着大西洋大道朝北骑去。这是我每天骑车去成人英语学
  校的路，太熟悉了，熟悉得让我全然不用脑袋去思索就顺道而行。过了10号高速公
  路桥下我才猛然想起自己走错了方向。我想停下来折回到嘉伟大道往西行，但一算
  路程，再绕回去，还不如从前面的山谷大道去医学中心。于是我继续朝前骑。
  山谷大道是阿罕不拉市的商业区，但现在，白日的喧哗与繁荣已经销声匿迹，
  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和一些穿梭的汽车。商店门前的霓虹灯仍在闪烁着，有的店铺里
  还亮着灯，可见人影在店里闪动。但我此时无暇顾及四周的这一切，我的脑海里只
  有那一只大烧瓶里面用薄薄的透析袋装着的纯化抗体。只不过十来毫升，好少一点
  儿东西哟，但我却不得不为它赴汤蹈火。
  710　号高速公路的出口处，绿色的交通灯正亮着，我没有减慢速度，向着十字
  路口冲过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一辆深色轿车猛然从710　高速出口冲过来转向山谷
  大道。我来不及刹车，飞速的自行车与迎面而来的汽车“轰”的一声相撞。我被撞
  飞起来，越过自行车，滚到汽车前盖上，头“咚”地一声撞到金属车盖上。汽车急
  速刹车，我的身体被惯性驱动，在车盖上猛地滚向车前的挡风玻璃，瞬间又滚回车
  盖，最后从汽车上摔下来。当我“轰”地一声落到地面时，已经震惊得不知刚才发
  生了什么。待我回过神来，猛然意识到这一幕多么可怕。我摸摸头，还是圆的；又
  摸摸腿，也还在我的身上。老天有眼，我没有死，我活着！撑起身子，我疯狂地想
  往前面爬。我要逃开，逃开这死神的呼唤！
  第七章
  雷玛阴沉着脸，一点儿不听我的解释，对我昨晚上的遭遇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
  同情心。她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怎样向斯达交代这很可能完全报废的抗血清。透析抗
  体的三角烧瓶在室温里搁置了一个晚上，她与我同样有责任。做科学实验，人非机
  器，就是机器也会有出问题的时候，我深信她一定也有做砸过无数次实验的经历。
  只是她绝对没有让斯达知道，她把自己保护得让斯达认为她的实验真的做得无懈可
  击。但这次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斯达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干的，没有一个环节能逃
  掉斯达敏锐的眼睛，我想这是雷玛如此慌神的原因。这一天本来该由她接下来做抗
  体效价和纯度分析，斯达会等着要结果。做下去与否让她很为难，从她高跟鞋撞在
  地板上发出的杂乱的毫无节奏的声音，我听出她内心的无序与困扰。与她相处几个
  月来，我是第一次感到她表面上的趾高气扬下的心虚与对斯达的畏惧。
  怎么办才好呢？我也很犯愁。我很清楚，我的责任是最直接的。我只好对雷玛
  说：“非常抱歉，我让你很为难了。”雷玛摊开双手说：“抱歉有什么用呢？”我
  感到内疚，央求着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这事告诉斯达行吗？我建议你先做G　酶抗
  体活性测定，如有活性再做效价分析。如果结果还行，我们就不要告诉斯达抗体在
  室温的事。万一结果不行，这事就让我来承担责任好吗？”我想抗体很可能并没有
  坏，我们可能还有希望。只要雷玛不在今天报告斯达，我有一两天时间在雷玛拿出
  分析报告前，把手头的实验做得尽可能漂亮一些，也许能将功补过。
  雷玛见我说得很诚恳也有道理，点头同意了。她把三角烧瓶搬到冷室去了，她
  说烧瓶放在通风柜里过了一夜，里面的水没有被搅动，抗体没有透析好，先放到冷
  室搅几个小时，下午再做结果分析。
  我看不出雷玛脸上有明显的不悦，心里踏实了。斯达问我：“什么时候会有结
  果？”我说：“大概一小时吧。我吃过中饭后，把结果一下交给雷玛。”斯达
  说：“好，你先去吃饭，我等你的结果。”
  我从实验室的抽屉里拿出装饭盒的挎包，来到一楼的餐厅热饭。中午的时候那
  个大餐厅总是坐得满满的，人们吃完饭后总喜欢赖在那儿多坐一会儿，不是大声地
  聊天，就是一张接一张地读报纸。我也很喜欢在里面多坐一会儿，但我更多的是喜
  欢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有时候我会去数数那攒动的人头里有多少个中国
  人，或是用眼睛去寻找雷玛和珍妮坐在哪儿。来这个典雅明亮的餐厅里吃饭的人还
  是黑人占多数，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护士和勤杂工。那些穿戴考究的医生们多是白
  人和为数不多的亚裔，他们从来不光顾这个地方。隔壁有一间装饰精美的小餐厅，
  是专为医生和医院高级管理人员开设的。那儿提供各种免费食物。虽然每天挂在我
  胸前的出入证上明明写着“医学博士”几个字，与那些真正的医生们胸前挂的并没
  有两样，可这张让我自豪和荣耀的出入医院的身份证明始终没有给我勇气踏入那间
  奢华的小餐厅。
  这一天，我没有在咖啡厅久坐，也没等雷玛和珍妮下来吃饭，就匆匆赶回了实
  验室。我想着那些样品可能已经测定完了，想着怎样用计算机将数据处理后交给雷
  玛。当我走出电梯，背着挎包朝实验室走时，斯达刚好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他突然
  叫住了我说：“志翔，你到我办公室来。”没等我看清他的面孔，他已转过头，我
  的眼前只有他微秃的头和矮而肥胖圆滚的背影。我没有去猜测斯达为什么叫我去他
  办公室，只是像一个仆人顺从主人往里走。我跟着斯达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很从容
  地转过身来，从桌子上拿给我一封信。他脸无表情、声音异常严峻地说：“你在我
  实验室的工作到今天下午五点钟结束。”我懵了，不明白斯达在说什么。我看着他
  异常平静和冷冰冰的面孔，在猜想着他刚说过的那句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没等我
  反应过来，他突然厉声吼起来：“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我。”他的脸色变成了一块
  猪肝般，眼睛冒着火花，像一只被激怒的雄狮。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狂吼镇住：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刚才他还满面笑容，这么快，不到半小时，这个世界就突然倒了个
  头。叫我交钥匙给他，为什么？我慌张地朝口袋里乱摸，当我拿出一大串钥匙从上
  面取下一个大大的黄铜钥匙之际，猛然醒悟：他叫我离开了，我被解雇了！我的脑
  子忽地一阵轰响，不由自主地捏紧了那把刚取下的钥匙。一股巨大的自我保护和反
  抗的意识不自觉地奔了出来，似乎那个钥匙是我生命的门槛，只要我抓住了它，就
  保全了我的一切。斯达霍然伸出他毛茸茸的大手，抓住我拿着钥匙的手大吼道：
  “交给我！”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失掉了他的教授和科学家的风度，失掉了人的本
  性，面目狰狞得让我恐惧。他一把从我手中夺去钥匙，继续吼道：“你走！离开我
  的办公室，我不想再见到你！”我被这突发的疯狂吓得心惊肉跳，像一只处于危急
  万分的状态想到的只是逃命的兔子，试图夺命而逃。正当我转身之际，斯达又一次
  向我扑来，再一次伸出他毛茸茸的大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抓住紧扣在我
  工作服上的出入证猛地一拉，将医院出入证扯了回去。
  究竟为了什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离奇怪诞的遭遇。此刻我完全认定他是
  一个病人，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地发作。他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范